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他劳动。生产能力过剩是现在社会的通病，生产容易消费难。应该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力，如果农村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 5 %，保持十年都不成问题。
　　——孙大午

　　人的追求有好多，有的人追求的是享受，有的人追求的是感受，比如说我追求的是感受。我觉得幸福不仅仅是享受，而且是一种感受，我感到我很幸福，虽然我拼得很苦，但很幸福很痛快。我没让别人学我，我想做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
　　——孙大午

　　做人做不下去，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做下来，做好人难也得做好人，做好事难也得做好事。
　　——孙大午

　　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三者的结合是我的治厂思想。
　　——孙大午

　　我爱这个社会，我爱这个国家，我也爱所有的人。我不仅可怜穷人，我也可怜富人；我不仅觉得乞丐可怜，我也觉得贪官可怜。我可怜乞丐是因为乞丐一无所有，生活贫困；我可怜贪官是因为他想做好人做不成。他们只知道享受，没体会到感受也是一种幸福，他不知道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知识、是劳动、是给予、是奉献，只有给予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贪官敢把钱拿出来去给予吗？他只能个人去享受，他想做好人做不成，也是可怜的。
——孙大午

　　人为利益而勾结，人为志向而团结。如果我和我两个弟弟当初为利益而勾结，将来有一天会分裂，但我们有永恒的志向，就会有永恒的团结，我们是为了实现一种价值，为一带人富起来，给国家给县里做点贡献。所以十年了，我们弟兄从来没在经济上发生过矛盾。
——孙大午

　　咱们国家失去诚信的原因就在政府，因为政府的不诚信才造成了整个市场的不诚信。
——孙大午
　　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都面临一个类似于近现代西方所面临的生活世界内部的瓦解的历史惯例。新的时代追求金钱、官僚体制等形式化的抽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商品化和分工割断了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这使得人对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价值世界的具体性都有一种无从着落的感觉。在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现象学、解释学，总值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现代思想，包括韦伯的社会理论，都是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生活世界的很多具体领域，比如生产领域、技术领域、理性领域，已经完全被一种理性化的逻辑，被祛昧后的世界所笼罩。这时候人的生活领域只能在一个内部已经区分和间隔化的世界里坚持精神性的东西。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试图把握的人文思想，在结构上确实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力图阐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或中国当代形成的政治上、文化上、道德伦理上等一系列价值层面的东西有相似之处，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学术和西方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性和相关性。所以我们对西学的介绍完全没必要有一种相对落后的社会现实向相对先进的文化理论、思想体系借鉴宝贵的理论资源的心态，而完全应该立足于以一种相似的历史经验和主体的内在危机、断裂意识出发，探讨相似的历史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　张旭东　薛毅

　　80年代和90年代倒是有一种连续性。只是80年代思想文化生活里对西方普遍性的向往是“悲剧性”的，而在90年代则变成了喜剧性的或“闹剧式”的。在80年代，中国人读西学虽然还是粗放型的，很多西学内部的脉络也没搞清楚，但对西方的误读背后有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气的理想；这个理想本身可能很幼稚，比如说“现代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等等，但它却来自对一个自主性生活世界整体的想象。反观90年代，这个对中国生活世界整体的想象被种种有关普遍现代性的想象所取代，新的种种所谓“个体经验”的修辞术在“想象界”很快同种种国际潮流界上了轨，但在具体内容上提供的只是中国历史经验零碎化、破碎化的景象。
　　——《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　张旭东　薛毅

　　我们与他人一道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的空间里，已经很难说中国人的生活在多少程度上还原原本本地是传统的。我们生活的具体的物质空间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空间，而这个现代性空间的起源并不在中国，但它的内在的世界性本身把它的起源一笔勾销了。这就想说，西方人“发明”了近代科学，然而“科学”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不再是“西方”的，它甚至从来就没有没任何人“发明”出来，更不可能为某一种文化所垄断。
　　——《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　张旭东　薛毅

