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场是明确的，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做贡献。
　　——《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表明中国反腐决心》

　　认识角度是思维方式形成的起点。认识角度一经确定，人们便在长期、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不断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某种观念或理论，作为下一次认识的出发点和衡量新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用实践来检验其是否正确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种种思维方法。由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组成的思维框架和程序，叫思维方式。人的需要、立场对选择认识角度、思维方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衡量标准除观念（理论）外，还应包括需要和立场。由此可以看出，思维方式是社会因素、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结合的有机体。其中任何一方变动，都会引起思维方式内容的变化。
　　在任何一种思维方式中，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三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制约：认识角度决定衡量标准、思维方法；衡量标准制约认识角度、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既受制于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又对它们产生反作用。其中任何一方变动，都会引起思维方式的变化。
　　每种学说、每个学科、每一宗教都有自己的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它们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物。中西文化是中西思维方式的产物。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古希腊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关注事物的不同属性功能。事物有无穷多的属性功能。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都从属性功能认识事物，但双方关注不同的属性功能。“数”，是事物重要属性之一。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事物的重要属性甚至本源来研究，促进了数学和几何学的发展，造就了西方追求精确化的观念，为以后西方自然科学把属性功能量化，在它们之间建立数量上的因果关系开辟了道路。这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许多科学家甚至哲学家对社会贡献卓著，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们是数学家。公元前十世纪，中国就已出现数学萌芽。但未把“数”当作事物的重要属性来认识、研究，而仅是出于实用。忽略事物某些重要属性，导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缺乏科学传统和精神。
　　其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注重事物的抽象属性功能，古希腊注重事物的具体属性功能。中国文化中的阴、阳等范畴，是对所有事物的属性分类的高度概括，难以数量化；加之又给阴阳属性赋予了无数的功能，夹杂了许多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导致认识主体和对象不分，难以在属性功能之间建立精确的数量上的因果关系。这与古希腊及后来的欧洲人关注事物具体属性很不同。伽利略主张研究事物中能定量的具体属性，如运动、形状及数量等，不能研究有主观内容的颜色、声音、气味等属性。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衡量标准不同，使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走上不同的路径。
　　衡量标准是指，从某一角度认识事物产生的经验知识、理论或观念，就会与人的需要、立场形成一个有机体，成为选择认识角度、思维方法及衡量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它规定应认识什么事物，不应认识什么；还规定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思维方法认识事物。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之所以面貌各异，与双方衡量标准不同关系至大。
　　（一）需要、立场不同，中西先哲关注的事物不同。
　　中国古代思维家关注社会政治事物重于自然界事物。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杀伐，天下大乱。安宁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视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主张恢复周礼，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21]。老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认为，社会混乱一是因统治者为满足私欲强行制订秩序，悖逆了“无为”而治的“道”，二是老百姓知识增多，难以管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法自然”，回到绝圣弃智、无知无识的原始状态中去。对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认识需要，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渴求。加之统治阶级、儒家道家释家均不倡导研究自然界事物，使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走向人文伦理之途。
　　古希腊哲人重点关注自然界事物重于社会政治事物。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经济、文化繁荣。哲学家大多是家庭富裕的自由民，受过较系统的教育，无衣食之忧，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他们的兴趣和精神上的需要，是探索宇宙本原和世界秩序，关心自然界事物胜过关心社会事物。这一倾向奠定了西方先哲探索自然事物的传统。
　　（二）观念（理论）不同，决定了中西先哲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角度不同。
