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王韬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份子群中一位较有成就和影响的著名人物。而他不同寻常的两项果敢举动：到英人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和上书太平军，则成为他弄潮滩头的契机，使他以后的人生轨迹独具色彩。本文即在推演王韬的主要活动中，阐述分析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关键词  王韬  中西文化交流

　　一
　　王韬、初名利亨、后改名瀚、韬等，号懒今、仲强、紫诠，又号南遁叟等。他于清道光八年（1828）出生风景秀丽、人材荟萃的甫里镇（又名●直镇，今江苏苏州东）。这里春秋时即作为吴王夫差的别宫馆地、刘基、钟惺、归有光、吴梅村、沈德潜等名人在这里或出生、或隐居。王韬其祖上也“乃有明时巨族”、“族中多有位于朝”，然经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兵燹，家道中落，至其父只是个私塾教师。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5岁的王韬赶赴新阳县试，得中。补博士弟子员。清道光二十一年，王韬又应试昆比，时考题为“见于孔子曰季氏非人所能也。”王韬对此略为思忖，便泼墨挥毫，引经据典，不到一个时辰，即答 完考卷。主考官江苏学政张芾见该试卷字迹工整，文有“奇气”，将王韬录取为一等第三名。王韬“拔冠邑痒“，进入县学，成了秀才。
　　然而，此时的王韬已发现科举制度的诸多弊端，他意识到那种起承转合的僵死八股文害人不浅，“使英贤吉士壮志消磨、皓首究经、未蒙推选，不知湮没几何人品矣。”他多想“弃帖括乃得肆力于诗文呀！”然而他还是在师长的勉励、父母的期望和好友的规劝下，参加了于清道光二十六年秋在南京举行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考试——乡试。然而，这次考试却未能中第，这使本就鄙薄功名的王韬“度门息影，摒弃帖括，肆力于经史，思欲上挟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而世用。”
　　他遁迹家乡，悉心学术，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宋学，对正统的史学和史学研究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顾炎武、阎若璩、段玉裁等人的考据训诂之学，即所谓汉学，还是宋代理学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等人为主的唯心主义理学，即所谓宋学，都有偏颇之处：汉学注重音义考订和文字校勘，宋学主张微言大义，因此，两者都不能完全涵盖中国的学术。同时王韬还对野史、稗史常为修订史籍、编撰史书所摒弃而不平。应“取资于稗史，折衷于正史”。他身体力行，经常经过认真考订的非正史资料用到所编撰的史著、方志、杂记中。
　　王韬还对作诗填词感兴趣，他早年就熟读并研究历代诗人作品、探讨诗的音韵、格律和语义。退隐乡间之后，他更是写就数百首诗，并经其师顾惺制订，编成《丁未诗集》2卷。后又定名为《蘅华馆诗录》。他平日以诗会友，饮酒纵谈，乐此不疲。他的诗作以“意境超脱，吐属韶秀”、“时而陵纸怪发，时而弦外音流”、手法或庄或徘，忽正忽奇，而在晚清诗坛上独领风骚，时人对之评价很高。他的诗歌理论也颇有见地：“诗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感而发，愤激而作”，这样才能有好诗。他称自己的诗“不尽与古合，不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
　　然而现实却不容许王韬总是沉缅于诗酒之中，吴中之地也并非世外桃源。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家篆大水，冲走了田间的一切，在此已难有作为，他的父亲之前又因病故去，作为独子的王韬，只好挑起养家的重担。几个月后，他正式来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二
　　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专站印刷和出版书籍的机构。本来王韬也同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鄙弃洋人，认为到洋行谋职是失节堕落，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对一家道中落的朋友被迫去为洋人做事大表义愤：为此而写信谴责。然而曾几何时，王韬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到上海年望在春申浦（黄浦江）畔北门外设馆教书的父亲，沿签字所见“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槟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峰峙，缥缈云外，飞薨画栋，碧槛珠帘。”资本主义发展给上海带来年新气象，使王韬感触颇深，他意识到：要想富国强兵，就不能拒绝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他当时即不怕社会舆论压力，主协拜访了基督新教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博士，并记述了在墨海书馆见到麦都思的情况：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拽之，车轴旋转如飞，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率乱分毫。
　　从这记述的字里行间不是就可感到，王韬翌年以墨海书馆工作决非偶然的突发奇想吗！诚然，一方面现实要王韬赚贱养家，获知这一情况的麦都思又两次派人来请，但另一方面，不是也更反映了“鸦版战争”以后，随着“般坚炮利”流入中国的西方文明，使继承了古代文人“兼济天下”传统的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兴趣吗！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偏僻、闭塞的乡村来到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从饱经读书，一意仕进到专事出版“西学”、宣传“西学”，王韬所走的这一步，无疑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韬在墨海书馆几近13年，这期间，他负责编译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在将传教士们所译之书中，“拘文牵义”、“诘曲鄙俚”的文句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的过程中，他了解了许多天文、地理、历算、舆图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在墨海书馆，王韬还与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合信、慕维廉、雒颉、美魏茶、林乐知、李善兰、张文虎、蒋敦复、管嗣复等中外学者接触，有的甚至过从甚密，这些都使王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价值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极为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科学技术历来被贬入‘方技’。