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放的历史剧《台湾1895》虽然被指出了一些知识性的硬伤，但就大局观而言，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晚清复杂的时代风云，对很多历史人物的塑造也摆脱了脸谱化、简单化的窠臼，有了不少新意。比如，对李鸿章和翁同龢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电视剧就有了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揭示。
李鸿章（1823—1901）素有“晚清第一重臣”之称，他早年是曾国藩的幕僚，因善于起草奏折而得到曾的赏识和提拔，此后他练淮军，办洋务，搞海防，和洋人谈判，可以说，晚清内政外交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绕不开李鸿章。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李鸿章四十年间一直位高权重。他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办洋务，当外交大臣不过是他办洋务的延伸。可有趣的是，因为搞外交，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李鸿章被后人称为“卖国贼”。其实，这样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卖国条约固然是李鸿章签的，但割地赔款不是李鸿章一个人能做主的，真正的决策者其实是慈禧太后，是没落的大清王朝。
与李鸿章相比，人们对帝师翁同龢的评价要正面得多。翁同龢（1830—1904）是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这样的身份无疑会让很多士人敬仰，更关键的是，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牵线人就是翁同龢。翁同龢是书法家，康有为也是书法家，两人因书法结识。随后，康有为用自己的变法主张说服了翁同龢，翁同龢又将康有为引见给了光绪皇帝，由此才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被罢官回乡。因为支持康梁戊戌变法，翁同龢被定义为“帝党”（与“后党”相对）领袖，坚定的维新派、改革家。
与李鸿章一样，翁同龢也是长久占据高位的晚清重臣，他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两次入军机处，直接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一直两袖清风，罢官回乡后，靠门生故旧接济生活，为官清廉备受后人称颂。
李鸿章与翁同龢同为晚清重臣，可两人的关系却如同水火，相互掣肘，堪称政敌。起因还要从写奏折说起。1862年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书弹劾翁同书，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镇压捻军不利、谎报军情等罪状。这翁同书便是翁同龢的哥哥，当时的翁家大名鼎鼎，翁同龢和翁同书的父亲叫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翁氏兄弟在朝野亦有很好的名声。所以，曾国藩非常谨慎，让多位幕僚同时起草这份奏折以备选。最后，李鸿章代曾国藩起草的奏折被选中，这份不到600字的奏折果然厉害，翁同书被参倒，朝廷对其“拟斩监候”，后来改为戍守新疆。
此事之后，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便成了政敌。更关键的是，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和翁同龢代表的清流派之间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相互指责。在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伊始，以倭仁、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就激烈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最后，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洋务运动才得以推进。
平心而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次现代化努力，翁同龢等清流指责其“变乱人心”确实是思想保守的一种表现，是不妥的。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清流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也就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洋务派修铁路，建船厂，这些都是国家所需要的，可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这种情况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
更为关键的是，洋务派在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滋生了大批的腐败分子，经办洋务的官僚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所以，清流们就批评洋务运动，称其“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一项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讲多么先进，如果它落在一群“营私渔利之徒”的手中，那么最后的失败就不可避免。李鸿章苦心经营洋务三十多年，最后建成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还是不堪一击，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腐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腐败，办理洋务的官员同样腐败。
如果一项改革不能给民众以切实的好处，又给贪官污吏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别人当然有理由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翁同龢等人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批判又是正确的。总之，李鸿章和翁同龢这两位晚清重臣之间的矛盾，既含有私人恩怨，又有新旧之别，还有清浊之分。一人靠干事创业自重，一人凭道德操守自许，一人代表洋务，一人代表清流，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了三十余年。其实，两人的争斗恰恰象征着晚清政局的乖张与脱节：有道德操守的人多缺乏办事能力，有办事能力的人又没有道德操守。
以北洋水师在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为标志，洋务运动宣告终结。三年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当然是比洋务运动更激进的变革，可有趣的是，曾经反对过洋务运动的翁同龢此时却成了维新党人。经过四十多年的宦海历练，昔日的保守者一跃而为最新潮的改革家，而此时，昔日的改革家李鸿章、奕訢等人反倒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历史的复杂与诡谲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