老祖宗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却偏偏缺少建立以民主自由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妙方。不管人们是否高兴，历史迫使中国人面对唯一的选择：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
　　——袁伟时

　　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
　　——袁伟时

　　当关系学成为教科书的时候，个人的创造能力就被排除在成功之外了！因为个人关系之能力成为了社会主导者——在这里，谁比权力更有权利？
　　——yewei

　　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制度能够给民众多大的（行为、言论）自由、多少（取得财富）平等机会为前提的——无论什么制度一旦给出了民众所在的宪法、法律之下的空间，一旦给民众以同样追求财富的机会，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的——无须建立而成！反之，即使再标榜自己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民众生活除了宪法和法律之外需要再驮其他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规定和条例，都不是什么民主制度！
　　——yewei

　　胡适的自由思想依赖的是理性与实证两大支柱，在现实政治中这很难做到，或者说很容易被误解。因为争取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努力一旦遭到当权者的强力镇压，很容易转化为革命的情怀，熊熊燃烧，然而革命所要求的组织纪律和思想的纯化势必又与言论自由的原则抵触。
　　——《胡适与蒋介石》 徐宗懋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要用什么“全盘西化”吓唬人，何况西或中本来就不应是判别是非的标准。“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我想，这是他们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基本出发点。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基本内容都是挣脱有形无形的镣铐，让公民得到充分的自由。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崇高和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背景和起点的。而科学正是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用民主取代人权为基本口号的时候，自由—人权依然是思虑的中心。民主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权）。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陈独秀深深感到“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洗刷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灌输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知识，为谋求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奠立思想基础。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密不可分的。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没有充分的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作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法治和宪政，又是自由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还是1919年1月开始代之于民主和科学，这些要求都没有改变。否定“旧政治（特权人治）”，确立法治、宪政，是这个运动不变的基本诉求之一。至于他们倡导的科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方法的变革，让中国人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树立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是揭穿各种“灵异”和迷信等欺世惑民伎俩，普及科学常识。归结到一点，无非力图让中国人凭藉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只要稳步地发展已显示其勃勃生机的民间社会，更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新文化运动，完成思想观念变革的历史任务，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促使人权、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要小看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观念变革，造就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权、民主、科学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适价值。不能把它们看作现代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不接受人类文明的这些共同成果。
　　中国人要分享这些成果，当然要致力于制度的革新和建设，但其前提则是切实推进观念变革，新文化运动承担的就是这个历史任务。控诉和发泄对外来侵略者的怨恨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中国人能不能冷静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观念变革的历程如此艰辛，一再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古往今来把自己不喜欢的思想者置之死地的伎俩之一，是把对方说成是魔鬼，从而肆意宰割就有充分的理由了。民族感情是非常复杂又最容易失控的情绪，一个有高度责任感而又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一定要冷静慎重地处理好这个问题。19—20世纪中国吃大亏的原因之一，就是让狭隘的民族情绪遮蔽了的自己眼光。一句“不准以夷变夏”，可把19世纪中国害惨了。20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聪明一点了吧？说完全没长进倒也不是，但依然不敢彻底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紧箍咒。应该讨论的是这条主张、那个观点对不对，而没有必要去追问发明者的国籍。可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人在姓中姓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诸如此类无聊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些人一是冀图赢得卫道的美名，而把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文明知识，因而一再闹出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个人主义……说成是某些国家或某一阶级专有物的笑话。说得不客气一点，所谓反对“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也是这一类煽情语言，尽管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当中，有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逻辑上说，传统——无论是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民俗），都不可能全盘反掉。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被外国同化。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总的说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拓展人的自由空间，是为了完善法治和宪政民主。对理性的反思，也没有根本否定理性，仅是要设置必要的限制，不要走向极端。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注意，但以此为根据要中国人拒绝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成果，冀图用中国式的东西取而代之，我想，这有点丧失历史感之嫌。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任何现代国家的公民，其价值观都是多元的。统一不可能，强制无济于事。在这里“反侵略”，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文化的这个侧面完全属于公民的私人空间；只要不违法，任何干预都是多余和危险的。在这里“反侵略”，不过是文革和文革前的反对封、资、修和文革后的反精神污染的重演。