　　首先，中国先民对事物属性功能认识过程中，产生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和“情景合一”等观念。天人合一观念认为，人与天在属性上同源，都是阴阳变化产生的，功能上互相影响，这一观念又引导人们只从人的社会属性、功能上认识天人之间的关系；知行合一观念强调求知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用”，多指利用事物的属性功能；情景合一强调认识事物时的主观感受。这些观念导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客观界限模糊甚至以主观代替客观、注重实用等特点。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厚古薄今心理，汉代后封建制度天经地义的态度，造就了中国人唯圣、唯经是从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引导中国人关注社会政治事物，习惯于关注事物的性质（属性）和功能（有用或无用）。
　　其次，中国先民对属性功能的认识形成《周易》和《道德经》后，反过来成为衡量标准，引导人更多地从属性功能来认识事物。《周易》总结了中国先民对事物属性的认识，阐述了属性之间、属性与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以阴阳为核心的中医药学属性功能理论。它将事物的属性高度概括为“阴阳”两大类，当作分类标准甚至事物的本原，并赋予它们以无穷的功能。《道德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功能之间、功能与属性之间的联系。老子认为，功能有两种状态：某一事物不与其它事物发生作用时，其功能处于“无”的隐蔽状态[22]。当该事物与其它事物发生作用时，其功能便从隐蔽状态显现为“有”。二者的关系和运动规律是“有生于无”、物极必反，等等，老子把这些规律称作“道”。“道”并非一般的规律（“常道”），而是指功能规律。为了说明“道”，老子对照水的属性、功能，描绘了它的形态，并以之推导出“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主张。“道”论阐明了事物的一些规律，触及辩证法的个别法则。但他把功能状态（“无”）及功能规律（“道”）当作事物本原，是本末倒置的。功能理论和属性理论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国人长期重视属性功能的直觉推衍，忽视在它们之间建立数量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发端。中国传统观念如整体观念、五行变化等，都是由属性功能理论衍生的。它们又反过来引导人们只从属性功能认识事物。战国时名家公孙龙（公元前325—前250）论述了白色石头的 “坚”和“白”两种属性的关系，提出了“坚白相离”的思想；用“白马非马”的命题，揭示了个别（种、白马）与一般（属、马）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分析倾向没有在思想史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古希腊人在认识事物属性功能的过程中，出现了朦胧的结构、层次概念。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在《论国家》、《论法则》等著作中，从结构上分析了阶级、国家、法律、政权的各种形式以及社会分工等。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在《动物志》、《论动物的各个部分》中开始把功能与结构联系起来考察。他曾解剖过50多种动物及婴尸。《动物志》中记载了各种动物的形态、习性、感觉、心理及生殖、迁徙等内容。亚里士多德把概念区分出层次：动物是种的概念，人是属的概念，人被包含在动物之中。他还将事物的同一属性从程度区分出层次。如身体有白净、更白净之分，热的东西有更热、不够热之别[27]。到罗马时期，希腊医学家盖伦（129—199）用解剖过猪、牛、羊、猴子等动物推论人体内部结构，把生物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结合成一个体系。中世纪后，古希腊哲学中对事物结构、层次及变化的认识，在欧洲终于开花结果。意大利医学家M·马尔比基（1628—1694）用显微镜研究过肝、脾、肾、脑、味蕾和视神经等，发现了肾小球、肾小管、红细胞、毛细血管网等。哥白尼的“日心说”，弄清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这是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的基础。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中西思维方法根本差异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直觉体悟，西方思维方法重逻辑推理。
　　这一差异首先与双方认识角度不同密切相关。事物的属性功能，更多地靠感官、知觉来分辨，这是一种原始认识能力。它不断反复，就会形成直觉能力。语言产生后，人们开始借助概念从事认识和思维活动，产生了逻辑推理能力。直觉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并存于认知过程中。随着语言的产生，先后出现了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两种文字的属性、功能是不同的。象形文字是古人标明事物形状、属性和功能的符号，它能增强人的直觉及联想能力。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物的功能、属性表现为诸多现象，直接观“象”，内心加以体悟，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观象及取象比类方法，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之一。拼音文字的概念化程度更高，能培养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古希腊文化认为事物的属性功能等表象后面还有最基本的东西，在探求本原的过程中，发现属性、功能与结构、层次、变化有关系。结构、层次和某些变化是难以被人直接感知，只能用逻辑方法来推演，用实验方法证实，西方由此发展出逻辑方法及实验方法。
　　其次，与中西的基本观念不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人是该整体的核心；认识了人，就认识了宇宙和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认识路向是从人到社会以至自然界。思维方法是靠体悟自己直觉地认识自然界事物。古希腊文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是从几个基本元素产生出来，要认识事物，须先认识这几个基本元素。认识路径是从透过事物属性、功能探寻本原开始，产生了从结构、层次认识事物的逻辑体系。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异，还表现在对质、量、序、数的认识上。从人类认识史看，人们一般是先认识事物的质，其后是量、序，最后用数来精确地表述质、量、序。古希腊哲学从认识事物的质，建立了本体论哲学。17世纪后，西方开始从结构、层次上量化事物的属性、功能，探索事物之间的次序，在各种因果联系之间建立精确的数量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对事物的质、量有较多的认识后，重点是认识事物之间的次序，未能上升到把事物的因果关系数量化的高度。所以表现出思维方法重直觉联想、重意象的特点。阴阳五行理论，是典型的次序理论。因缺少对结构、层次和过程来认识属性功能之间的因果次序关系，就难以把因果关系数量化，这加剧了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解释事实的随意倾向。
