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慎之的一句话说起

　　李慎之先生逝世后，网上发表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任东来的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

　　1985年秋，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全国第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李慎之到会讲话，当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社科院的国际片所和外事。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根据事先约定，我到他的住所拜访他，与以前一样，他控制了整个谈话，与我大谈特谈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与前景。当时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副会长，称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极为民主，但却没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认为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其实并不懂政治学，但中国没有政治学家，只好勉为其难……《“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

　　《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 2003年04月23日

　　李慎之的话是有道理的。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为了学习苏联教育体制，我国大学的政治学系几乎全被取消，从此政治学在中国再也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没有政治学家，中国的体制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孰不知这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没有两样。

　　然而，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没有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在《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中指出：早在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的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都相继成立政治学系。到了1948年，全国一百多所大学中已经有四十余所设立政治学系。在这些政治学系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廷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人。

　　赵先生还说：既然要开政治学课，就需要政治学教材。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日益重视，由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其中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在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方面颇有影响，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对中国政治制度论述甚详，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著作。(参见《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赵宝煦教授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是中国政治学学会的顾问。他在文章中多次把张慰慈及其著作列在首位，说明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政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个别文章偶然提到外，多年来学术界对他了解很少，也没有给他应有的地位。比如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有张友渔和张奚若，却没有张慰慈。在台湾出版的《中华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张慰慈。这对于一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不过，在陈玉堂编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和高增德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对张慰慈还是有所介绍的。前者偏重于个人经历，后者侧重于学术著述，综合起来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情况：

　　张慰慈（1890，一作1892——）江苏吴江人。字祖训，慰慈（亦作笔名，见“五四”时《每周评论》，有《俄国的新宪法》、《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后见抗战间《中原》等），亦署慰（见《向导》81，题《辱国殃民之辛丑条约》）。早年留学美国，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安徽大学图书馆长等职。……（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后任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其主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市政制度》（东亚图书馆1925年）、《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0年）、《政治制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政治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政治学》（同上1932年）、《宪法》（同上1933年）等。其译著有《现代民治政体》（同上1931年）、《妇女论》（神州国光社1930年）等。（据《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可惜这两部辞典都没有涉及张慰慈晚年的情况，这就使读者无法对他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重新出版的一本译著

　　我注意到张慰慈这个人，是在十几年以前阅读胡适的时候。后来一直留意与他有关的资料，却收效不大。最近在书店看到一套张慰慈等人翻译的《现代民治政体》（上下册），真是如获至宝。书买回来以后，我从《编者后记》中看到，编者对张慰慈的“高手妙译”评价很高，认为这本书虽然是数十年前的译著，但现在看来依然生动典雅，精美传神。遗憾的是，书中对张慰慈没有任何介绍。我冒昧向该书责任编辑崔文辉先生咨询，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推荐的，至于张慰慈的情况，他们并不清楚。

　　为了进一步寻找线索，我向长于收集资料的几位朋友打听，他们对张慰慈也不大了解；我向远在上海的程朝富（笔名程巢父）先生请教，他给张慰慈家乡的有关部门去信，对方回信说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江苏吴江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这个回答实在让人失望。我注意到，在《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还有个张慰祖（1873-1921）也是吴江人，在申报馆1922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中，也有个水利学家名叫张慰西，不知道他们与张慰慈有没有关系。

　　《现代民治政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作者詹姆斯?布赖斯以《神圣罗马帝国史》和《美国平民政治》等著作享誉世界，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该书根据作者多年的从政经验和考察经历，对法国、瑞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民主政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民主体制的内涵、趋势和优劣作了全面论述，因此有人说这本书为现代民主政体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虽然是80多年以前写的一本的专著，但至今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比如作者给现代民治政体下的定义是：“用投票表示主权意志的全民统治”（《现代民治政体?原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慎之说，当年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很民主，就是没有操作性，问题恐怕就出在投票上。当然，仅仅是投票也不能保证实现民主，所以书中还讨论了舆论和投票的关系。作者认为：“……投票是否能发生功用，全靠它前面是否有一个成熟的舆论作先驱。那些造就舆论的各种讨论，能够援助爱真理的公民，使他们投一张有意识的票。”此外，在投票结束或“没有选举的时候，舆论能够阻止党见的冲突，防限政治领袖之卤莽的行为，并且可以节制政党政府的滥用职权。”（同上，第160页）这就是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