　　不要忘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至今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学习现代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渲染“文化侵略”的罪恶和恐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能加固思想文化封闭的堡垒，为改革、开放制造新的障碍，让中国和中国人再一次受到历史惩罚。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足以傲世的瑰宝，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籍、思想、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一笔又一笔光辉的记录。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也确实可以找到现代性因素。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明末以降甚至更早一些，中国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是抹煞这些事实，求得民族自大心理虚幻的满足，还是承认落后，虚心体察，切实学习？这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理探讨，而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选择。冷静、理性地回顾19—20世纪中国，没有哪个年代因认真学习西方主流文化而走入困境。而每次重大的挫折和屈辱，都与抗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整整花了60年才有清末新政，冀图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法治和宪政制度。又有谁会料到，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过足足42年，市场经济才重新取得合法身份，过了半个世纪，才把“以法治国”写入宪法？�ナ恰袄砺邸庇Ω檬艿嚼�史的检验和审判，还是历史和现实应该屈从先知的“理论”？如果是前者，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地概括当今世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世纪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国家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都姓资？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提高人的自由度而不是回到专制主义的铁笼中去。头脑清醒的人不应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一个资产阶级帽子然后骂倒、骂臭。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和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老让姓中姓西、姓资姓社这一类无聊问题折磨自己，没有让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知、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这种祸国殃民的两分法早就应该摒弃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要为之费尽唇舌，只能说是命运多舛！�ニ档降祝�这类无聊问题之所以会一再纠缠不清，关键在于弄错了国情。在晚清，无非是一批士大夫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愚昧无知，又勇于充当卫道士，因而利用朝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播弄是非。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然不同于晚清，但知识阶层有些人的思维方法似乎和百年前的先辈仍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以盲目的信念代替理性的思考，因而错误地排斥不应排斥的东西。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从孙文到陈独秀面临的是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和政治家的充分参与，他们也许能拟定出在继承现代文明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改造这个世界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是，世界是在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博奕中行进的，还没有形成书生从容论道、指挥各方人士修理人类社会的机制。不是说思想家完全无用，但不论正确还是错误，你得拿出一套足于吸引民众的理论.当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正在争妍斗艳，对日后世界的行程影响至巨。当时的中国还出不了能影响世界历史行程的思想家。说到底，这是由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不足所决定的。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是，民族自大的潜意识又一再驱使中国人冀图一举解决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中一个又一个重大难题。
　　中国的知识阶层承受了自身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超越”反而阻碍了自己切实地分享世界文明的已有成果。我想，这是20世纪中国一再受挫的重要原因。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政治人物要成功，其第一信条应该是：善于倾听和说服合作者。为此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
　　——《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袁伟时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没有理由逃避后人再选择过程中的审视与批判。对权威的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前提，如果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向权威挑战的勇气，那就真的太可悲了。然而，并非一切挑战都是等值的，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在时间的链子上延伸出来的新环往往有进化也有退化。这一切取决于一代人精神生成的资源和背景。
　　——《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李新宇

　　从民族救亡的角度考察，落后就要挨打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为了改变挨打的命运而向强者学习以获得强健自身的良方，正是不想继续挨打者的正确选择。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国家富强程度的每一次推进都与开放和接受西方文化有关；现代化事业的每一次受挫都与对西化的抵抗有关。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之所以曲折坎坷，不是因为西化，而是因为对西化的抵抗和对现代性的扭曲。
　　作为后发达者，必须向发达者学习。这是无法改变的规律。自己落后而不愿向别人学习，自己不发达而仇视发达者，不得已而学习时仍然要念念不忘民族文化主体性，都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可惜的是，中国人一旦涉及文化传统，总是难以虚心和老实。面对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和先进的文化模式，或者以不适合中国特别国情而拒绝之，或者自作聪明地进行本土化改造，或者只拿来皮毛以做旧体制的装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屡屡受挫的主要教训。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做法并非愚蠢之举，因为它可以成为保护在传统体制中所享有的特权而拒绝民主自由等现代规则的理由。强调特殊性而反对普遍原则，是他们一贯做法，也是维护其私利的唯一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做法却往往源自一种非理性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民族文化本位立场。
　　——《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李新宇