　　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中，道、儒、佛三家学说各自独立起作用，又互相渗透，共同发挥作用。道家学说及阴阳理论，引导人从属性、功能认识事物；儒家学说则限制人们研究自然事物，把学术引向关注政治社会伦理的方向；道家主张的直觉体悟思维方法，被佛教的禅宗发展到极致。道、儒、佛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大框架，决定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基本格调和走向。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中国思想文化界曾就中西文化优劣、能否融合及如何融合，提出过许多观点和主张。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给了中学优于西学的初步定位，曾被视为中西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中体西用”（“中道西器”）说及“会通中西”说，开出了中西文化如何融合的配方，却因割裂了事物与功能的内在关系，理论上荒谬，实践上行不通而寿终正寝，“会通中西”说主张以西学为主，难以被中国人的情感接受。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融合的新理论、主张迭出，均未能跳出以上诸说的巢臼。究其原因，是未真正弄清两者差异的根源，故所提理论、主张，价值判断多于理性分析，可行性不足。
　　古希腊思维方式及文化导致欧洲出现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却没有导致这一后果。就功利而言，前者明显优于后者。在认识阶段上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落后西方达两千之久，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应看到，人类科学地认识事物，只有400多年的时间，这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只是个开始。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中的理性、科学成份之间并非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结构、层次和过程为轴心，用数学、逻辑方法重新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中的理性、科学成份，它们就会在人类未来的认识活动中，与西方思维方式及文化接近、融合的过程中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中西文化的融合，就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融合。
　　（一）真、善、美是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融合的基础。真善美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境界，也是不同国度自然、人文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真，是科学的目标。善，是人文或宗教的追求。美，是艺术的境界。简而言之，追求真善美就是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不论其形态如何，发展的路径如何，最终都会在这一基础上走到一起，相互融合。因此，在接近及融合过程中，双方都应该抛弃“以谁为主”、“谁向谁靠近”等狭隘意识和本位观念，立足于全球，取长补短，促进两者接近和融合。
　　（二）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互补性很强，有相互融合的需要。人类认识事物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所要认识、改造的世界是多元、多重、多侧面的，人们认识、改造的手段也是多种多种、互有差别的。作为认识同一世界中相同或不同事物的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其差异并不比物理学与化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差别大。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来看，两者是一致的；认识路径殊途同归，是互补的；在解释世界方面，两者功能虽不同，但各有所长。要从认识功能上判别两者孰优孰劣，就像判别化学与物理学认识功能孰优孰劣一样困难。
　　（三）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之间的接近和相互吸纳虽有间断，但从未完全中止过。现存的每一种思维方式及文化，都融合了其它思维方式及文化的成份。鸦片战争后，西学大举进入中国。人们开始怀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即逻辑方法，研究、翻译和自著的逻辑学著作大量出现，用形式逻辑补救中国传统思维的不足；提倡、使用科学实证及归纳法，纠正直觉思维的偏差。其后又认识到是观念（理论）不同，引进进化论等理论，改变了中国人许多陈旧的传统观念。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西方自然及人文学科进入中国的学校，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接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四）属性功能模式重新受到西方科学家重视，两者融合的步伐有加快趋势。
　　1、属性功能模式是原始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也是现在和未来人类改造世界的终点，还是连接认识循环的关键环节。不论从属性、功能、联系还是从结构、层次、过程认识事物，人类最终目的是要科学地利用其属性、功能。古希腊哲学家通过认识属性、功能、联系，建立了本体论哲学，超越了属性功能模式。十六世纪后，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人又重新回到认识事物属性[30]、功能、联系的路上，超越了本体论，导致近代科学在欧洲出现。西方哲学随之从研究本原转向研究“关系”、“过程”。这一认识循环是人类认识向更高阶段的螺旋式上升，并非标志西方思维方式及文化向中国“系统思维”的回归。
