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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48)         ★★★★★
强国摘录(48)
[ 作者:觉远    转贴自:诚正民族精神研究所    点击数:1541    更新时间:2004-01-14    文章录入:222 ]

 

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会以专制來結束专制。
——蒋经国

今后,只有国家、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沒有个人的万岁。
——蒋经国

政府在哪裡?法統就在哪裡。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只有永远的人民。
——蒋经国

侵犯一個人的言论自由,就是侵犯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蒋经国

使用权力容易,难在什么時候不用它!
——蒋经国

一为有决心始能沉着应变,有信心始能见危不退;二为做事可用不同之方法,待人可持灵活之态度,但一离中心立场,必归失败。
——蒋经国

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蒋经国

台湾是我们的,也是中国的,但归根到底是中国的。
——蒋经国

凡是答应人家的事,都要记下来设法做到;没有能做到的要对之说明原因;对于做不到的事,则要委婉说明,不能轻易答应。
——蒋经国

我们决不可关起门来和社会隔绝,要实践理想,必须要有众多的朋友……我们的事业,一定要以群众为基础才有成功的希望。
——蒋经国

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树立个人权威、个人特权的时代,而是应该树立民众权威,增进民众权利的时代了。
——蒋经国

我们今天大家要做到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事不落空,不浪费钱,不做无谓的事。
——蒋经国

今日今人忧虑和困扰的,决不是环境的黑暗和危险,亦不是敌人的凶暴恶毒,而是感觉到我们自己的心里,恐怕还是弥漫着私欲、虚荣、忌恨和嫉妒。
——蒋经国

战胜自己,首先要端正我们这一颗心,固定我们这一颗心,把我们这一颗心的芬芳与光辉,来主宰自己,康健自己,充实自己。
——蒋经国

最要紧的就是咬紧牙关,渡过最后的难关。
——蒋经国

不为环境而冲动,要胜利不骄傲,失败不灰心,顺境时不得意忘形,黑暗时不痛苦呻吟。处顺境时要自我检讨,失意时不妨怡然自笑。要知道,只要你笑,整个世界就会跟着你笑;假使你哭,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哭。在高位做事不要骄,在下层工作不要怨;顺水顺风称心如意时,不要以为一切都顺利了;不如意时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失望。
——蒋经国

没有勇气改造自己缺点和错误的人,是可耻的懦夫。
——蒋经国

在别人停止前进时,我们要坚持下去。在别人心灰意冷时,我们要忍耐煎熬。一旦有了坚忍的修养,则在智慧已经失败,天才无能为力,机智己经束手的时候,我们仍能凭坚忍二字以图成,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就是坚忍苦斗的奇迹。
——蒋经国

经国一向是个乐观的人,不过,我的乐观并非寄托在“命运”之上,而是建筑在经常“有备”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坚毅沉着,充满信心。
——蒋经国

凡事成功不在起头而在最后五分钟。
——蒋中正

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是在于内部之分崩离析。
——蒋中正

能战始能言和,不能战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后就是缴械,缴械后就是被屠杀。
——蒋中正

人类的所以能进步,国家的所以能富强,社会的所以能安定,根本就都在于政治。
——郁达夫

政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
——罗曼·罗兰

传统社会中王权高于一切,王权的统治无所不及,从个人的婚丧嫁 娶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人们没有任何独立意识。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奉行“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价值观念。中国人只有“臣民”意识和“乱民”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 要完成这一转变。虽然这一过程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公民个人素质的提 高也是不疑之举。
——周鸿陵

我对于民主的解释是两条,首先是取消政治特权,其次是制定一套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规则。所谓取消政治特权,是指任何人都不能逃避被监督和犯法 时受法律的制裁,或者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制定解决冲突的规则,也包含没有特权的意思。一切冲突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民主的核心精神是尊重 别人,有妥协、退让、合作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而是态度僵硬,唯我独尊, 一味压倒对方,民主社会将永无容身之地,社会必定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
——茅于轼

政治改革失控有可能发生动乱,但是不搞政治改革在传统社会中徘徊,未必能避免发生动乱,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内乱是一点也不少于民主化国家的,因此威权政治下并不能保证社全稳定。在今天,中国已经到官民双方都希望变更政 治体制推进政治改革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在稳定中变革才符合全体人民的心愿。和平妥协的方式才能产生民主,暴力的结果,只能产生专制和暴政。
——周鸿陵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在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群众性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激化矛 盾,扩大事态,酿成严重后果,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积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而决不 能肆意对群众滥用专政工具。即使是正当的公务行为,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这要作为今后工作的一项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一条严肃的政治纪律,严加遵守。
——叶连松