　　又如作者在谈到现代民治政体的普适性时，是这样说的：第一，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具有普世价值，那种以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社会结构、历史背景、地域特色……为借口，拒绝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想帮助人们选择一种比较好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更有利于本国社会的稳定。第三，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建立一种好的制度，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大事。

　　再如作者在谈到为什么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第一，由于人类有相似的感情欲望、相似的思想程序和相似的发展经历，所以政治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专门研究人类“共同的天性”。第二，要想从政治现象中获得真正的、确切的、直接的知识，最好的方法是置身于实际政治，或者用观察到的事实去研究历史，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三，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等原因，政治学研究最容易被偏见所束缚、被党派所支配，或者从不完全的事实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能避免这些错误，还可以把各国的特色去掉，在权衡各种制度的基础上，发现哪一种制度能够取得最大成就。

　　这些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民治政体的内涵及其操作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张慰慈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很大，仅仅从这部译著中，就可以看出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可见张慰慈被遗忘，不仅对他个人很不公平，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很大的损失。因此，挖掘张慰慈的学术思想，寻找他的人生足迹，了解他和时代的冲突，总结他的经验教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与胡适的友谊（一）

　　作为最要好的朋友，张慰慈和胡适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胡适说，大约是1905年前后，他们就在上海澄衷学堂一起读书。胡进入中国公学以后，张好像是进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这一点，可以从胡适在庚戊年（1910）正月十五所记的日记中看出：“慰慈自苏来，昨日已移入复旦，今日见访。”（《胡适的日记》第1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胡适到美国留学后，张慰慈给他寄过一部《马氏文通》。这部书让胡适大叹作者“用功之勤”，对他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胡适留学日记》[一]，第四一页，台湾远流版）。大约在1912年，张慰慈也到美国留学，五年后两人一起学成回国。胡适在《归国记》中说，他是民国六年6月9日离开纽约、于20日到达文苦瓦（温哥华）的。在此之前，他们曾约好在那里会面，“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于一旅馆。慰慈为澄衷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他还说：“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胡适留学日记》[四]，第二四七页）回国途中，轮船路过日本，他们本来不计划游东京了，但由于澄衷老同学郭虞裳、俞颂华热情邀请，还是去了一趟。

　　回国后，张慰慈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并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一位重要的撰稿人。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有：《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美国委员式的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译文）、《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慰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制度、国际政治和妇女问题。其中译自美国学者的那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曾引起广泛的注意。

　　作为同学和同事，张慰慈和胡适的交往十分密切。1918年月11月下旬，胡适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高一涵给胡适去信，除了罗列“送一幅摹本缎的帐子”的十个学生之外，还告诉他：“慰慈前礼拜已寄一百元到源记”（《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2至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鲁迅在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１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得经子渊母讣，赙二元。”（《鲁迅全集》第14卷，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经子渊（名亨颐）与鲁迅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窗好友，据说他的绰号“经亨头”还是鲁迅给起的，可见当时办丧事时，亲朋好友送的礼金（旧称“赙仪”）也就是两元左右。如果这100元是张慰慈的赙仪，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919年初夏，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张慰慈的扇子上写下这样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陈独秀看到后又加了一句“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作为随感录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几天后陈独秀突然被捕，胡适作《爱情与痛苦》的小诗及后序，既声援了陈独秀，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同年10月，胡适陪杜威夫妇坐火车到山西讲学。抵达太原后，他马上就给张慰慈和高一涵、章洛声去信，谈了沿途的见闻和他对山西的初步印象。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对这封信比较注意。胡适说：“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很觉不便。”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社会史资料。相比之下，胡适一行“带得有面包、黄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1页）

　　胡适还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阎锡山推行新政不能用外地人，“故很有狭陋的现象”。到了太原后，他对街头见闻也有褒贬：第一，他看到街上到处是穿蓝衣服的学生，认为这种气象很好，因为“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第二，他对街上到处贴着标语非常反感，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同上，第71至72页）众所周知，胡适与李大钊在讨论“问题与主义”时，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主义变为抽象名词以后，就成了愚人的说教，骗人的口号。这是他为什么要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真正原因。

