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挫折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孩子对受挫的恢复力。乐观的孩子不是没有痛苦，而是能很快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新振奋。父母和家长应认真培养孩子“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自信心和技巧。
　　——《“挫折教育”与“幸福品质”》

　　西方教育界人士说，“挫折教育”说白了就是使孩子不仅能从别人或外界的给予中得到幸福，而且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出一种自寻幸福的本能。这样在任何挫折面前才能泰然处之，永远乐观。
　　——《“挫折教育”与“幸福品质”》

　　一旦发现能独立钻研并且具有坚定不移气概的人，必须加以扶持和培养。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野依良治

　　立志科学的年轻人，心中一直有梦很重要，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

　　应用科学有时可立竿见影，产业界愿意出钱。但基础科学并非如此，因此如何扶持基础科学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认真考虑今后发展基础科学的战略。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

　　每一位立志献身科学的年轻人都有远大的目标。这当然是重要的。没有目标就不会有动力，就会迷失方向，变得盲目或惘然。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逼近这个目标。在走近目标的过程是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要经受许多挫折、打击和痛苦的磨练。
　　——杨雄里

　　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在实际工作是一丝不苟地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步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就能够稳步地前进，获得日新月异的成就。我们要有雄心壮志，但必须避免好高鹜远，谚语说得好：“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李四光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太多，而自己能做的事又太少。如果要做一件事，就要用求真务实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做好，使自己确确实实有一分收获。
　　——叶尚福

　　在科学的道路上，不脚踏实地的工作，不付出艰难的劳动，就不可能前进。松松垮垮，舒舒服服，是搞不出名堂的。
　　——丁肇中

　　一个光思考不学习的人，缺乏基本知识，没有正确的出发点，成天只会埋头去考虑一些不切实际、没有根据的想法，便必然会受到个人思维的局限，偏离实际，掉到空想或错误的陷坑里不能自拔。他没有办法利用前人或旁人的经验和意见，不可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扩大眼界，得到启发，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形成更好的意见，达到新的、更高的认识，而只能成为一个劳而无功的、可笑的狂人。
　　——黄祖洽

　　科学家在科学上提出的一些创见，决不是无本之木的突发奇想，而是植根于他们坚实的、广博的学识，以及他们长期不懈地对物理学问题的求索，从而对一些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有可能去认识物质的更深的层次和结构，最终迸发出创造性的思维火花。
　　——王淦昌

　　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关键是“长期积累”，需要今昔艰苦的劳动。古人云“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就是这个道理。要勤于读书、勤于笔录。没有广博的知识，想像力。思辨力很难“飞腾”起来。
　　——杨启业

　　对于科学工作者，有一个原则值得注意，即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知识面要广一些，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深度，这样，基础就比较巩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的办法比较多，研究思路也比较活跃。但是对具体研究内容和范围不宜太宽，如果研究范围太宽，研究面过多，就难以深入到事物本质，最终的贡献也不可能太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朱壬葆

　　人生的道路、科研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都会发生。……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意志和毅力是靠磨练出来的，要自觉去磨练。
　　——周兴铭

　　一个新的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理论所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难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
　　——周培源

　　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学能力。有些学生毕业后进步很慢，原因之一就是看不懂新书，不会猎取新知识。
　　——王梓坤

　　科研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高峰的过程。前人的肩膀在哪里？在文献、专利和各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情报资料当中。我们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或报告时，就为后面的攀登者提供了肩膀。
　　——钱伟长

　　一个人在读书阶段主要是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学好，继承下来，将来再通过自己的实践，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事实、现象或规律，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增加点新的东西，为人类进步做出淅的贡献。
　　——李振声

　　一代胜过一代，科学才能发展，事业才有希望。学生超过先生是先生的光荣。我人老了。学问也老了。你们要超过我，去开创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
　　——苏步青