人们常言:阳光下,没有新鲜之事物;大体而言是这么个理,其实阳光下,永远也不乏各类人才!百家争鸣之所以千载难逢,并不主要是各个时代缺少英才,这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没有什么比时代的呼唤,更能震撼人心。春秋战国中的“百家”源于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原有的思想体系(形式)已不能涵盖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内容,人民已疲于战乱,他们渴望安定,呼唤着社会间的相互包容;而这一切,是当时之价值体系所解答不了的!
——《思想界之千载难逢——再现百家争鸣》 灯火阑珊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如果说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思想者;那么,这种思想一定是全球性的,地球村式的;同时,那又绝对不是个体式的,而应是一个团体。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决定着其所形成的思想,必然是非线性的,而是放射性的,个人的精力必竟有限;这种思想应当是于政治有启发,于经济有裨益,于人文有关怀。就我国的社会大背景而言,产生新思想的机率,绝对不比发达国家小。一方面经济的发达并不能表明其在思想上一定领先,这一点十九世纪的德国最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现时期所处的特殊阶段,注定了其思想内核的混乱,而这恰巧正是产生新思想的黄金时期,同时由于我国历史之悠久,虽然有很多糟粕,但是可以进一步去深化的亦是不少。当今中国的思想界不应是悲哀的局面,而正当是大有所为的情形!
——《思想界之千载难逢——再现百家争鸣》 灯火阑珊处

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一个成熟的、市场化的政府咨询产业。
政府咨询产业出现,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专家学者提供应用性咨询方案搭建一个制度平台。从个体咨询行为到咨询业,这一过渡可带来一系列质的变化。
决策咨询产业化的最大好处,还是使改革方案的提供者与改革利益的相关者分离,为决策科学性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前提。这种独立性,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缺少产业化这一平台,专家建议仍采取个体、派别的方式,影响和效果并不理想,也会导致一种智慧资源的浪费。
——辛向阳

按照以往做法,中国重要的政府决策形成之前,一般分三种形式进行必要的调研:一是由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力量完成,如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承担,如财政部的财科所、人总行的研究局等;三是由下属执行机构直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
专家指出,前两种方式带有专家特色,尤其是第一种,确实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政策的民主、科学和公正。“但这些方式存在性质上的局限性。它们都属于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机构,属于政府体内循环,缺少承担责任的主体,方案偏重于理论,缺少可操作性等。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的专业咨询不能仅停留于观点、看法,而应是产品化的应用方案。”辛向阳说。
——《政府咨询产业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杨眉

政府咨询产业这一平台的搭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们释放才华、施展技能所不能再等的现实需要。
——《政府咨询产业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杨眉

腐败是公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巨大。而其中尤以省部级高官的腐败为害最甚,因为他们位高权重。按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的估算,在1990年代后半期,仅发生在税收、财政、国有经济单位和公共投资系统、垄断行业等部门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为9875亿至12570亿元,占全国GDP总量比重的13.2~16.8%之间。而1999年全年,全国各级法院依法惩治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仅为15亿元。
如何监督省部级高官,似乎猛然成为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难题。
——《“前腐”后继的贵州官场》

强化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是当今中国最为现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也是中国目前治理腐败的有效出路。
——《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 米鹤都

民主最基本的要义是在尽可能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监督只是整个民主政治的程序化保障。然而,当普选制和自由罢免国家公仆等民主原则还仅仅是理想的时候,建立一个有制度保障、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便成为中国民主急切需要和切实可行的现实出路。它既可以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有效遏制官场腐败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 米鹤都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互相监督。这种监督形成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长期合作中,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多年来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现今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已不同当年。民主党派和中共在发展上的悬殊,使得这种互相监督越来越不对称,加之民主党派的经费不能独立、组织网络不能遍及社会各个层面等,都造成它难于担当作为监督机制的角色。
——《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 米鹤都