　　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现，西方人最先创造了它，因而拥有了成功的经验。后发达国家既然无法拒绝现代化，成功者的经验既然可以使其避免许多弯路，西方既然已有成功的经验，为什么一定要拒绝？
　　一些人总是强调现代化有不同的道路，现代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强调者的出发点当然很不相同，但都在为特殊性寻找理由，同时为拒绝人类健康文明主流寻找一种借口。现代化可能有不同的道路。但是，必须清楚，尽管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有的路曲曲折折而且充满坎坷，有的路绕了一圈还必须回到原来的起点，有的道路注定了与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为了所谓文化主体性而拒绝成功的路径。必须清楚，现代化没有不同的标准，现代性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是确定的。如果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宣布：中国的“现代化”早在秦始皇时代已经实现了。
　　一些人总是强调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改造。他们并不直接反对向西方学习，但更强调进行民族化的改造而使之适合于中国国情。对此，必须清楚的是，现代化是不可假冒的，也是不可扭曲的。一切假冒伪劣最终坑害的都是我们自己，一切扭曲最终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应当清楚，在进口的精密机器上硬是砸进一个钉子或者拆掉一个部件，其后果会是什么！我们当然应该承认西方文化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但是，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把自己作为中心，而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客体和意识的对象。任何一种文化都非常自然地从自己的角度观察认识和理解另一种文化。而且，在事实上达不到平等水平的现实条件下，所谓平等对话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任何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都是没有用处的。比如，中国的学校普遍开设英语课，绝大多数具有专业职称的人员都要通过外语考试。用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这应该是已经被殖民化的铁证。用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看，这也是霸权主义制造的不平等。但是，我们需要与世界交流，又没有能力让全世界都来学习汉语，不学习英语又有什么办法呢？拒绝当然是容易的，但是，世界不会因为中国人拒绝讲英语而都学汉语。对此，当然也可以“说不”，但是，非常不幸，要想有效地说“不”，还需要首先把“不”说成“no”。
　　——《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李新宇

　　在陈独秀们的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不可调和的，守旧和革新是不可调和的。他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9]从五四到今天，陈独秀的话都被认作是极端的，片面的。人们能够承认他对传统的抨击是有意义的，却不能承认他所认识的规律。因为２０世纪中国人文素质的持续下降，此后没有人达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高度。历史并不总是进化的，有时候也会退化。退化的过程中很难产生思想的巨人，也很难产生超越前人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可是，２０世纪的中国有一种简单思维：好象后起的思潮必定超过前面的思潮，后一代人必定超过前辈。而且常常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其实，精神文化决不象电脑升级，新产品不一定比旧产品好。
　　——《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李新宇

　　鲁迅的人文精神，就其姿态、起点与支点而言，表现为深刻的绝望与尖锐的批判。前者构成后者强大而持久的文化心理后盾，这是一种绝望后的批判，也是批判中的绝望，唯其绝望，批判才更锋芒毕露、刺刀见红，也唯其批判，才显出其绝望中精神生命的顽强和人文精神的珍贵。
　　——《绝望·否定·关怀——论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与支点》 钱旭初

　　按后果说来，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多年，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非常严重。1863年，左宗棠行军途中亲眼见到：“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85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据现有资料看，当时的破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战后的情况怎样呢?请看1875年的事实：“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38年。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有位杰出的中国人口史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互相厮杀，中国人死了1/4强。真是兵凶战危，触目惊心!不能把任何造反或群众的盲目破坏行动都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不少鸿篇巨著似乎没有划清两者的界线。流风所及，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要申明一点，晚清民变蜂起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并无全盘否定之意。但史家理应全面分析其前因后果，让后来者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千万不要给人留下一个错觉，以为任何破坏都是革命。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们难道不应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敲几记边鼓吗?
　　——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五章 袁伟时