　　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即道德）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
　　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之类，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律令”，所以是有“理”无“伦”（ethics并不包含人际关系的意思）。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道德风险就是本来应该给社会（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带来利益的道德，反而给社会带来损失、灾难、甚至浩劫的可能性。从根子上说，道德风险来源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假定，即人生本身不是目的，人生只是完成一种超越性目的的手段。讨论“人生的意义”就是这种错误的开端，就是企图在人生之外设定超越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应该是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伦理学的非形而上学化、理性化、科学化是对道德进行有效审查，减少道德风险的最佳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重建伦理学的理由。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道德体系是道德条文的集合。其最小化意味着其中不包含“多余的”道德。“多余的”道德就是得不偿失的道德，也就是遵循此道德条文对于社会（即每个人）所带来的利益不大于所付出的代价。由于道德条文总是与生物价值相反，因此其代价是永远存在的（至少限制了人的自由选择范围），问题在于该道德条文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足以弥补代价的损失，并有所盈余。如果一个道德体系中不包含得不偿失的道德，我们就称之为最小化道德体系。道德体系的最小化原则体现了一个超乎常识的主张：道德条文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对比东西方文化可以发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体系比较接近于最小化。这是由于自从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以来，中国文化中就不大重视超越的东西，宗教情绪淡漠。一旦道德体系不再适应社会现实，中国道德体系很容易产生自发的最小化倾向，即很令一些道学先生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道德滑坡”。
　　“道德滑坡”是很令道学先生们深痛恶绝的现象，于是先生们奔走呼号，抨击“物欲横流”，要建立“精神家园”，却得不到多少人响应，反倒有人形容他们是：“我们家里只有四平米的厅，却非要给我们建一个吧台”。于是有人慨叹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宗教情怀，主张用西方的宗教对中国人进行教化，培养“敬畏之心”。这种努力注定是白费功夫。从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是天生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文化的本能反应。孔子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非神论者”。无神论毕竟还认为上帝是否存在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非神论者”却干脆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由此可知，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恰恰在于他不说什么，“不知生，焉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避免了很多超自然的解释，使得神鬼之说在中国自古不登大雅之堂。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道德体系最小化”的过程很容易自发产生，即经常为遗老遗少所扼腕叹息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是今人所云“道德滑坡”。从小的时间尺度来看，滑坡之后重建新的道德体系在缺乏形而上学的情况下可能效率较差，但从几千年的大时间尺度看，可能正是这种不断最小化（优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华文明可以历几千年而不衰。其他的古代文明的衰亡很可能是过度的形而上学化导致丧失优化机制造成的。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例如做买卖“童叟无欺”，很多人认为是职业道德，实际上只能算是敬业精神甚至是商业策略。因为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卖方尽可能抬高价格是该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钱钟书

　　1、家长制的管理方式。
　　特征：⑴组织内部的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人手里。领导者的权力没有划分，也不受限制。组织的一切活动由领导者一人决定；⑵分工不明，责任不清。⑶任人唯亲，因人设位；⑷办事无章可循、无法可依。⑸终身制。
　　2、科层制的管理方式
特征：⑴明确的分工；⑵有明确规定的职权等级；⑶稳定明确的规章制度；⑷私人关系和公务关系的分离；⑸量才用人。
科层制的优点在于分工清楚，责任明确，任人唯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组织活动的开展。
　　由家长制产生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遇事推诿、相互扯皮、敷衍塞责、热衷于谋取私利，不关心群众痛痒、一言堂、命令主义等。
　　由科层制产生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⑴浮夸习气；⑵墨守成规、缺乏灵活性。⑶繁文缛节、文牍主义。⑷例行公事、文山会海。