　　国家的兴衰，民族的荣辱，人民的福祸，不仅取决于青年朋友能否学到现代化的科技知识与非凡的能力，而且取决于青年朋友能否具有崇高的理想与优秀的素质，能否受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历史精神的熔炼，从而坚定不移地用所学到的知识与能力去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幸福与世界的进步服务。
　　——杨叔子

　　一个年轻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么他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杨振宁

　　从根本上讲，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
　　——钱三强

　　早期崭露头角的人才和“大器晚成”的人才之间的共同点是：具有深刻洞察力，对新鲜事物十分敏锐，提出的问题具有很深的深度。
　　——卢嘉锡

　　提高民族素质……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智慧因素，更包括道德因素。人格正是智慧与道德的统一体，培养中华民族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完善人格是我们科教工作者共同的任务，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
　　——路甬祥

　　一个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和实力的民族，永远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钱三强

　　中华振兴，祖国富强，儿女的任务是添砖加瓦，点点滴滴地做出自己应做的贡献。不在乎能力和地位，而在乎尽心尽力。
　　——王思敬

　　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认识世界，那么技术科学则在于改造世界。在技术科学范畴，研究成果不应停留在发表若干篇论文上，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些成果解决大面积的重要工程技术问题，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周惠久

　　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爱因斯坦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
　　——爱因斯坦

　　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科技，都是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技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就是要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
　　——徐冠华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公平和正义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两块基石。敢于面对它才能表现出当政者的道德和信义。耍个市井小聪明绕过去，其实政府是自己跟自己绕了一个大圈子，一抬头还是这两块基石 —— 公平和正义。
　　——《劳动合同期满，任何一方都有权不续订》 孙为新　

　　有人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他们也许有意忽略一个最普通的常识，公平不等于平均，效率也并非等于效益。公平是效率的终极目标和原动力。（法律的内涵，就是公平、公正、诚信。将法律放在兼顾的地位，我们是否应当改为“效率治国”呢？）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效益也就无从谈起，更无效率可言。如果靠掳掠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人们的基本权益来获取暂短的效率，这种效率也是不能持久的。实际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掩盖了在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如果用丧失公平来确保这个所谓的效率，容忍腐败横行。不但会丧失改革的大好时机，也会将中国的改革毁于一旦。(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发展下去，这种海盗般掠夺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效率，反过来老百姓都成了穷光蛋，要这种效率还有什么用？货币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历史用几乎相似的面孔，再一次展现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昨天，把其它许多地里的庄稼集中到一亩地里，制造过亩产万斤；今天，又把其他许多人口袋里的积蓄集中到一个人的口袋里，制造出亿万富翁。个中道理，大家自己可以琢磨透的。
　　——《劳动合同期满，任何一方都有权不续订》 孙为新　

　　劳动法作为维护人权、体现人文关怀的一项基本法律，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二宪法，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刑法、诉讼法，但劳动法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法律是什么，法律其实就应该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劳动者，我们应该明了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以及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吏治的腐败、司法的腐败除了制度上的缘由，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以及法治意识的淡薄其实也是任其滋生的一片沃土，只有法律的尊严根植于老百姓的心中，法治的中国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吧，为法治中国的早一日到来共同尽一份绵薄之力！
　　——古镜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以来，历次这种领导人的“意志”和“任性”，都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古镜

　　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胡锦涛

　　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它是凝聚和激励民众的基础，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文化的繁荣、强盛与稳定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必将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形成无形的安全屏障并有效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杜超

　　网络的迅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道标志性风景。由此带来的信息无国界传播现象，加速了各种文化的相互吸引、融合，使各种文化得到广泛发展。网络的交流，重新调动其发展、创新的潜能。网络的发展，形成了各种文化的共享，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如今，利用网络欣赏全世界的优秀文化艺术节目，使全球的文化艺术资源共享，正在成为事实。然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对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网络上的英语霸权，不利于保护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互联网的负面效应还在于，其特有的快捷性、隐蔽性、自由性使得人们有可能接触到大量的不健康的文化消费品，甚至有害的宣传和信息。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杜超