　　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１９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十章 袁伟时

　　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
　　——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十章 袁伟时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不能不想到的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但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十章 袁伟时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
　　晚清官员贪污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袁伟时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就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袁伟时

　　国家、社会、文化要发展，就必须坚决维护个人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特别要反对同好恶异，保护少数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没有这一条，公民的智慧、才能和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国家、社会的发展必然受阻乃至停滞不前。这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离开个人自由，就无所谓自由；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不能把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对立起来。正常的现代社会秩序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和坚决维护个人自由的秩序。至于言论、出版自由，“愈放任则愈和平，愈限制则愈激烈……你不压迫他不妨害他，他断不会激烈的反抗你；你容许他自由讨论，他有自由推理的机会，就自然会向理性的方面走去。”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迫使我们走上恢复和重建个人经济自由的道路。20年风风雨雨 ，成就有目共睹，困难和原有制度的痼疾也令朝野上下忧惧不安。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一，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前的问题也不外如此。但离开用法治和民主政治给予充分保障的个人自由，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确立和健康发展。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抛开“义合团”不提，“愚民”确实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当然“愚民”这个title不大好，有骂人的嫌疑，而我是不愿骂人的。姑且称之为“青年爱国者”吧。
　　“青年爱国者”是怎样一个群体呢？
　　他们热爱中国，希望中国强大，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满腔的热情；他们从15岁到45岁不等，受过一定教育，以男性为主，但也不乏凑热闹的巾帼；他们有些侠义心肠，对是非曲直有着自己的判断，如果看不顺眼，就破口大骂；他们容易冲动，为使馆被炸、军机被撞愤愤不已，911又无法掩抑心中的狂喜；他们大多是网民，习惯“跟着感觉走”，不愿作更多的思考；他们无温饱之忧，对社会不良现象有着切身体会，在电玩、古装片中寻找寄托；他们喜欢高质生活，一边喝可口可乐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对布什言辞攻击；他们朴素热情的背后缺乏理念的支撑，在现实中表现得功利和玩世不恭；… …
　　由此可见，“青年爱国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唯恐中国不乱”、“唯恐中国不分”的“反华人士”；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好坏分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令他们在面对“反华人士”时显得幼稚和无助，在简单的口号面前显得偏听和盲从，在混杂的社会当中表现出无奈和世故，轻易地改变或者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干脆没有理想。
　　中国成为“一流强国”的那一天，正是“青年爱国者”成长为“爱国者”的那一日。
　　——《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一流强国》 老幺

　　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这个民族所代表的国家才是“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PRC宪法语)。
　　——《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一流强国》 老幺

　　美国卷入世界大战前实现孤立政策，但当时其经济已领先全球；中国是大国，这就注定中国不能象新加坡、香港一样贸易立国；台湾、南沙当然是要收回的，但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内问题！
　　——《911后，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老幺

　　如果有人问，“911后，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不要告诉我，这与你无关，因为你是在逃避，而没有人能够逃避自己；不要告诉我，你在等待美国失败，因为美国失败并不能使中国成功；不要告诉我，你有个决胜全球的战略，因为即便你有，政府也不一定会采纳。
　　你相信自己能够忍辱负重，切实地为中国做点什么——发挥能力就是最好的爱国；你明白自己能够永不放弃，面对未来的不测和艰险——科学法制之路会崎岖不堪；你学会把你的勇气付诸行动，而不只是流之于空谈——宝刀不轻用，壮志不轻忽！
　　所以我希望你说，“中国的希望在我们！”
　　——《911后，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老幺