　　社会工作的定义是指：社会(政府和群众团体)以物质、精神和服务等方式对那些因外部、自身和结构性原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个人和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恢复社会生活能力，改善社会互动关系，提高社会生活质量，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一个伟大的巨变，乃至于现行的经济学已经难以解释现在的经济现象。在这个巨变来临之前，准备比较充分的国家，现在就比较主动；相反，准备不够充分的国家，就困难重重；而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甚至还盲目乐观的国家，则陷入或即将陷入危机之中。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我国经济正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体制和机制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世界经济转型的挑战。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始终未能弄清市场经济的真谛，致使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没有走出困境。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科学技术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又需要一个好的机制和体制环境。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又择木而栖，发生和发展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研究表明，科学需要民主，技术需要市场，科学以大学为中心，技术以企业为主体。
　　知识创新体系的中心，在大学和企业。关键是社会企业化，企业民间化和全球化。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科学史表明，重大科学发现，几乎都出自民主国家。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尽管古代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伟大贡献，但近代科学却是从西方传入，而近代以来的重大科学发现，至今与我们无缘。看来，科学和民主像一对难分难舍的孪生兄弟。科学需要民主，民主促进科学。
　　的确，科学技术不是一时的需要可以利用的单纯工具，科学技术本身是渗透着价值意义的社会过程。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包括社会运行的机制、体制以及折射在这种机制和体制中的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只需要科学技术，而又排斥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机制、体制及其价值观念，那么科学技术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科学发现需要科学工作者具有良好的素质，尤其是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有根据而无顾忌的怀疑精神。培育这种素质的环境必须是：自由、民主和宽松的社会环境。而且，仅仅在实验室是不够的，需要整个社会具有这样的气氛、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培育出来的自由、开放、求新求异的欲望和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从地域上看，或许有个西方与东方的问题。但我们不能以地域的东西之争影响我们去接受先进和健康的价值观念。我们更不能用东西地域差别来拒绝先进的东西。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技术就是经济，技术就是金钱。所以，技术进步需要人具有创造与获得财富一致性的强烈愿望，并为之拼搏的精神。产生这种价值观和社会环境应该是：追求个人财富并非坏事，个人财富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可以被任意占用。相应的社会环境则是市场机制及其体制环境。越能创造，越能为消费者提供性能强、质量好、物美价廉的技术和产品，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利益和个人财富。事实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精髓。
　　纵观人类近百年，横看世界1百多个国家，往往是：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科学发现层出不穷；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技术发明日新月异。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一般说来，技术进步以企业为主体，而科学研究则是以大学为中心。技术发展的动力是社会需求，运行的机制是市场机制，科学发展的动力是科学家的好奇心、兴趣和社会责任感，遵循的机制则是：政府出资支持，科学家自主研究，科学共同体评价认可。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市场机制最终表现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竞争形成压力，价格赋予动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造就了技术开发的强大能力。这个强大能力表现为：有实力，有较多的研究开发经费。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在上个世纪末（19世纪末），美国企业有两大发明：一是发明了“经理”，使得企业从资本家家族企业，转向两权分离的专家管理体制。二是发明了工业实验室，即企业自己建立研究所。所以企业有很强的发明、转化能力，甚至技术发明本身就是企业的产物。工业实验室最早要算爱迪生办的“发明工厂”，最著名的要算贝尔实验室和杜邦公司的研究机构，还有柯达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也很强。
　　我们国家学苏联模式，科研是一摊，工厂是一摊，然后再慢慢地转化，慢慢地过渡搭桥，事倍功半。原因在哪儿?就在于没有看到企业是技术发明的基地，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所以我们提出，要实现高技术产业化，首先要实现社会企业化，企业民间化。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则是技术进步的有效组织形式。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对于技术、经济差距巨大的中国，为缩短差距、迎头赶上，进入国际经济，以下五点值得注意：
　　1．“不联合即完蛋”。这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为美国经济提出的忠告。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国际化，科技高速化的今天，传统的“自力更生”观念已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只有联合起来，进入国际经济，一个国家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2．引进企业比引进技术更能促进我国技术、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技术具有一定的寿命周期。所以只有引进企业才能更好地引进技术，引进资金。
　　3．“企业是谁的无关紧要”“你赚钱、我收税，你获利、我就业”。在引进企业的时候，往往过多地考虑企业是谁的?谁当董事长?事实上，让对方占70％，占大头，对方的利益更大，更能把技术和资金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要看到，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又都是民间企业。
　　4．放手发展民间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基础。引进企业，要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对于外企，最好的合作伙伴是民间企业。造就大量的民间企业既是引进外企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民间经济。放手发展民间经济才能更好地引进外国企业，放手发展民间经济也才能更好地改革大中型国有企业。
　　5．牺牲部分市场才能引进企业。五六十年代，日本靠引进技术的时代，早已过去；七八十年代四小龙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今天，外国企业看重的不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只有牺牲部分市场，才能更好地引进企业。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袁正光

　　我在美国呆了20多年，对美国还是有所了解的，难道美国的资本家就那么爱科学家吗?我看不一定，但是有一条，美国的工厂离开了科学家它就要倒闭。所以他们把科学家当宝贝。
　　——钱学森

　　善恶有报也是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社会的正义，一个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受不到社会惩罚的社会，无论如何与公平正义相去甚远。它意味着社会的效率，社会的发展各项事业的繁荣，从根本上仰赖人的积极性的充分调动，而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对有益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奖赏，对危害社会的行为给予惩罚；它意味着社会秩序，因为社会秩序的诸多要素，诸如人心的顺畅，社会凝聚力的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害群之马的铲除均与善恶有报有着因果关联。
　　——《闲话“善恶有报”》 兰秀良

　　善恶有报决不仅仅是一种诅咒和期盼，更不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宿命，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建设，完全能够成为社会运行的机制，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辐射积极效应。
　　——《闲话“善恶有报”》 兰秀良