　　2、属性功能模式是科技创新的活水源头。科学研究对象深入到宇观、微观和高速领域以后，观察逐渐失去直观性，理论离经验越来越远，越来越抽象。认识事物属性功能，多借助于人的直接观察和经验，人与事物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可防止思维走向纯思辨。这一特点使系统论出现后，属性功能模式仍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西方科学家虽对属性功能做了不懈的量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对大量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属性功能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还需假以时日。《道德经》功能理论和《周易》属性理论是数千年经验知识的总结，涉及事物的一些本质规律，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黑格尔和西方当代物理学家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在此背景下，体现中国整体观念的属性、功能理论，适应了人类认识角度向属性、功能、联系的回归，这在重视事物属性功能的生物学、物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3、功能属性模式混合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注重“关系”，表现出很强的直觉精神，符合科学萌芽初期的认识规律，容易导致技术发现、发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形：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限制对自然事物的研究，要求人们关注天人关系及人的社会关系；但功能属性模式又使中国人不断有重大发现或发明。这些发明或创造出现后，又遭到社会的冷漠而被埋没，但后续的发明创造仍然层出不穷。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影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思想，把东方的属性功能模式和西方的结构层次模式结合起来，充分地利用了事物的属性功能，创造了技术、工业和经济奇迹。这说明属性功能模式有很强的生命力，将在人类未来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巨大作用。
　　（四）中西面临更多相似或相同的问题，需要用共通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解决。如经济全球化、失业、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协调各方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首先要使各方思维方式相近或相同。在全球性问题压力下，中西思维方式接近甚至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二、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融合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就像生物学和化学“融合”产生交叉学科“生物化学”一样，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融合，也将会产生一个包含两者精华的新文化。但由于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及思维方法均存在差异，双方的接近和融合的过程将会是漫长而曲折的。
　　（一）认识角度的差异，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深层障碍。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属性功能模式，与古希腊中后期的结构层次模式及19世纪出现的系统整体模式，是处于不同认识阶段的思维方式。要融合处于不同阶段的思维方式及文化，是很困难的。
　　属性功能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属性功能及联系为轴心认识、解释和评价事物，把它们当作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弊病为：首先是概念不清楚或不精确。属性、功能多呈现为一种状态，只宜描述而难以概括成准确的概念；事物属性功能是无穷的，不同的人会认识到不同的属性、功能；对同一事物的属性功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很难形成统一概念。人们只能借助比喻、象征及对比等艺术手段表达思想，建立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模糊的弊病，即由此决定的。其次，从属性功能认识事物，客观上要求对属性功能的全面认识，因之产生注重属性功能之间联系的倾向，整体性强而忽视细节的准确。再次，衡量事物的标准往往不遵守事物的本身逻辑，容易受个人需要、立场及原有观念的影响，主观随意性大。在整理思维材料时，往往偏重于综合，忽略分析。感性成份多于理性成份，包含神秘主义成份，思维内容呈浑沌状态。它产生了神话、巫术、宗教、艺术、迷信及原始科学技术等，也易出现新发明或发现，产生工匠文化，但难以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结构层次模式的后果是，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结构、层次和变化为轴心认识、解释和评价事物，把结构、层次和变化当作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优点为：能使人们把对事物属性、功能及联系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认识“过程”、建立近现代科学文化、形成系统整体模式开辟了道路。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32]，试图解释、解决这一问题。他注意到中西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及衡量标准、思维方法的差异，却未注意双方认识角度的差异，所以未能就此难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二）衡量标准不同，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现实障碍，也是两者融合过程曲折的直接原因。
　　1、意识形态阻碍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接近、融合。维护某种意识形态，是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需要已脱离了认识上的理论或实用需要，而是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政治、社会或心理。它使中西双方不能客观地看待彼此的思维方式及文化，而是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或狭隘的暂时需要，将对方贬得一无是处，将自己吹得天花乱坠，或者月亮是别国的圆，视自己的文化一钱不值。这些都妨碍两者接近，更难谈得上融合了。
　　2、立场歧异使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接近、融合很困难。因种族、国家、利益及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立场岐异，使一些欧洲人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无哲学”、“中国无科学”，甚至对中国文化充满敌意。而一些中国人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中国文化将承担拯救世界的神圣职责，他们把西方文化重新重视属性、功能及“联系”，当作向中国文化回归，甚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系统论、原子论、计算机原理及量子理论。这些情感色彩浓厚的立场和做法，只会使两者在接近时发生摩擦、冲突。