　　劳动者起义，无论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还是打着“大顺”“太平”的旗号，其实都是在天灾人祸的重重折磨下，无以为生的蚕妇村氓，贩夫走卒绝处求生的努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称金银，成匹分绸缎”是他们最大的理想；“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他们知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所以他们“宁肯父母双亡，不愿改朝换代”。然而，到他们不仅当不成太平犬，而且也当不成乱离人的时候；到他们不仅父母双亡，而且自己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不能不铤而走险，扯旗造反。尽管闹得天翻地覆，乾坤易位，主力军求生之外，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都谈不上。
　　——《没有思想是中国历史的症结》 虚舟yz 

　　中国历史就这样在得到和丧失的争斗中轮廻徘徊，停滞不前，倒退毁灭。没有思想和主义，认识就不能发展，看不见新事物，看不到新世界，权谋再高，策略再精，也只能在已知的旧世界里显身手，难越雷池一步，就跟孙大圣筋斗云翻得再高，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这是没有思想，没有主义的中国人的宿命。
　　——《没有思想是中国历史的症结》 虚舟yz 


　　中国不能发展，不能前进，也不单是因为劳动者没有思想，没有主义，而且是因为统治者——现实的和潜在的——也没有思想，没有主义。
　　——《没有思想是中国历史的症结》 虚舟yz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

　　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邓小平

　　文革期间有一条著名的语录，“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论的话语方式，曾鼓舞了千百万人投身运动，在斗争中冲冲杀杀。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甚至于连恨都谈不上，有时仅仅是由于残酷能给人带来快感和自我的确立，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唯其如此，这种残酷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
　　——《毫无目的的残酷》 景凯旋

　　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巴金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自己的实际问题，需要的理论取向是不同的。
　　——《也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高梁

　　一个国家的国民若大都不认同自已的国家，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近二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华文明的溃败史，直至今日，中华文明已成为一座废墟。没有了文化认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民族先人自然不被国人所重视乃至崇拜效仿，从而中国人又失去了民族最根本的血缘认同。
　　又因为国人的一盘散沙是专制统治历史遗毒的需要，是统治者一方面管制，另一方面纵容的结果。
　　失去了国家民族的精神核心的前提下，而欲使“共同利益”作为国民团结的核心，此椽木求鱼。
　　——华夏生

　　善待同胞的核心就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彼此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和血缘认同），勇对外邦的核心同样也包含着中华民族成员的彼此认同；而只有中国人认同中国人，中国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大团结；而只有当中国人团结起来，才能够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才能够走上伟大民族复兴之路。
　　——华夏生

　　这个世界是由利益主导的——一切请从利益入手！不给农民以实惠，天王老子也不能改变他们！
　　——yewei 

　　失败和痛苦给人以教训，但失败和痛苦本身并不值得歌颂一样。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徐友渔

　　从罗伯斯庇尔开始，革命暴力论者都以革命的名义为镇压和迫害辩护，都许诺说，目前的不公正和残忍只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不公正和残忍，这一次是必要的。结果，“这一次”变成了“每一次”，在长期的画饼充饥之后，那个最终目的也给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坚信，以最终的善为当前的恶辩护是行不通的。不能设想，一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恶，积累起来会变成最终目标的善，人们应该要求善在每一步骤中体现出来。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徐友渔

　　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健全的理性不应该保持无限的耐性，忽视或否认已经发生的事，而期待一种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反的结论。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徐友渔

　　中国应该有一个道德复兴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离的。问题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践，我认为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某种道德体系或伦理原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种文化，但一种根本的区分：好人和坏人，却超乎这些宗教和文化。中国现在亟需的不仅仅是理论，更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推行道德复兴的将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榜样的力量。说服人很困难，但高贵的、高尚的、英勇的行为仍能感动人。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徐友渔

　　从“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
　　——《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误的”一代》 陈意新

　　历史是不应当轻视的。我们的民族似乎可说是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可惜，它好像又是容易遗忘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重视用历史的教训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可以激励大家为防止历史倒退，制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历史决不会忘记》 傅白芦