新闻媒体能将腐败曝光,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然而,作为“党的喉舌”,大陆新闻媒体缺乏独立的资质,不放开,便难有建树,一旦放开,又可能力度过大。而且传媒的放与不放,谁来掌握?如果它是主观的,又何以成为赖以治腐的机制?此外,舆论对民众的影响极强,中国之大,如果像西方那样全面放开,从可能造成的社会混乱来说,难免引起政府的顾虑。所以,把舆论监督作为政治民主的切入点不现实,但是应该网开一面来培育,让社会有一个过渡期。
——《人民政协的政治监督》 米鹤都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国是文明古国,这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基础。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重的人治、等级制色彩,如果固守传统,就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在民主、法制与人权发展的世界历史潮流中,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硬的综合实力的强弱,也取决于能否成为民主、法制和人权发展的国家。
——《中国做什么样的世界大国?》 叶自成

一个具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既要拥有硬实力(Hard Power),也要拥有软实力(Soft Power)。硬实力是指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是指民主、法制和人权这些顺应历史潮流、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先进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如何实现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中国必须发展民主,但不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首先,中国没有西方的人文背景和经济基础,没有公民社会和自由精神,如果照葫芦画瓢,只能徒有民主的形式,而得不到其实质。其次,西方民主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成熟的,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而且西方民主国家本身也还有许多问题,比如选举中的违法作弊等等。第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表明,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但解决不了本国的实际问题,反而会产生新的严重问题。第四,世界上120多个民主或半民主的国家中,真正成功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外,并没有几个。印度在1947年就实行了英国式的民主选举,但现在除了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比中国靠前外,总体发展还不如中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发展得更好。
——《中国做什么样的世界大国?》 叶自成

世界上鲜有贫困国家能够发展真正的西方民主,并从中受益。印度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而是“高贵者控制的民主”(Elite-dominated Democracy)。印度“民主”由占其人口20%的三大阶层(官僚知识阶层、资本家阶层和农村土地所有者阶层)所掌控,这使得全民选举成了被少数人操纵的一种形式。印度“高贵者”执政集团所推行的政策很少顾及贫苦百姓的利益,而是利用国家有限的资源为自身利益服务,这正是印度实行民主半个世纪,普通民众仍然如此贫困的根本原因。中国如果发展这样的民主,不仅不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而会使执政者集团谋取自身的利益合法化。
——《中国做什么样的世界大国?》 叶自成

我们习惯于求同,但不愿意存异。其实,多一点不同的声音,或者尊重一点不同的声音,不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甚至能化解社会的矛盾。不同的声音,听起来逆耳,不过换一个角度想想,或者是一笔财富。
——《听一点不同的声音》 胡建国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那将会是水资源。
——桥本龙太郎

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其关键是要在审批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规制改革。中国加入WTO,就要按照WTO的要求进行政府职能改革。比如WTO要求四大自由:人才自由(重要的是人的迁徙自由)、资金自由、货物自由和服务自由。这些就要求加强规制改革。
所谓“规制”,是政府利用规则来限制自由。近20年来,规制改革是西方的热点,放松规制才能实现自由。行政审批是规制的一种手段,根据粗略统计,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一年要完成行政规制28000件左右,而在韩国只有约3000件,日本2800件。如果不加快行政审批改革,减少政出多门、多头审批,中国很难达到WTO的要求,也很难解决效率问题。
  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典型的规制型行政体制。现行法律和政策在处理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方面,仍然鼓励政府从事大量的事前审批和控制活动。政府规制改革要制定规制基本法,不断朝着放松规制的方向发展。经济规制改革的重点,是要撤销和废除大量的审批项目和环节。社会规制改革则要在坚持必要的、最小限度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宽松的社会规制环境。要逐步实现规制方法的合理化、内容的简明化、过程的公开化、手续的迅速化,最终实现与国际规制基本准则的一致。
——《行政体制 依法改革》 杜钢建

当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力失去了平衡,政府权力的性质发生了扭曲,政府权力行使的方式脱出了法律的轨道,公民的权力处于一个毫无抵抗、毫无保障的状况的时候,这个腐败就是最严重的腐败了。
——《行政体制 依法改革》 杜钢建

政府改革,关键是要坚持依宪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原则。要将政府行为和执政党的执政行为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急需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实现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法定化。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如果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应当有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加以解决。
——《行政体制 依法改革》 杜钢建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灿烂文化到今日已经衰态毕现,一切艺术形式,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等都打上了消费主义的标签,到处都是浑浑噩噩的变态和堕落。
——沈铭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传媒设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占全球20%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信息传播总量的80%。发达国家的媒体影响力,在战争状态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媒体作战海湾》 张国庆