　　必须切实保护、鼓励和提高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原创能力，在政府发挥传统的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民营文化力量的积极作用，以公共的文化力量来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正是在同一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才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文化已成为区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国际关系中，接受了对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也就是接受了对方的评判标准，也就等于接受了对方的优势地位。正如前面所述，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被异质文化占领，就不再有思想文化的独立，更遑论国家的真正独立。因此，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的树立，不可等闲视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爱国主义的内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强劲的全球化浪潮，一些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淡薄；崇洋媚外、奴化思想回潮；否定历史、数典忘祖的虚无倾向抬头。因此，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当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为此，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能力。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我们只有热爱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坚守民族文化的根，才能有对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热切参与，才能有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的真正树立，也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杜超

　　宪法和法律至上，一切团体和个人都服从法律，首先是宪法。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制止腐败蔓延的几种方法》 吴敬琏

　　腐败的本质是利用受委托行使的公共权力侵占公民的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寻租活动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而宪政要求明确政府的职权范围，不能给官员留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制止腐败蔓延的几种方法》 吴敬琏

　　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的基本要求是：第一，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草案要公布，让大家讨论，开听证会，让受法律约束的人们都能够参与立法的过程。第二，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现在有不少机关都把法规当成自己的私有信息，外人都不知道有哪些有关的法令，具体内容是什么，于是不法官员便能上下其手，枉法害民。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第三，要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比如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只能管法律颁布以后的行为，不能追溯过去的行为，否则行为主体他就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制止腐败蔓延的几种方法》 吴敬琏

　　贪官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朝代更迭总是与贪官泛滥不无干系。在皇帝家天下的政治体制时期，贪官实际上是在与皇帝争利，而皇帝又要依靠贪官维护家天下，因此皇帝与贪官的斗争，是一种体制内的财富分配问题。
　　当这种体制内的财富分配难以达成双方都能认可和接受的时候，皇帝和贪官就会更多地从民众身上搜刮财富，直至官逼民反、天下大乱。
　　有时候，贪官也会与皇帝摊牌，其结果不是皇帝把贪官满门抄斩，就是贪官把皇帝撵下台取而代之。贪官打击皇帝的办法之一，就是里通外国，勾结利用外国或外族势力。问题是外国或外族也不是傻瓜，他们往往趁机入主中原，屠城掠民，其结果同样是天下大乱。
　　从这个角度来说，贪官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打击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先进”价值，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有财力进行高消费，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可以拉动经济，此外还会促进某些文化艺术的发展（例如歌舞、美食等）。
　　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早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进政治体制了。但是，这种体制仍然面临着贪官的挑战，而且贪官还很有挑战人民当家作主体制的势力。
　　那么今天中国的贪官，其性质与历史上的贪官有什么变化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种种迹象表明，现代贪官基本上继承了历史上贪官的社会功能，以及行之有效的贪污技巧和办法，只是手段更加现代化，符合与时俱进原理。
　　其差别主要在于，今天没有皇帝家天下，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政府官员体制，现代贪官不再挑战皇帝，而是挑战这种政府官员体制，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千方百计从这种体制内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个人（包括子女亲友和利益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和好处。如果这种体制不能满足他们的上述强烈欲望，那么他们就会设法改变或破坏原有的政府官员体制的游戏规则，或者试图从民众身上搜刮更多的财富，或者从外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
　　——《贪官打击的是民族生存能力》 重构