　　两次签名活动

　　为了发挥自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张慰慈在五四运动以后，与胡适一道参加过两次重要的签名活动。第一次是《争自由的宣言》，发表于1920年7月。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共有七人，除了胡适和张祖训（慰慈）以外，还有蒋梦麟、陶履恭（孟和）、王徵、李大钊、高一涵。宣言发表后，《东方杂志》在转载的同时还刊登署名文章，认为几位北京教授所争的言论自由是自由之本。开放言论机关，既可以“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又“于国民运动必有裨益”（《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六号）。如今这份宣言已经很难看到，就连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也未收录，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宣言一开头就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同上，标点为引者所加）。

　　接下来，宣言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提出争自由的具体目标。消极方面包括：一、废除治安警察条例，把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还给人民；二、废除出版法，把发行、印刷、出版的自由还给人民；三、废除报纸条例，把发表言论的自由还给人民；四、废除印刷业条例，把印刷营业的自由还给人民；五、废除预戒条例，把居住、迁移、就业的自由还给人民；六、废除戒严令中的有关条款，使上述自由不得由行政官员随意处置。积极方面包括：一、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限制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信的自由；二、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三、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以上各项，都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以积极方面的第一条为例，如今一谈到“以法治国”，就以为各种各样的法律多多益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许多人并不知道，所谓新闻法、出版法，不仅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也是违背宪法的。因此该宣言呼吁：为了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信等自由，“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曾为此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1948年，国民党当局根据出版法查封《新民报》以后，王芸生还在《大公报》撰文说：“……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第209至21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可惜自从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声音就再也没有出现；到如今，恐怕连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很少了。

　　至于积极方面的第二条，则让人联想到骇人听闻的孙志刚被害案。一个大学生，仅仅是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警察收容并活活打死，真是旷古未闻的冤案。近年来，仅广州一地就不断发生这类恶性事件。比如一个打工妹被收容站无理拘留后，不但钱物遭洗劫，而且多次被强奸……，这说明“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有多么重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胡适和张慰慈等人在8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如今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张慰慈参加的第二次签名是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是胡适起草的。草稿完成后，胡适曾召集大家在蔡元培家开会，并在日记中详细纪录了签名经过。这一次签名的一共有16个人。从胡适日记看，张慰慈好像并没有到会，却也签了名，恐怕与他们之间的密切来往有关。与前一个宣言相比，这个宣言比较低调，比如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好政府，以便向国内的恶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涵义有两点：一是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全社会谋福利，二是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这些意见，充分表现了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负责态度。

　　两本学术专著

　　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在办刊方向上发生分歧，张慰慈是胡适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此期间，胡适与陈独秀有些书信往来，也要经张慰慈过目。《新青年》分裂后，年过而立的张慰慈在学术上有非凡的表现。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可以看出，在大约十多年间，他一共出版十来部专著和译著，其中由胡适作序的至少有两部。

　　一部是民国十二年（1923）出版的《政治概论》。这本书原来是为高中生写的一本教科书。据胡适介绍，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没有在书中堆砌大量术语，引述新奇学说，而是以一种“平易恳切”的态度和风格，把政治科学的概念、政治制度的历史当作普通常识，向读者讲述。因此胡适称赞书中“处处注重政治生活的训练和政治制度的意义”，是普通公民应该阅读的一部很好的政治学教材。我想，这本书如果能够再版，不仅可以为我们补上这一课，还可以让大家领略一下当年的学术风范。像胡适和张慰慈这样的人，总能把高深的理论变成常识，使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而如今的一些专家学者，却往往缺乏这种理念、这种本领。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还用了大量篇幅与作者商榷。现在为人作序，大多是只说好话，最后象征性地提点不足之处。但胡适不是这样。他针对张慰慈所谓“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几个人民自治权力最大的国家中，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等说法，列举大量事实，提出不同意见：

　　——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作恶。

　　——如果把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少数奸人就不会当选了。

　　——从民治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

　　——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两条路：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

　　（引自《政治概论》序，《胡适作品集》9，台湾远流版）

　　由此可见，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方面，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解决了。现在有人又老调重弹，以国民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特色为理由，拒绝融入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之中，这究竟是无知还是故意，需要认真对待，并进一步研究。

　　胡适为之作序的另一部书是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的《市政制度》。在美国读书时，张慰慈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美国市政之委员制与经理制的历史与分析》。《市政制度》可能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胡适说：该书一个特别的长处，是“不偏重制度的介绍，而兼顾到制度背后的理论与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单介绍外国的制度，而不懂得这些制度的意义，是没有益处的。制度的意义不全在理论的如何完美，而在它的历史的背景，——在它的如何产生。”（胡适精品集：《人生有何意义》第38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还介绍了张慰慈的一个观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因此能不能建设好、管理好一个城市，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据。基于这一判断，胡适认为中国虽然已经拥有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摆脱农村生活习惯，因此还不具备建设管理城市的能力。他希望张慰慈的这本书能够引起国民的注意，并指出：“我们若不能彻底抛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中国决不会有良好的市政。”（同上，第381至383页）