限制敌人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成为媒体战争的基本原则。海湾战争对传媒界的一大启示是:随着高新技术的运用,传媒所受时空的限制相对减小,成本相对降低,可以最大范围、最细致入微、最快捷地进行渗透,其“软打击”无法回避,能起到“硬打击”无法替代的作用。此后,在科索沃等战争中,美国政府都充分利用传媒进行战场之外的“软打击”,并受益匪浅。
——《美国媒体作战海湾》 张国庆

多年的改革转型,中央和地方及基层政权组织之间已逐渐形成新的运转模式和游戏规则。一方面,中央只是脑袋,地方和基层是身体,是手脚。中央的决策只有通过身体手脚才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身体手脚已不再只是简单执行大脑命令,它们各自有了意图和利益。它们中有一些尽可能地利用具体操作的方便,通过截留扭曲和变通中央意旨,攫取自身利益,实现自我意图。
通常做法是:以执行中央政策指示为名,尽可能地调动和运用最大的权力和资源;通过一些相关安排和权力运作,将自我利益和意图以与中央目标相关的形式包装起来。
一句话,执行者将自我利益放在首位,中央意图、相关资源利益,都在层层落实执行的过程中耗散和流失了。
——《从低保看中国基层政权组织运作》 冼岩

新闻传媒忠于社会公器的监督功能,使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第四力”的锐利目光,大公无私的公务员理念才不成空话一句。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第四力”的锐利目光,这是香港社会难能可贵之处。
——《梁锦松购车风波》 杨锦麟

人的丰富的潜能,人作为小宇宙,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人作为小宇宙的特点》 谭大友

成熟的西方民主制规范稳定,并无暴烈成分,然而那是上百年循序渐进的结果。其模式、方法和标准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所有民主手段逐步被整合于一个完整框架,相互制约和平衡,才能实现规范和稳定。而今天的专制社会向民主制度转型,一是不再有百年时间,往往“一夜”降临;二是模式与衡量标准都“一步到位”,不再允许从低级向高级按步骤演进(如不能逐步开放选民范围);叁是转型未完成前没有对民主因素和手段的整合框架,因此民主的状态会是散漫的“各自为主”、趋于极端的相互比赛,以及行为暴烈的失控。我把这种转型状态称为“民主的发作”。
——《“民主的发作”导致“政党乱局” 》 王力雄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马克思

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方面在舆论宣传上掩盖其阶级利己性,另一方面它的阶级利己性日益变得与公众利益相矛盾直至尖锐的对抗,再一方面其阶级利己性逐渐膨胀和暴露的同时,其政权利己性也日益膨胀和暴露出来(如各种特权、腐败、贪污、行贿、受贿等),从而最终陷入政权的崩溃和瓦解,代之以与公众利益暂时较少矛盾的新的政权。而这样的新政权由于其固有的剥削阶级本性,其最终也摆脱不了黄炎培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政治本体初探》 谭大友

高明的统治者往往会兼顾社会个阶层的利益而不会仅仅偏重某个阶层的利益。比如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抵住豪强的抑制,对商业的限制,对农业的保护都是从这个目标出发。一旦统治阶级对社会矛盾调节比较顺利,就会出现所谓的盛世。
——因思而存

中国古代的阶级斗争往往都是由于统治阶级过分压迫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整个统治阶级由于严重的腐败而导致统治职能严重退化,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手段过于贫乏,最终导致人民起义或行政管理阶层中的某一部分人起义。起义者一旦取得政权之后会迅速的官僚化,但由于起义者的素质较高,并且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动荡,起义者会合理调节阶级矛盾,克制使用手中的巨大权力,社会会进入一个较安定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历史会逐步的走向下一个轮回。
阶级斗争只是社会无法调节阶级矛盾的产物,而不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而中国历史上,无法调节阶级斗争往往是由于行政权力阶级的极端腐败而过分压制社会中的其他阶级而导致了它的统治职能失灵。
国家存在的真正目的在于调节社会中各阶层的矛盾,在专制社会,调节矛盾的工具有限,而行政统治阶级的权力往往被行政集团中的个人所利用,因此对矛盾的调节是相当粗暴的,只有在法制、民主社会,对矛盾的调节手段和方法才有质的提高。
——《浅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几点看法》 因思而存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

我们政治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一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邓小平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

受阴阳思维影响,中国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即使是君子,也常阳奉阴违。世间无圣人,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
——谢昭武