　　众所周知，贪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此政府官员体制利益的膨胀，并不能够满足贪官的欲望，因为贪官的人生观就是利用权力牟取利益最大化，他们不可能被“高薪”转变得“廉洁”。但是，由于贪官对利益的追求热情，往往能够提升政府官员体制的整体利益水平，因此贪官在官员体制里往往特别地有人缘。与此同时，先成为贪官的官员，也就成为那些还没有变成贪官的官员的榜样。也就是说，贪官队伍有着一大批的后备军。此外，对于某些国民来说，与贪官打交道往往能够获得额外的利益，这些人也就成为支持贪官存在的重要社会力量。
　　除此之外，外国政府和外国资本家，对中国的贪官也是既鄙视又喜欢。他们一方面鄙视贪官的不劳而获，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中国的贪官牟取本国的利益。事实上，利用中国贪官的贪欲，以及准贪官的贪欲，外国政府和外国资本家没有少从中国获取额外的利益。中国贪官携款外逃、转移资金、送子女到外国上学、定居，给外国人送去大笔的美元。中国官员（包括国有企业官员）到国外考察向对方要“零花钱”，给外国人贬低中国政府及其官员体制，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中国贪官在与外国资本家的经济合作中，慷国家之慨，让中国老百姓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不能排除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没有掌握中国各级政府各部门贪官的黑名单，也不能排除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正在利用这个黑名单，把它们当成谈判时的筹码，以便要胁中国政府各部门的贪官出让或出卖更多的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民利益。
　　由于贪官的人生观就是牟取利益，因此他们在中国政府官员体制的存在，也就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源。一、贪官对国民利益的伤害，势必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二、贪官对现有政府官员体制的破坏，势必极大地削弱政府的信誉。三、贪官与国外利益集团的勾结，势必会把中国国民拥有的和创造的大量财富转移到外国（一个赖昌星就给加拿大送去成千上万美元），甚至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打压本国企业的利益。
　　有鉴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贪官打击的正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的生存能力。因此，贪官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
　　——《贪官打击的是民族生存能力》 重构

　　腐败的定义是以公权谋私利。只要存在公权力及人类谋私利的倾向，腐败就不可能被根除。腐败不能被根除并不等于腐败无法被控制，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能把腐败有效地控制在非政治性话题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腐败经常是头号政治问题，因为腐败导致政风颓废，社会失序，内政无能，对外软弱。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

　　西方社会里的腐败一般不构成政治问题，原因有二。第一，民主制是社会集团强权的政治，其稳定性与人民对强权规则的文化认同相关。西方人民把强权政治认作公平的政治，认为强大的社会集团应当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力来代表其利益。第二，“西方民主制”是民主加法治的制度，法权高于人民权力的意识在西方根深蒂固，人民代表的权力受法律明确制约，而且有独立和严格的执法来控制他们的腐败。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

　　我们可以用法治和民主这两个要素把世界上的政体分成四类，并比较它们的表现。（1）有法治有民主－－这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表现优异；（2）有民主缺法治－－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表现最差；（3）缺法治少民主－－这是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表现普遍优于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4）有法治少民主－－当今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采用。日本自明治维新到1993年民主化以前也大体上属于这种制度。这种体制的表现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不相上下。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

　　政体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一国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文化条件中寻求秩序与自由的平衡。西方民主制之所以成功稳定有赖三大基石。第一是法治，法限制“人民”的权力，提供社会的普遍正义。第二是对强权政治合理性的共识，谁裹胁的选票多，谁当领袖就有“合法性”。第三是社会分成大型利益集团，彼此利益分际清晰，容易形成势力均衡。这三大基石并不必然存在于其他文明之中。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并没有创造出法治传统，也没有导致关于强权政治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既没有造就真正的大型社会利益集团，更谈不上大型社会集团之间的清晰利益分际。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民主的方式挑动社会分裂是非常危险的。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托马斯·杰斐逊

　　从根本上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一是要从“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二是要从“指挥”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下决心把那些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工程停下来；努力克服“瞎指挥之风”，砍掉“扒手之手”，真正做到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 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 陆亨俊

　　我的人生观，一做事，二做人，三做官。为了做事，不怕丢人；为了做人，不怕丢官；为了做好官，官僚主义永不沾。不论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做事情。有实权，可做大事；有虚权，可做实事；没有权，可做好事。
　　——《最高理想是当平民官》 吕日周