　　这些说法让人联想到SARS的肆虐。近年来广东的许多小城镇发展很快，过去几万人的小县城，现在成了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人的大都市。在这些城市中，既有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又有人畜共处的农家小院；既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又有贩卖鸡鸭鱼虾和野生动物的农贸市场；既有迅速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又有落后的生活习惯和常见的卫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里既有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有僵化的市政管理模式，这种混杂状况为SARS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可能。有人说SARA的爆发，是一个古老农业文明与21世纪科技共存的故事，也是一个为了掩盖真相而引发的事故，真是恰如其分。

　　话说回来，胡适在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时，张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报维持了一年半左右，张慰慈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制宪问题》、《市政问题》（连载）、《多元的主权论》、《从英国最近的政党状况上说明这次内阁改组的原因》、《什么叫近东问题》、《德国的经济议会》（连载）、《欧洲的新国家》（连载）、《普鲁士的新宪法》、《德国的赔款账》、《罗尔问题》、《新旧国家立法部与行政部关系的比较》、《政治改革的目标》、《革命和政治改革》（连载）、《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连载）等。其中《市政问题》和《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可能与《市政制度》一书有关。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张慰慈在城市问题上的研究水平，恐怕至今都无人能够企及，这也是当今学界的悲哀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市政问题》为例。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城市与中央的关系，二是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关于前者，他说现代城市与中央政府应该是一种自治的关系。所谓自治，并不是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去搞独立，而是在中央政府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至于后者，他认为市政府是具体管理本市市政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政策协调各地均衡发展的，二者在功能和职责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照搬中央政府的模式。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中央政府有什么机构，市政府就应该有什么机构。他还以美国历史为例，提出城市政府的三个重要原则：“职权必须集中，责任必须确定，民选的官吏万不可过多。”（《努力周报》第12期）张慰慈的这些观点，对于开拓我们的思路，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张慰慈的倡导下，中国政治学界很早就把市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大学里设立市政专业。据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复旦大学志》记载，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在1927年就成立了市政组，到1929年成立市政学系，其主要课程有：市政学大纲、美国市政组织、欧洲市政组织、中国市政沿革、中国地方政制、以及市公安、市教育和市卫生等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市政系才被迫停办。

　　另外，在第19期发表的《多元主权论》中，张慰慈分析了一元主权论的特征，指出这种理论“把国家抬高起来，把法律看做人民公共的意志，把主权当作国家的政治基础”，是要以“人民”的名义实现独裁统治。为此，他介绍了拉斯基等人的多元主权论，阐明这种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极力提倡各种团体的权利使之不受国家侵犯，也是为了建立一种各行各业都有自治权的分权的政治制度。在此之前，张慰慈还在其他文章中介绍过拉斯基的观点，他大概是国内最早研究拉斯基的学者之一。