　　人们所得到的待遇是要用他们的功绩和德行来衡量的。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益于其同胞的人并不比敌人更使人觉得满意，那个国家就不会是一个智慧和理智之邦。
　　——葛德文

　　任何设计或建议，即或得到推行，也无非在事物之上加诸一种使其按照你所设想的方向移动的作用力；至於事物会否沿着你所设想的方向移动能否到达预期位置，取决於多种力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此过程中，总会冒出几种你事前不曾预计的力或因素）。你的设计你的努力，也不过是众力之一。因此，不要妄想会有什麽“终极方案”，能够一举挽狂澜於既倒扶中国於正途。世界上没有什麽一用就灵包医百病的终极药方，事物进程中也并非只存在一种因果链条只具备一种“必然趋势”或“预期结局”。事物总是多种可能性并存，人们的事先设计只能规划一个既合乎主观目的又具备一定客观可行性（即并非此路不通）的大致方向。在此方向上，能否顺利走下去，能够走出多远，可能更多并非取决於方案本身，而是取决於具体操作和细节。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任何设计或建议，即或得到推行，也无非在事物之上加诸一种使其按照你所设想的方向移动的作用力；至於事物会否沿着你所设想的方向移动能否到达预期位置，取决於多种力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此过程中，总会冒出几种你事前不曾预计的力或因素）。你的设计你的努力，也不过是众力之一。因此，不要妄想会有什麽“终极方案”，能够一举挽狂澜於既倒扶中国於正途。世界上没有什麽一用就灵包医百病的终极药方，事物进程中也并非只存在一种因果链条只具备一种“必然趋势”或“预期结局”。事物总是多种可能性并存，人们的事先设计只能规划一个既合乎主观目的又具备一定客观可行性（即并非此路不通）的大致方向。在此方向上，能否顺利走下去，能够走出多远，可能更多并非取决於方案本身，而是取决於具体操作和细节。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无疑，实现社会力量的均衡是一个重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构筑稳定和谐的社会。但是，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有着实现利益妥协物质基础（即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力量均衡。显然，当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在这种前提缺失的条件下，如果急於把中国底层民众目前状如散沙的状态扭转过来，急於实现力量均衡，那麽出现的只会是拉美那种社会两大集团激烈对抗的局面。到那时，中国不会有什麽“稳定和谐”，只会是流血冲突不止。拉美诸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治理，至今仍是除非洲以外的世界最差。相信应该没有人能够否认，如果中国出现拉美局势，结果一定会更加糟糕得多。
　　因此，怎麽避免“拉美化”，应该是中国人关注的重点。或许，只有仿效历史上的“等级民主制”，在政治权利的两大阶层之间嵌入一道防火墙，遮断竞争，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等待利益妥协物质条件的成熟。
　　“防火墙”功能指的是在等级民主制中，民主程序主要由党内精英在墙内进行，社会其他成员被隔离在墙外。这样可避免把被压制的民众欲望和能量直接释放出来，避免社会上贫富强弱两大阶层的正面对抗。对民众的关顾，主要通过其它竞争性制度安排（例如笔者以前提到的：最高领导人由党内各派差额提名，全民票决产生），促使参与政治决策的党内精英集团来主动完成。当然，这种做法只可能达到低级的限制精英“走极端”的简单目标；但中国可以因此避免引爆社会危机，为发展赢得时间。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实际上，等级民主制在西方历史上曾起到过两大功用。其一是引导西方社会走到经济发达　精神相对协调的今天；其二是在当时维持了社会的某种“亚均衡”，使社会矛盾没有过度激化，贫富双方都没有走向极端。
　　对於等级民主制上述功能的质疑，一般说法是：西方在发展早期，曾经有一个对外扩张（通过经济或军事手段），对外转嫁矛盾的过程；这一过程，今天的後发展国家已不可能有效复制。
　　这一说法有其道理，但我们不可由此即片面导出结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所谓“对外转嫁”，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外部攫取资源，加快经济发展；其二是由於可以从外部提取积累，所以资本家可以减轻对劳工的压，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双方达成利益妥协的可能性（仍用前面的例子，本来买方只能出价5元，现在可以出到8─10元了），使矛盾有可能不过於激化，双方避免了各走极端。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金要素已不再稀缺，资本积累已不再是经济发展之急须，经济增长可主要依靠内需增长依靠有效需求的提升；因此，资本对剩馀价值的过度提取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而它有可能阻延有效需求的增长。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其它角度看，中国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怎麽摆脱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将经济发展转轨到主要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人均收入提高的轨道上来。当然，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主动作出努力。
　　因此，对於所谓“经济规律”，既不能视其不在，也不能盲目服从；不能任其发挥作用，必须使其为我所用。这其中，国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市场和完全接受比较优势规律主导的做法，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书呆子主张。现实情况是，没有教条（即对规律的认识）不行，教条主义更不行；人应该掌握规律，而不能被规律所掌握。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中国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估计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对於未来，人们应该更多考虑“次差选择”，即怎麽避免更坏。
　　——《等级民主制与党内民主》 冼岩