苏联首先败于内部的民族分裂,其次败于腐败,最后才是败在北约之手。从斯大林开始,结局已定,只是中间有些起伏,最后有些挣扎而已。
目前还不是中国可以自信的时候,要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谢昭武

如果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或者是充足的,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腐败,剥削或者战争了。但现实就是现实。资源的稀缺使人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势差,这样就有了一个势差力,使其趋向于一种平衡。为了达到平衡(满足感),减弱势差力的影响,人一般通过三种方式:一:限制自己的欲望,减少势差,这样随着势差力减弱而来的不平衡感与不满足感就会减弱,中国很多讲幸福的古语如知足常乐等,就可以归于这一类;二:激发起人努力,开启人的潜力,去创造出更多的资源,来满足人的欲望,这样也会减少势差,使势差力减弱甚至为零,如果为负,这样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极其过溢的满足感,需求为创造之母,创造为万物之灵等可以归于这类;三:人通过混迹于整体之中,借助于在整体中的位置来谋取私利,这就是一种腐败(说明一点,任何一个人在社会的整个链环中都有一个位置,有一个利益分配体制,在一个位置得利,这是正常也是应该的,只有那种滥用于私利的行为才构成腐败)。无能的人或者极其自制的人很有可能选择第一种方式,有天才的人很有可能选择第二种方式,而一般人只要条件允许,很大可能会选择第三种方式。前两种人在人类的总数中都只占极其小的份额,所以腐败可能占据的人群体就极多,在资源的稀缺下,腐败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总之,增强势差力的因素这么多,而且显得是那么顽固,减弱势差力的方式选择主体又大多是一般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腐败会成为任何体制内的共同顽疾了。
——周英军

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顶用。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保障长治久安。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
——潘维

苏联不是败于军事,也不是败于科技或经济,而是败在思想战争,败在意识形态之争。核武器的降临导致时代变迁,限制了军事冒险行动,思想领域的战争成为大国间战争的 日常形式。通过思想灌输使对手“自杀”,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苏联失败是由于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败在思想战争,是从政治话语权的丧失开始的。
——潘维

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逃脱兴衰法则,有兴就有衰。苏联的失败,不在于“背叛”了苏联模式,而在无力“顺时应变”。中国的复兴,不是刻舟求剑照搬任何模式和思想的结果,而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事求是。
——潘维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
当然,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正是总结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所在。
——潘维

所谓当代经济,无非是三类东西:制造、金融和技术,所以要打三场经济仗。中国可能已经打赢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业重心东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东移,目前看 ,中国处在困难阶段。中国极不擅长金融战,但还必须使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仗如果打败了,制造业会停滞甚至崩溃。这仗若打赢,下一仗就是科技重心东移,就能势如破竹地打赢。中国能 打赢金融战吗?目前看,打输的概率似乎不低。
——潘维

两千多年来,中国奉行民本政体,即由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体系上统一的治国集团来管理社会。这个治国集团靠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先进”,在一盘散沙的社会里“脱颖而出”,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思想上信奉民本主义,以民为本;组织上奉行绩优选拔制,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潘维

如果中国改制为“竞选”,非但不可能治住腐败,只会导致更腐败。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控制腐败。人心坏了,再叠床架屋的制度也不顶用。
——潘维

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

实践家和理论家可能是两种不同的人,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一个擅长综合和探效,一个擅长推演。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人缺乏基本的逻辑素养,不会推演或者瞎推演!
——江问源

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解决好“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因此,形而上的不足靠形而下来弥补。于是,强调“一”时就演变为专制,强调“多”时就演变成混乱,真可谓宽严皆误。
——江问源

绝对的体系与相对的体系相比,互有利弊。绝对的体系催生了现代科学和人人平等观念,相对的体系导向了圣贤情怀和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的道路,前者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后者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江问源

加快速度解决问题要紧,否则辩解越多,反感越多。
——过河

倚高才而玩世,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洪应明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纵弛;处明庭检饰者,暗室必放逸。
——洪应明

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
——洪应明

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
——洪应明

应用要有圆机,无圆机则触物有碍,何以成旋乾转坤之经纶!
——洪应明

人生苦短,宇宙无限。
——洪应明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王阳明

知行合一。
——王阳明

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亨廷顿

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马基雅维利

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黑格尔

隐形技术的出现,与当年的原子弹具有类似的意义。
——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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