　　两次笔墨之争

　　《努力周报》停刊后，张慰慈在1925年曾为《晨报副刊》写过几篇文章。当时《晨报副刊》刚刚改版，由徐志摩主持。张慰慈是徐志摩的好友，据说徐志摩去世后，他是护送其灵柩回乡安葬的少数朋友之一。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张慰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为了阅读方便，以免引起误会，徐志摩在发表该文时，还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徐志摩说：叔本华对女性的观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骂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欧洲妇女在男性社会的压迫下，往往是“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她们能够抛弃各种陋习，拥有人格尊严，并在学识和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徐志摩还说：文章发表前，张慰慈曾“警告缺少幽默的读者不必冒生气的险”；文章见报后，他也“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最好将北京妇女与叔本华骂过的欧洲妇女比较一下，看看她们的过去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她们已经抛弃的缺陷是不是还被我们摹仿，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力、成绩和报酬，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很遥远的事（《晨报副刊》第一二八九号，民国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尽管张、徐二人用心良苦，但文章发表后还是受到太太们的攻击。为此，张慰慈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写了《论妇女的智力》，并在文章附记中再次作了解释。他说：我翻译那篇东西，原想让太太们看看骂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们却不仅骂作者，而且连我也骂了。为此我觉得很荣耀，“可惜她们骂我的话都是口头的，并没有写出来给大家看，这倒是一种遗憾。”（《晨报副刊》第一四0三号，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慰慈的“遗憾”很快被否定。1926年初，鲁迅在《猛进》周刊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将张慰慈“骂”了一顿。他说：“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华盖集?碎话》，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除此之外，该文还嘲讽了胡适、陈源等人。这个小小的笔墨官司虽然没有酿成正面文字的冲突，但其中的是非和双方的气度却不言而喻。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组织“仇俄友俄”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学界名流，前后发表文章数十篇，是“问题与主义”和“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由于这次讨论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讨论的主题为“苏俄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而且大家都能够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所以它对于我们重新评估苏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进一步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讨论中，对阵的主将是左派学者陈启修和自由派学者张奚若。张慰慈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另一篇是《我也来谈谈苏俄》。前者介绍了作者几年前在美国中部参观的一个共产公社。该公社名叫阿玛那，是意大利后裔办的。张慰慈发现，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们只晓得过他们孤独的共产生活，他们决不肯像俄国共产党那样去宣传他们的政策和制度。”此外，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不是“那种极端的民治主义”，而是类似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晨报副刊》第一二九八号，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些介绍，对于进一步了解空想社会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区别，很有帮助。

　　第二篇文章谈了作者对苏俄问题的看法。张慰慈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在外交方面，尽管苏俄外长于民国九年（1920）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要退还庚子赔款，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并声明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这一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广东“已经在苏俄的势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中国就会被它同化。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现在虽然注意了，但是大家在讨论“仇俄友俄”的时候，还是表现出重理想不重事实、重外交不重内政等毛病。所以他认为，苏俄的存在不是一个仇友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还用大量篇幅谈了苏俄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质等问题。80多年以后再读这篇文章，处处可以看出作者的真知灼见。

　　除了这两篇文章以外，张慰慈还翻译了开痕司（凯恩斯）的《论苏俄》。这是一篇分三期连载的文章。文章对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这对于人们认识苏俄的本质也有很大帮助。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在途经莫斯科时给张慰慈写过几封非常重要的信。胡适在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要谈政治、干政治，“决不可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胡适在第二封信中说，到了莫斯科以后，他看到“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了。他还说，苏联虽然实行独裁统治，但是从它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统计来看，真是令人惊叹。胡适在第三封信中又说：“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胡适书信集》上，第378至3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此期间，胡适还给徐志摩写过两封长信，进一步讨论了以下问题：一、苏俄制度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二、这个制度在事实上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三、这个制度在实践的方法上对不对？四、要实现这种制度，有没有较为平和、较少牺牲的路径？

　　胡适在日记中说，到了莫斯科以后，他遇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E?梅里姆博士和苏俄外交委员会委员T?罗森斯坦先生，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会见了蔡和森和刘伯坚等人。这些活动对他影响很大，他甚至想放弃“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亲自出面组织一个政党——自由党，在“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基础上，从事改革内政的活动（《胡适日记全编》，第2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些记录中可见看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访问，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

　　离开莫斯科以后，胡适到了巴黎，曾与傅斯年去一家名叫万花楼的中国餐馆吃饭。进门之前，里面有人散发传单，说他是孙传芳的走狗。这可能与胡适的好友丁文江被孙传芳委任为淞沪商埠总办有关。胡适将传单寄给张慰慈，张在不可思议的同时，也为胡适的安全而担心。他回信说：“巴黎与柏林的学生本来是最胡闹的，走狗这名称怎样会加到你头上，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这般捣乱份子是无理可讲的，吃了他们眼前的亏，实在犯不着。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为是。”（《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06页）

　　在巴黎逗留多日后，胡适到了英国，在那里他与罗素讨论了苏俄独裁制度是否适于中国等问题。当时罗素持肯定态度，胡适虽然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有点受不了”，但他还是承认：罗氏“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胡适日记全编》4，第394页）

　　1927年年初，胡适从英国来到美国。当他看到阔别十年的美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大的进步是汽车的普及之后，才抛弃一路上的糊涂看法。据报载，当时美国已经拥有汽车2233万辆，占世界总数的81%，平均五人就有一辆。有一次，胡适路过费城附近的一个工地，看到那里停着上百辆汽车。他以为是举行汽车比赛，没想到都是工人自己的私车。这使他非常惊讶。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才重新看到自由民主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没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美国社会在资本制裁、教育普及、劳工待遇、税收政策和人民幸福等方面都有一套健全的机制和完善的制度，他感到这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据说李大钊在被捕之前曾托人给胡适捎信，劝他不要往西，更不要到美国去。胡适说，那些不愿意去美国看一看的人很可能是害怕动摇他们的信仰和学说，这自欺欺人的作法也是一种迷信。（《漫游的感想》，见《胡适作品集》第11卷，台湾远流版）