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科技长期处于低下的地位，所以有‘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的价值观。可是随着近代工业和以后新式学堂的兴办而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迫使人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妄自尊大，重新估计和认识科技的价值。”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时的王韬已深切感到：为改变国人意识和自已国家的落后，有必要系统向国人绍介西方科技新知和引进最新成就，因此，他参与撰著了许多种科技书籍，如：《格致西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考》、《重学浅说》、《泰西著述考》、《光学图说》等。这些书籍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王韬编书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启发民智。然而他身在洋人所办的书馆，仍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编译书”，他绝意仕进，却总是不能放弃实现个人的抱负，面对多难的国家和纷乱的世事，他上书当时清政府日夜惮烦而欲赶尽杀绝的太平军，为其攻打上海出谋划策，这无疑又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
　　按说，王韬同许多自命正统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不齿于与太平军为伍的，他曾多次上书清政府当局，提出如何“平贼”（平太平军）方略。却非但少见采见，反而由于上书中于改革、时弊“言过切直”，而触怒当局，对此王韬懊恼不已。他了解到太平天国中缺乏知识分子，求贤若渴，在那里可以大展才华，终于耐不住寂寞，在咸丰十一年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可惜书中建议，后落到了清军手中，王韬因此受到通辑，他先是潜入墨海书馆躲藏，又被英国领事接到上海英国领事包避难，清廷多次引渡不成。王韬又坐船从上海启程到香港。从此，王韬离开祖国大陆，开始了23年的流亡生活。
　　王韬在港期间曾两度出游，先后访问过英、法、日等国，了解了不少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回港后，积极为《华字日报》撰稿。同治十三年（1874），与黄平甫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以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欧西寓公等笔名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鼓吹变法。光绪十年（1884）后，迁回上海定居，次年创办园书局，再次年担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光绪二十年，曾协助孙中山从事上书当道活动。光绪二十三年秋，病逝于上海城西草堂。
　　三
　　综观王韬的一生，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的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他的所作所为，不但具有这一特殊时代封建文人的某些共性，又时时闪现着他作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代表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
　　首先，当鸦片战争失败，“洋人”大量涌入，社会上排外情绪甚嚣尘上，封建文人也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恪守“夷夏之大防”的行为准则之时，年仅22岁的王韬地毅然选择进墨海书馆为洋人做事，这确实需要难得的胆识和勇气。其次，被视为异端的造反“刁民”——太平军，世人避之唯恐不及，沾上就有杀头的危险，许多知识分子更是以效忠朝廷为正统，视太平军为粤逆、发匪，而王韬却不但为洋人做事，还为太平军献策，这“为虎作伥”、“犯上作乱”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
　　然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进墨海书馆，王韬可能还在吴中诗酒纵谈，或继承父业教书，他将会终老乡里；如果不是上书太平军遭到清政府通缉，王韬怕没有机会离开大陆；正是因为这两次离经叛道的果敢之举，把他“卷进了进代斗争的漩涡和风口浪尖之中，从而导致了他特殊的经历和遭遇"，从而使他走出了吴中这一小天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这一广阔天地，成就了他为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接触西方、介绍西方文化，并致力于变法图强、改良维新的先进分子之一。
　　岌岌可危的清代末期，涌现了一批企图富国强兵的有识之士，尽管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多种主张，但近代中国已大大落后，再也不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却是大家的共识。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且分别编纂了《泗洲志》和《海国图志》等书，以宣传资本主义文化，让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然而林则徐、魏源也好，近代许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也好，都没有像王韬那样亲身到国外游历考察相当一段时间。如果说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还只是从知识、科学、技术等工艺层面上看到了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那么1867年至1890年间他在英法等欧洲强国，则切身体会到：是产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空前的进步，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保证，促使了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和繁荣。因此，他提出的变法自强主张就有了较为深刻的含义暨更为实际和可操作的内容。