　　节水型社会是指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以完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为保障，建立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权制度作为节水型社会的核心制度，其作用是通过制度保障，实现流域内水资源在生态、生产、生活领域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流域内社会经济和生态合谐共处的目标。 
　　——《水权，节水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学的功能在历史上是不断演进的，早期的大学只有单一的教育功能，后来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另一重要功能。而现代知识经济的兴起，又使大学具有了第三功能，即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大学科技园则是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以及产学结合的创新基地，是实现大学第三功能的重要平台，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综观世界，一流的大学都伴有闻名的科技园，我国的一些大学也已把建设一流的科技园作为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对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范德清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社会其他机构和政府等有关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这个任务的核心是实现科技、教育、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的紧密结合，即“产、学、官”紧密结合，使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动达到高效状态。要实现这种紧密结合，需要一定的机制和条件，而大学科技园能够提供这样的机制和条件。
　　大学科技园是在大学周边形成的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高技术企业的密集区。这种地理空间的优势，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各种资源，易于形成科技园的独特优势，从而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对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范德清

　　中国大学科技园的运行机制具有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政府支持、依托大学、市场机制、企业运作。
　　中国大学科技园不是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行为，也不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期，官产学结合的产物。
　　1985年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支持建立科技工业区之后，许多大学开始引进科学园或科技园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科技园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绝大多数的大学科技园有名无实：没有科学园或科技园的明晰概念，没有独立的领导班子和运作机构，没有具体的发展规划，没有开展具体的业务活动。只有少数大学科技园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艰难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没有1999年开始的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大力推动，就不可能有今天全国大学科技园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推动、命名和授牌、宏观规划、指导和协调，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需要地方政府对科技园空间环境建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土地的征用、置换和科技园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方面政府注入了其作用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行政资本。
　　——《对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范德清

　　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能抑制市场机制，相反，要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对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范德清

　　“九五”、“十五”以来，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设施得到了加强。但从总体上看，科技基础条件薄弱、资源分散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方面，大型科研设施严重匮乏、分散落后；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盲目重复购置，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整体规划和政策引导，无法实现科技资源的有效共享，我国科技人员难以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最新科技文献和数据，无法有效利用先进科研设施，高水平科研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了原始性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
　　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就是要通过加强大型科技设施建设、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资源共享、自然科技资源保存与利用、构建网络科研环境，形成一个开放高效的科研保障体系。这项工作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当前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和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平台建设关键是要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以建立共享机制为中心，通过必要的增量投入激活存量，以整合和集成现有资源为重点，形成一个为全社会科技创新服务的公共平台。
　　——《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人才、专利、技术标准”三大战略是推进我国"十五"科技发展的战略性措施。
　　——《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体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创新”为“普及”明确方向，丰富内容；没有创新，将无所普及。“普及”是“创新”的基础和目的；没有广泛的普及，民众对科技将失去兴趣，创新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的属地化经营为基础的，他们会采用“人才本土化战略”，加大对国内人才吸纳的力度。因此，入世以后，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北京后，不仅仅是带来投资，而且会以优越的收入待遇和良好的事业发展前景吸引国内同行业的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可以预见，加入WTO后，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人才流动，国内企业许多高素质的人才会被外资公司挖走，人才流失、人才竞争将是入世后人才市场受到的最直接的冲击。 
　　——《加入WTO对北京人才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杨永和

　　据专家调查测算，加WTO将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将增加2000多亿元的产值和1200万个就业职位。另一方面，随着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和高层次人才竞争的加剧，必将促进国内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推动国有企业用人新机制的建立，提高对引进和使用高素质人才的重视程度，全面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入WTO对北京人才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杨永和

　　我国医药行业“十五”规划明确了中药现代化的思路。其中，中药产业现代化是指在继承祖国中医药学理论、方法和文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过程。
　　——《千锤百炼铸国药精品》 陆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