　　3、观念或理论不同，将使双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接而不近，融而不合。中西在观念上的差异，遍及各个方面。两者的接近和融合，困难重重。这里以中、西医为例说明。中医的整体观念及注重属性功能之间的联系，以及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与西医以结构、层次为轴心解释属性功能及其联系有很大的不同。中西医结合在中国推行数十年，一直结而不合。主要原因是，中医学与西医处在不同认识阶段，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均不同。中医药理论是典型的属性功能理论。它把事物按属性分类，每一属性都有对应的功能。它用中药四性、五味之类的属性，解释药物祛病强身的功能，或用其功能解释它的属性，形成了用功能、属性相互解释的封闭体系。中医“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等属性概念，若不结合结构、层次和过程予以定义，就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或者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更无法翻译成西方语言。李约瑟据此认为，中西医哲学理论无法沟通。他只能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词根创造出“人造词”，表达中医学术语的涵义。
　　（三）思维方法不同，是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融合的技术障碍。早期人类通过属性、功能、联系认识事物时，发展出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等思维方法。它们处于认识第一阶段，包含了辩证法因素和理性成份。人类从结构、层次、变化认识事物后，发展出逻辑思维方法。这标志着理性思维逐渐成熟，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从主导地位退出。这是人类认识的第二阶段。19世纪后，人类从属性、功能、联系、结构、层次和过程全面认识事物后，发展出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方法，它们与直觉思维、逻辑思维共同起作用。这是人类认识的第三阶段。直观体悟和意象思维方法要和处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思维方法接近和融合，既有观念、理论的制约，也有技术上的障碍。一是两种思维方法使用的材料不同，直观体悟多注意事物的属性功能等表象，逻辑思维则借助抽象的概念，思维材料很难互换；二是直观体悟思维强调“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不注意概念清晰及推理过程，只重视思维的结果。逻辑思维和系统思维要求推理严谨，对推理过程及思维结果同样重视。诸如此类的差别，使中西思维方法看似互补相容，在实际操作中却象油、水相混而不相融一样。
　　总而言之，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因处于不同阶段，认识角度、衡量标准和思维方法均有差异，二者的接近、融合会遇到许多障碍。受种族、利益、历史传统等原因的影响，接近和融合还会伴随着磨擦、冲突。
　　——《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分岔和融合》 周因心
　
　　法治并不是像制定几个规则，然后由官方机构加以强制执行这么简单。事实上，法治主要是用法律方法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建立法律话语的权威和霸权，以取代其它的(权力话语、道德话语、宗教话语等)话语霸权。在一个凭借说理维系社会团结的秩序之中，“理”以什么为根据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说理机制，古人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可见“理”之于中国古人的重要意义；我们所缺乏的不过是法治的传统，根本上也就是缺乏依法说理的机制。依法说理的首要条件就是平等、公开地表达道理，由于人具有一种潜在地以势压人的欲望和本能，因此，需要运用法律建立一个强制人们依法说理的制度，这就是法律程序的设置目的，法律方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可见，只有按照法律程序依据法律方法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法律的话语权威，否则，法治之于我们，始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法治之“重”首先就在于此，法治之“难”也在于此。社会公众难以接受法治，实际上，就是没有接受法律的道理或者依法讲理的模式。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寻找原因，例如，传统文化留给我们一个沉重的包袱；阶级斗争为纲造就了我们习惯于发动群众以及群众习惯被发动起来投身于运动式的解决问题机制；等等。但是，我们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法律制度本身说理能力不强，法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用法律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司法判决书，假如我们的判决书说理更充分一些，有关一些法律事实和证据采信方面的问题表述得更详细、也更坦诚一些，对有关法律程序的规定解释得更具体一些，那么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也就会更深入一些，对法律理念、法律方法的认识也就会更清醒一些。我们不相信，一个有着悠久的说理历史的民族，会真的无法接受一个使其能够充分说理的制度！ 
　　我们的结论是：法治之“重”不仅需要通过进一步地改革司法制度加以缓解，需要加强法治教育，而且需要法律人自己切实能够认真地看待法治。孟德斯鸠说，法官是法律的嘴，这不仅是说法官必须执行法律，而且也是说，法律是什么，最终是由法官嘴里说出来的内容为准，所以，法官以及一切法律人都需要认真对待自己在职业场景中所说的，管住自己的嘴，真正为自己的话负责。 
　　——《法治之“重”与法律方法》 葛洪义 陈年冰

　　所谓特权公民，主要指各级政府公务员，以及在国营垄断行 业、部门的从业人员；而他们之所以成为特权公民，乃是因为现 行的国家管理体制和结构，赋予了他们这样那样的特权，例如他 们有权或有机会为自己制定高出普通公民的国民待遇（包括合法 手段和非法手段），而无须征得其他公民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 ，腐败则是难以避免的，普通公民只能期待特权公民的“自律” ，而没有制约权力的“自律”其作用乃是极其有限的。难点在于 ，解决特权公民与普通公民的待遇不公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因为既得利益者通常都不会轻易地放弃既得利益，而且这些 既得利益者又掌握着政府和国营垄断行业的管理权，任何激进的 变革都会导致他们的抵制甚至破坏；其结果必然造成该项社会变 革的沉重代价，并使改革者投鼠忌器、举步维艰。