　　与胡适的友谊（二）

　　1927年8月，张慰慈在《现代评论》发表《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从胡适为该文所写的《附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慰慈介绍这个案件的用意所在。胡适说：“慰慈的这篇文章是八月二十二日以前做的，那时萨各与樊才第的死耗还不曾传到这边。现在现代评论的记者要慰慈加一个跋尾，补记他们的结局。不幸慰慈有点病，不能作文字，他托我补作几句。……这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我们中国人却只有低头思愧，不能加入这抗议的喊声。我们不配讥弹美国，人家为了两个工人的生死闹了七年之久，审判与复查不知经过了若干次，然而至今还有许多人替死者喊冤，鸣不平。我们生在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是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四三期）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多次文字合作。比如1922年是《申报》创刊50周年，作为一种纪念活动，该报以《最近之五十年》为题，邀请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这5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当时胡适写了《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许是忙不过来吧，胡适请张慰慈和高一涵完成前一篇文章的政治哲学部分。张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外政治哲学的流派、变迁与分歧，完全符合编者提出的“得其至精，可以窥专科；得其大概，可以充常识”的要求（《最近之五十年?致读者》，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步入中年后，胡适与张慰慈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胡适的日记中，有关张慰慈的记载很多。比如1928年6月14日，胡适还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时，曾在日记中说：“与孟和、慰慈同吃饭，谈了许多时候。”（《胡适日记全编》5，第152页）又如1930年8月27日，已经离开上海回到北大执教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慰慈说我的《哲学史》中《淮南》一章的政治思想一节，颇有把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毛病。我细想去，此一节确有此病。”（同上，第767页）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友之道和他们亲如手足的友谊。

　　据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介绍，除了在大学执教外，张慰慈还担任过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等职务（参见《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张慰慈条”，中华法令编印馆民国二十九年版）。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张慰慈弃学从政应该是1931年以后的事。当时，张慰慈好像把家安在上海，大部分时间在南京等地做事。

　　正因为如此，胡适每到南京、上海，都要和他见面。1931年1月，胡适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会议，于17日“到任光家中吃饭，慰慈夫妇在座。”（《胡适日记全编》6，第29页）两天后，“慰慈来，同饭。”（同上，第34页）又过了三天，胡适到徐志摩家看望陆小曼，到老朋友徐新六家打牌，“有慰慈、潘、王，诸家夫妇”作陪（同上，第38页）。

　　那一年，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8月5日，胡适出席“北大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新增设的“研究教授”人选。研究教授月薪400元，由北大和中基会拨款共同支付，是胡适等人挽救北大的一个重要举措。胡适说，会议决定聘请汪敬熙等15人为研究教授，陶孟和竭力“主张加张慰慈，但慰慈自己愿意本年不受，故梦麟未提出。”（同上，第141页）这也许是张慰慈离开学界的一个转折点。

　　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六年出版的《国民政府职官年表》，张慰慈是在1933年12月2日担任铁道部参事的。我估计上述“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都是在此之前的职务。另外，在1933年3月底，汪精卫曾托张慰慈给胡适带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当时汪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铁道部长，并住在铁道部宿舍。根据这些情况推测，当时张可能已经在铁道部做事了。看到汪精卫的来信以后，胡适表示他不参加政府，是想保持一点独立地位，以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为此，他向汪精卫推荐王世杰（字雪艇）担任这个职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08页）。

　　进入铁道部以后，我只看到张慰慈的两则资料。一则是从网上搜索到的：据《广州市志》记载，广九铁路建成后，就成为广州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但由于各种原因，广九线交通运输多次中断。为此，穗港双方曾多次进行交涉，但收效不大。民国二十三年（1934），双方又有尽快让两路接轨的愿望，于是国民政府铁道部于6月17日派张慰慈、莫介福为代表，赴广州参加中英双方为广九路通车而举行的谈判。7月28日，双方代表在新条约上签字，终于解决了这条铁路的联运问题。这个材料可能来自铁路部门的档案，估计还可以从中找到有关张慰慈的资料。