　　当中国人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中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十至五十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
　　——《知青插队，中国惨痛的代价》 辛平

　　中国历史上，大饥荒的结局往往是农民暴动，其原因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快要饿死，而有人还在花天酒地，那些要饿死的人自然而然要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贫富悬殊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私有财产所剩无几，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恰好使中国在困难时期避免了一场动乱。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 李若建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饥荒，饿殍遍野的情况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9年为止，虽然大规模的饥荒已经杜绝，但是小饥荒依然存在。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1957年有273人因饥荒而非正常死亡，1958年这一数字达到57751人。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目中，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待饥荒的态度也比较坦然。民众的这种心态对维护社会的平稳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 李若建

　　从五八年大跃进的发生来看，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封建时代还有敢骂皇帝是昏君的，还有尸谏的，大跃进时没有一个部长或封疆大吏敢说话，就连彭德怀——他不过遮遮掩掩地“跪着”批评了大跃进几句，就在庐山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检讨。道德观念丧失殆尽，人们信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这比国家主义更危险。封建士大夫还相信有个道，还总算有个东西在内心支撑着他。共产党的理论是无神论，什么终极的东西都不相信，什么都可以推翻，每一个人都按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在生存，没有一种终极的、道德的东西。
　　——《反思大跃进》 黄钟

　　西方人的理论是基於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在思考问题，而我国知识分子总是拿着人家的书本在思考问题，说穿了就是在抄人家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跳出这圈子，如果我们不能基於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问题，那么西方的东西就永远只是西方的东西，没法和中国的东西融合到一块去。它只能在少数人里面讲讲，它不符合实际。所以我认为应该回到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问题。
　　——《反思大跃进》 黄钟

　　什么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不相信理想。我所接触的官员和普遍百姓都持一种机会主义的、现实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觉得讲理想是很幼稚的，是迂腐的、不懂中国国情的想法。
　　——《反思大跃进》 黄钟

　　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梦想。这是两千年封建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唐宋以降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违反规律是要受惩罚的。像"大跃进"那样，最后让规律出面来惩罚我们大家，弄得大家饭都吃不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代价就太大了。如果能够在萌芽状态认识到是违反规律自己改弦更张，或者在尚未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由政府出面惩罚违反规律影响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事情，代价可能就少一些。我们不能老是白交沉重惨痛的学费。
　　回顾几十年来，每当经济发展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总有人鼓吹精神的大跃进，制度的大跃进，热衷于无监督、凭良心的交易制度试验，热衷于以道德代替法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好，本来是尊重规律的结果。可是发展得好一点了，就有人头脑发热，热衷于违反规律的大跃进。历史上，这种大跃进情结，这种对于超越阶段、超越规律的精神大跃进和制度大跃进的情结，一直在干扰我们社会的思维和行动。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教训。
　　——《无监督崇拜和大跃进情结》 王则柯

　　几十年来，我们的党一直处于不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地位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我们党的干部长期得不到政治斗争的的锻炼，意志消沉了，脱离群众了，能力退化了。
　　——王小东

　　民主选举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部分。除了民主选举，还有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还有权力的制衡。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以权谋私，对于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衡必须是日常的。
　　——王小东

　　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是：要敢于面对不公道的世界，甚至是强权的和背谬的世界。不应该祈求别人忏悔，期盼别人公正，要有勇气为世界的更公正而努力斗争。要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世界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人的道义支撑在哪里？——对５种文学文本的解读》 徐友渔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个人都在努力追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追求幸福，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框架让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社会本来就应当如何，惟有如此，它才具有合法性，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而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这样一个框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恶的社会，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反人类的，不人道，因而是没有合法性的，毕竟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很多合乎人性的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对比察觉到自己所在社会的不合法之所在。而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中，我无视社会的不合法的规则、甚至违反它而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是合法的。因此，我之所以幸福并不是因为社会如何地善，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我背弃了这个不义的社会。
　　——《文革果真那么好吗？》 秋风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刘少奇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
　　——《东方红》始末 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