　　何谓变法图强？王韬提出了“治中”、“驭外”两大纲领。“治中”，就是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王韬对英国“君民共主”的政体很感兴趣，在伦敦曾专门去英国议院参观，并多次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他对人们可以在议院中公开讨论“大政重务”、“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心向往之，并认为洋务派的“船坚炮利、工商富足是立国之基”的认识浮浅，提出：此乃富强之末，而非富强之本，建立君主宪制政体，才是富强之本！为适应在政治上建立资本主义国体的需要，王韬还提出了裁冗员、清仕途、改律简繁文、改革取士和科举教育制度，提倡新式练兵，减缩宫廷开支，鼓励旗民耕织等一系列政治改良的主张，以作为治理内政使中国富强的具体内容。
　　王韬的“驭外”主张是以“治中”为基础的，国富兵强之后，就应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地位。他认为弱国无外交，不能盲目迷信国际公法。并针对当时中国贫弱的现状，提出了简分使、设领事、揽人才等许多加强外交的措施。
　　王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看到资本主义先进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它的弊端。1878年，王韬访日期间，对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所取得的进步推崇备至，认为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经验值得中国向西方学习时借鉴，但他也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情绪深有所感，并在报端披露：日本正秣马厉兵，准备征伐不愿照常纳贡的朝鲜，提醒人们在促进中日友的同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不要放松警惕。再如，他“治中驭外”的变法主张虽为改革旧的封建体制，却并非全盘西化，其许多提议，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拟就的。他的改良理论，是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充满西方政治色彩的独特思想体系，正如梁启超所说：“不中不西即之新学派”。王韬本人则说得更为明确：“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则合这道矣。”“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不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这充分表明了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识。
　　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越识，还表现在他既认识到改革政体为强国之本，更意识到改变国人心态和价值观念更为紧迫，亦更为困难，为此王韬倾注了很大的心力。在港期间，他一方面投稿办报，大声疾呼变法；另一方面，以传播西学，宣传改良为已任，潜心著述，陆续撰写了《火器略说》1卷、《法国志略》12卷、《普法战纪》20卷、《●园尺牍》12卷、《瀛濡杂志》6卷、《第饕赘语》8卷、《遁窟谰言》12卷、《海陬治游录》7卷、《花园剧谈》2卷、《艳史丛钞》2卷、《翁牖余谈》8卷等书。这些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科技又有政论，还有方志、游记、笔记、小说等。其中《法国志略》以自己研究法中史的成果，比较中法两种制度的优劣，为中国怎样改革提供借鉴。《普法战纪》在翻译张宗良等协助下，先撰写成14卷，描述1870年秋至1871年所发生的普法战争，一发表即受到欢迎，不久再版即增至20卷。这是王韬生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
　　王韬这些几可等身的著作，为国人载来从古希腊到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法律、新闻、教育、民俗等各种新知。他的论点和阐述，尽管其中也难免有时代和文化的局限，但今天看来，许多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从中可以看到王韬的人生轨迹：“他的一生深深地卷入了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他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生长和受到教育的。作为一个年青人，他很快突破了那种狭窄地域，大胆地跨进了那些因被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新区域，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几乎所有成年的五十五年生活中，在输入西方文化并使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况且，王韬往往能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实证主义方法去认识客观事物，这对上二个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子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王韬的历史地位受到外国人的重视，被誉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沿海改革家，“对中国政体和社会有深远影响的变革鼓吹者。”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王韬在香港期间，还与英华书院院长、英国汉学理雅各合作，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他对此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所译文笔通达、文采华美。他又常为理雅各讲解经义，对比中西文化之不同。这，不但由于王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多年的译书经验，更表现了王韬传播中华文化的自觉。可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绍介西方文化，王韬功不可没，而使华夏文化典籍得以传入西方，王韬更是首功。正如吴宝恕在《园经学辑存序》中所说：“震旦孔孟之道，昭垂天壤。泰西自通中土，三百余年未有译四书五经宣示其国中者，今有之，自君（王韬）始。吾道其西矣乎！君之有功于圣门，曷可没哉！”
　　历史的洪流义无反顾的奔流向前，王韬抓住了难得的机遇滩头弄潮，他一生“未贮千金，而铅之富，颇有可观。”立足墨海书馆和香港这些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王韬得以亲身感受和放眼世界，为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改良进步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将有以成之欤！嗟乎！此岂逆料所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