　　另一则来自胡适的日记。1934年初，胡适赴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议，于1月31日“午后三点到浦口”，又是张“慰慈、（杨）亮功来接”站（《胡适日记全编》6，第309页）。会议结束后，他们在2月3日晚一同乘火车去上海。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昨夜慰慈预料今天火车必误点，因为各方的黑暗势力都恨京沪路局长黄伯樵的弊绝风清，故用种种黑暗手段，要使伯樵不安而去。火车误点，即是一个方法。果然今早火车误了一点钟！”（同上，第312页）这说明，张慰慈对这类黑幕比较了解，而且非常痛恨。

　　2月10日，胡适从上海到南京住了一天，准备回北平去。这时张慰慈已经返回南京，因此胡在日记中有“慰慈来，刘英士来，我们大谈。同到益州饭店吃午饭。饭后同去地方法院看守所访问独秀……”以及“慰慈与Michon[米桥]同来吃晚饭，……慰慈十一点回上海”的记录。（同上，第319至320页）

　　诚如胡适所言，进入官场后，张慰慈自然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因此在胡适30年代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几乎看不到张慰慈的名字。这显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不过，张慰慈并没有就此封笔。回到北平后，胡适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校读慰慈译的Abbott:”Expansion of Europe”[阿博特：《欧洲的扩张》]”；在16日的日记中，又有“校张慰慈译稿，他也不免有小错”云云（同上，第347至348页）。

　　那几年，胡适不仅要到南京、上海开会，有时还要从上海出境访问。这时，张慰慈总是不辞辛苦地迎来送往，安排一切。1933年6月中旬，胡适去加拿大出席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于13日“八点到浦口站，慰慈、亮功、歆海在站接”。下车后，胡适“到铁道部慰慈处，洗了一个澡”，然后出席王世杰安排的午宴。这时王世杰已经担任教育部长了，该部政务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段锡朋。吃罢午饭，胡适由段锡朋带领，与张慰慈、何思源又一次看望了关押在看守所的陈独秀，然后与王世杰“到铁道部去见汪精卫”（同上，第216页）。14日晚，胡适离开南京去上海，许多朋友们都来送行，只有“慰慈送我到上海”（同上，第221页）。到了上海以后，“即往慰慈家中……吃饭后，小睡”（同上，第222页）。18日胡适离开上海，张慰慈两次到码头送行（同上，第227页）。

　　1934年年底，胡适赴香港讲学。“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还是“慰慈来接”。随后，张慰慈替他买了船票，他“等候慰慈回来了，把要事安排”之后，才出门办事（同上，第422页）。第二天是1935年元旦，早晨七点，大概是害怕胡适着凉吧，“慰慈带了薄外套来”。随后张慰慈一直陪着他，“吃了早饭，上渡船，……上President Harrison[哈里生总统号]船”。直到九点即开船前半小时，他才“送慰慈回去”（同上，第433页）。

　　1936年7月14日，胡适经上海赴美国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凌晨两点，是张慰慈夫妇送他上船的（同上，第599页）。1937年4月底，他到南京、上海开会，他说这次与张慰慈见面，心情十分高兴。5月初，二人和段锡朋、钱端升、刘驭万一同吃饭，“吃得最为畅快。”（同上，第684）7月底，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以后再次来到南京。8月中旬，南京已经成为日军飞机的主要轰炸目标，他还与张慰慈等人湖中泛舟，“苦中作乐”（同上，第704页）。9月初，胡适受蒋介石委派，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临行前，张慰慈为他“取得旅行换的外汇”，并与许多朋友送他上船（同上，第709至711页）。这说明，在众多的朋友中，张慰慈与胡适的关系最融洽，最密切。

　　弃学从政的苦恼

　　抗日战争开始后，铁道部于1938年1月1日裁撤，张慰慈离开那里，出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管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一个机构。它曾经隶属于参谋本部和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抗战爆发后，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归经济部管辖，其主要负责人是翁的得力助手钱昌照。据1979年出版的《辞海》介绍：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石油、机械、电工、化工等重工业部门，所辖企业达128单位（1945年底）”，可见这个委员会及其购置室的责任非常重大。

　　为什么资源委员会要实行“垄断”呢？这与当年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关。1954年胡适回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曾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茶会上发表演说。演说从殷海光翻译哈耶克谈起，反思了斯大林极左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极右社会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危害。他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三七四页）