　　——《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次阵痛》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距，不但不能实现平等的国民待遇，而且存在着严重的 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美好的民主诉求有可能演变成为 分离的倾向，并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即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过程；前苏联解体的过程，则 是民主诉求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实施的最可能的结果）。
　　——《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次阵痛》

　　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降低出生缺陷发生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将起重要作用，但并非唯一途径，要重视社会和行为因素在出生缺陷干预中的重要性。我们提出“健康饮食、健康行为、健康环境、健康父母、健康婴儿”的预防出生缺陷的理念。其主要目标是使育龄妇女在孕前和怀孕期间主动避免接触各种危险因素，为迎接新生命和胎儿的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我国婴儿出生缺陷问题日益突出 急待科学干预》 郑晓瑛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 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 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 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 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 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１９９０年，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 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现在，我们回顾邓在１９９０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
　　——《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曹锦清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 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 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评价毛泽东时期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
　　——《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曹锦清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弃和落伍，急于追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 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曹锦清

　　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头脑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在知识界酝酿，然 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 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样一类目标出现的新观念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 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
　　——《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曹锦清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以及获取新知识、运用多种知识的能力－－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所有因素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它不仅作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而出现，而且成为制约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教育的新本质观－－教育也是知识生产力》

　　休闲教育，指的是在教育过程中，提供个人课外活动或休闲活动的机会，并在人闲活动中培养学生对休闲的认知与技能，即培养正确的休闲价值观和有效利用休闲的能力。
　　——《素质教育的新领域——休闲教育》

　　教师的地位实际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群体形象四个方面，如果说前三种地位的提高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那后一种地位的提高则主要依靠学校和教师自己。在今天的现实的生活中，如果没一位教师都能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特别尊重和由衷的爱戴，那么尊师之风也会蔚然而成，教师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随之相继提高。 
　　——《教师的威信：教育的潜在动力》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普西

　　中国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但是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
　　——朱棣文

　　坚强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是一种坦然坚定的态度；坚强是一种品格，坚强是一种力量；坚强创造奇迹，坚强孕育希望；坚强是成熟的象征，坚强是胜利的保障———这也是抗击“非典”战斗给我们的可贵启示。孩子不仅属于家庭，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让孩子学会坚强，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也是对孩子真正的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做父母（包括师长等）的责任，不仅仅是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还应当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磨炼的机会，塑造他们的毅力，培养他们的意志。
　　——《让孩子学会坚强》 齐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