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4月，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至少有如下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一是由于日本申请任联合国常委理事国而引发的中国民间的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的集结已经在几个大城市形成了反日游行示威；一是台海两岸开始的政党间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台湾国民党领袖连战于4月26日率团访问大陆，并且亲民党领袖也欣然接受邀请将于5月5日访问大陆，可以说，这些事件已经开辟了21世纪以来两岸政治对话的新的途径。就两者的性质而言，前者属于外交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各大城市的“反日”游行如果不加控制和引导，就极有可能转变为国内的政治事件，因为通过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爆发群众性运动的程度。后者则属于内政方面的事务，不管台湾的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国亲两党领袖对于大陆的参访都有助于两岸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现在，我们单就台海两岸间的政党交流作出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评价，以使得我们认清事件的未来和结果。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是20世纪中华民族历史留给我们21 世纪今天现实生活的最大的政治遗产。在21世纪之初，当两党领袖跨越20世纪的百年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两大政党来说，历史的负担和现实的包袱都是异常沉重的，固然，所有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因素都考验着两大政党领袖的智慧，同时也需要他们具备强烈而正确的历史使命感。是复杂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生活的需要推动了国共两大政党间的在21世纪初的新一轮合作与交往，但是，只有当这两大政党都自觉站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时，一起面对21世纪中国的和谐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比政党利益更高的位置上，两岸政党的交往才具备可靠的条件并且造福于中国人民。
　　我认为，对于两岸的政治关系而言，首先实现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正常化，既是台海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的第一个步骤，也是两岸政党实现全面接触的第一步，同时，当着两岸政党间的政治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后，大陆与台湾在国家意义上的统一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首先开始的国共两党的交往既可以从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上改变人们对20世纪的历史态度，也能够推动人们确立起理性的政治观念。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必须进行充分而深刻地自我反省，并且需要他们站在21世纪初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中华民族在20世纪百年里政党政治的缺陷、失败和错误。当然，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缺陷、失败和错误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我们决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掩饰发生在中国20世纪历史生活里的政党政治的形形色色的缺陷、失败和错误。因此，无论是大陆的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还是身处台湾在野党地位的国民党，两党的领袖必须首先具备对于自身历史的无情的批判精神，才会赢得21世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并且共同开辟出21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和人民民主的崭新局面。
　　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全貌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和以农业文明为轴心的社会便开始了全面的和整体的崩溃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推翻封建的皇权统治。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政党组织是传统的、专制的农业文明崩溃后中国社会探讨和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产物。
　　国民党和共产党形成于20世纪之初，两者的活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20世纪两党成长与发展的历史上，国共两党有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1924—1927年，由孙中山先生开创，基本任务是2军阀统治；第二次则是因日本的侵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为直接导因而促成的国共1937—1945年的合作，基本任务是一致对外。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定的“双十协定”，并没有能够把中国引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社会法治化的道路。以国共两党为基本力量的政治和军事集团在1946—1949年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找到了生存的地盘。
　　总结的说，在20世纪初，当专制的封建帝国崩溃后，由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自己社会的上层建筑结构中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法律的至高的、核心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政党政治的生态，没有可供遵守的法律制度作保障，整个社会的权力形成机制也没有民主的政治基础，因此，政党间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只能是以政党为核心的军事对抗，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但是，国共两党的60年后的接触，是不会谈及历史的，也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全部历史的问题。“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经历了20世纪历史的巨大变迁后，国共两党领袖第三次走到一起，这也是两党为了实现各自面临的现实政治利益的结果。但是，党派利益必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的需要才会具备政治进步的性质。
　　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中，以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共两大政党间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武装战争，是中华民族社会经济运动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也是古老中国农业文明体系全面崩溃后社会生活重建和对于未来政治制度方向的选择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却以暴力革命的为主轴，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基础的长期停滞，并且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上层建筑的专制性。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从来没有获得发展的科学动力，人们的行为方式受到落后的道德意识和习惯势力的支配，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封授。因此，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质，并且充分认识如此政治生态的落后性，只有这样，国共两党的重新交流才会具有开创未来的意义。
　　通过国民党在新世纪之初的大陆“和平之旅”，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的发展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大陆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与政治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截止到现在，从1949年10月算起，共产党对大陆的统治已经接近60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共产党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自身的组织机体、指导思想、理论体系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基础的急剧转型，已经为大陆的政治变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共产党正在经受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以来的最严峻的执政能力考验。经济活动自由程度的提高是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先导，同时也必将直接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大陆社会上层建筑的革命性转折需要由法律制度建设来导航。没有社会生活法制化程度的普遍性提高，大陆政党政治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向畸形的轨道。在这里，必须放弃对于政党认识的一切陈旧的、落后的、不合时宜的观念，恢复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真实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误和认识误区。
　　可以肯定，随着大陆经济市场化的日渐成熟，其政治形态必然会逐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形成机制也会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甚至，政治体制的变革会比经济体制的变革来的更迅速、更突然、更彻底、更全面。经济领域里的自由竞争必然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政治领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力量，但是，这种决定不是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宪法作为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根本法所保障的人民权利，诸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等项自由权利也终将得到彻底地贯彻。
　　在21世纪里，政党必须仅仅充当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种维护社会公平和多样化的工具。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在为了国家政权或者说为了获得执政党的地位而奋斗的过程中，导致发生整个社会的军事战争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已经成为过去，也应被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所不耻。政权作为社会的公有物，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在公平的竞争中产生。 事实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来说，在执政期间，留下的可供这个政党自身进行理论思考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已经太多，而一个失去了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政党，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就十分危险。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认识、评价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错误性和严重缺陷的时候了，当然，从理论上总结政党历史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为了21世纪中国在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下文明发展，却必须进行这项工作。
　　两岸政党间的交流是两岸经贸交往的延续和更高的形式。在两岸政党的全面交往后，中华民族最终会找到一条符号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线路，两岸人民最终也会找到一个在国家形式下统一起来的具体方法。因为两岸政党间的交流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虽然这些工作还不是发生在两岸的执政党之间。但是，政党交流一经开始，就必将为两岸执政党间的交流打下基础。这个进程可能或快或慢，这将取决于两岸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且各种国际势力也会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是，政党间在现代文明的政治环境中的交往，肯定会是面向未来的和超越政党所持的理论体系。
　　通过国共的这次交流，我们不仅看到了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政治文明发展的曙光。而且，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加丰富的想象，去设想在统一的国家形式下的两岸关系。开创中国大陆政治文明和在法律框架下发展政党政治新局面，已经成为大陆社会政治改革的必然要求。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政党都需要全新的政治思维。这些新思维应该包括：1、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党派的利益；2、政党仅仅是现代国家生活中保证社会公平开放、自由民主的一种工具；3、政党活动必须遵循人类文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4、政治活动的最高价值是民众的实际利益。
　　开创新的历史局面需要站在对于过去历史的正确态度的基础上。21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进步。
　　祝愿中国21世纪一路走好。

　　徐国进
　　200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