　　这本来是一位朋友在信中对他说的话，他给大家读这封信，除了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外，还表达了几个意思：一是要向大家忏悔，说他当时也有过类似想法，犯过同样错误；二是要提醒人们，“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列宁语），其结果往往是极端专制的奴役之路；三是要告诉大家，所谓“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同上，第二三七五至二三七七页）胡适是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思想家，他的话对于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和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路径选择，很有启发。

　　抗日战争初期，张慰慈奔波于香港、上海、重庆、昆明以及越南、菲律宾之间，非常辛苦。尽管他毫无怨言，但不久后却因为另外一些原因向翁文灏提出辞呈。1938年底，张慰慈在信中向胡适倾吐心中的委屈。他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按：钱昌照字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钱昌照在1949年前后，一直是重要的统战对象。张慰慈的话为我们了解当年的内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翁文灏知道资源委员会已经留不住张慰慈了，便想让他“回部工作”。在张慰慈眼里，翁文灏虽然“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为”（同上）。再加上回了经济部以后，他看到“大部分人到了现在还是‘做官’不是‘做事’”（同上，第389页），便以父丧为名，请假回了上海。在此之前，翁文灏还想派他携带一批重要文物去纽约参加即将举行的博览会，后因行政院害怕丢失改变主意，一般文物又很难征集，故未成行。

　　回到上海以后，张慰慈本想闭门读书，却又感到无聊。翁文灏叫他回去，他想与其“跟了他们乱吹乱叫”，还不如“在家坐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再说。”（同上，第397页）从这种赌气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坏。他给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去信，试探有没有可能到美国工作。胡适劝他还是回重庆去，但他坚决表示：“实在不愿意再去鬼混”（同上，第419页）

　　经过一番努力，翁文灏决定派他担任驻美国商务参事。这虽然符合他的想法，但是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一开始是缺乏经费，后来翁文灏又以“形势有变”为由，让他“暂缓赴美”。于是他只能滞留上海，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此期间，张慰慈替胡适办过许多事，其中包括替胡太太写信，向陶希圣转信等等。陶希圣曾经是汪伪集团重要成员，他认为“这位陶先生又是很靠不住的一个人”，劝胡适不要和他来往（同上，第437至438页），以免坏了名声。

　　1940年初，张慰慈经朋友介绍，在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谋了一个职位。该公司与我国有商务往来，他认为“加入该行，能为我国政府机关出力之处甚多”（同上，第448页），便不顾翁文灏挽留，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他写给胡适的信中略窥其苦衷。他说：“在此抗战期间，本来是政府机关的人，忽而脱离政府，去加入外国的商业机关，实在是说不过去。可是在去年年底的状况之下，我确是无他办法可想。一则我是不要使咏霓（按：翁文灏字咏霓）为难，我另外寻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可以向他辞职，他亦可以放我走。二则假使我不另想办法，我亦只有在上海做我的驻美商务参事，这岂不是笑话吗？”另外，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学一学人家的经营方法，这也是他做出上述选择的一个理由。（同上，第467至469页）

　　正像翁文灏对胡适所言：“欲跳出政府机关，在中国又决非容易”的事（同上，第359页）我不清楚张慰慈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家英国公司的，只知道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他担任经济部参事（参见台湾版《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45年6月27日到1946年，担任战时生产局参事（《民国职官年表》666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从此以后，胡适与张慰慈的来往明显减少，只是在1949年3月3日的日记中，有“5：00？慰慈、孟录（同徐太太去）”的简单纪录（《胡适日记全编》7，第748页）。至于“去”向何处，则不得而知。

　　结束语

　　抗日战争前夕，面对强敌的入侵，胡适曾对翁文灏说：“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家，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58页）。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刻、更负责任的忧国忧民之情。把这句话和张慰慈的命运联系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分。根据张慰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成就，权威的政治学家对他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但他却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是很可惜的事。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不知道张慰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也许他是想以詹姆斯?布赖斯为榜样，让自己从实际政治中“获得真正的、确切的、直接的知识”。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社会不会给他那样的机会。这就使中国不仅少了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也失去一个权威的政治学家。当然，中国政治学的真正劫难，是在张慰慈“去”了以后。因此，他在政治学方面的贡献，不仅知者甚少，而且至今无人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慰慈固然没有在学术道路上坚持到底，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和研究成果，却是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和思想财富，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２００３、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