　　斗争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即使在人类文明与理性控制高度发达的今天，斗争仍然是人类解决不可调和矛盾之撒手键。人类社会，是在不懈的文明与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斗争中，获得飞跃发展的。丢弃斗争意识，不思进取的民族、国家、文明体，只会被人类社会所淘汰。要知道，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世界各个主权国家林立。国与国之间相处，息息相关的就是利益的划定。由于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利益变数，在目前缺乏有力的国际利益协调机构的世界上，敌友关系变得极不稳定。正如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言，大国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处于自身主权控制以外的任何国家，由于利益的变数，都有可能因矛盾激化而成为敌手。这一点，对国际上的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赤宵 《华夏是美利坚永远的敌手》

　　世行指出，和其他同类国家比较，中国的投资环境享有政治和宏观政策稳定、与国际市场接轨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方面的优势。 
　　——《世行发布中国城市报告：杭州投资环境中国最佳》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大脑。人脑从核桃般大小进化到一千克左右，更重要的是，人脑进化产生了大脑皮层。这是任何动物所不具有的，可见人从动物状态脱颖而来，更重要的是思维在起作用。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人类从动物时代就具有的野蛮禀性，在生产手段进步之后，便遇到了文明的挑战。文明正是从占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开始的，它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进一步便成了私有制，而所有制又正是从私有制开始。私有制的本质，也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先富”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被他人认可，这个认可或者只是默认，或者以契约方式承认，或者以法律制度保障。只有约定被遵守，才能称之为文明。人类的整个历史，从根本上说，只能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只有文明的发展，才能保障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等有序正常地发展，人类才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获得过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不可能获得的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发展的方向，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发展方向。东非人、印第安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思维的发展进步极其缓慢，于是停留在原始和半原始状态；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的古老文明，因为思维的发展方向不同，于是社会的发展也不相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古希腊文明传播到意大利，并与古罗马文明结合，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形成的。马克思称意大利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资产阶级”这个单词，也来源于希腊文的“市民”。
　　但任何单一的文明模式，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现代文明来。因为地理环境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等文明可以以各种方式交融渗透，甚至包括流血的方式，终于得以产生近代文明。而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这种交融渗透扩展到世界范围，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而中国、印度的文明囿于地理条件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更为封闭的玛雅文明，终于下落不明地失灭了。恰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文化一样。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性克服兽性的过程。任何理论，假如它是文明的、进步的、理性的或者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都应该有助于克服兽性，张扬人性。反之，一切煽动仇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或者惟我独尊的理论，都是伪科学甚至邪教。但文明终将战胜野蛮，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被马克思赞为“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英国革命，完全是在“摸石头过河”。这是人类理性思维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次探索，并非资产阶级的刻意安排“君主立宪”发祥地的英国，至今也没有一部宪法。当新的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集权制度之后，英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和谐的政治体制，以各种习惯法、判例、法令来完善这个体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也就没必要刻意去搞一部宪法了。之所以说它和谐，是指它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意见自由发表，给文化、艺术、科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等，都有表现的余地，让民意和历史来“择优录取”。这是一次文明战胜野蛮的光辉范例，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胜利。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头羊伏尔泰、孟德斯鸠，都见识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篇幅原因，不赘述。在他们的影响下，狄德罗、魁奈、卢梭、梅叶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人类理性思维的树，开出了从未有过的繁花。人的思想是会相互启发的，文明的观念迟早会受欢迎。可以说法国的启蒙运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上，它超过了英国前辈。对整个欧洲、美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都从中获益非浅。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化成更高级的动物，私有制就是文明进程必须的保证。没有人类对物资的占有规则，社会就会是无序的。完全的私有制，使人在具备明确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公有制蔑视一切个人的权利，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进一步破坏文明，直至造成战争。个人的财产权，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当一个人不具备财产权的同时，他将必然失去责任心，同时也就失去了人的尊严。他在随时可以被剥夺的同时，也同时可以剥夺他人。最后结果是，权力至上！
　　——《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Wenjunq

　　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
　　——亚当·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