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早年是有名的“清流”，以直言敢谏、议论风发而受到慈安、慈禧两宫的信任和提拔。在学界，他的道德文章也备受追捧，所著《书目答问》为士子开列了两千多种书籍，指点读书门径，宣讲“修身齐家”、“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可以说，在普遍昏聩的晚清官场，张之洞显然是个另类，是个“特殊人才”。果不其然，张之洞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成为地方大员，后来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成了晚清屈指可数的重臣，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更关键的是，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在中西碰撞的变革时代，张之洞创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人称“南皮之学”（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南皮之学”的核心理念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之说”影响深远，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清末新政均奉此为变革总纲，企图以“用”补“体”，拯救大清于危难之际。可是，大清还是在张之洞去世两年后土崩瓦解了。可见，张之洞的“南皮之学”、“体用之说”根本不能拯救大清，它只能为大清的灭亡唱一曲挽歌——思想理论上的挽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屈辱中开始了认识西方、接受西学及变法图强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变革、卫道与颠覆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煞是热闹。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在种种激烈的思想冲突之中，以清流自任、卫道自居的张之洞并没有选择守旧——按说，有着深厚旧学功底和进士出身的他选择守旧是合乎逻辑的。当然，张之洞也没有完全赞同新学。他想的是如何调和新与旧、中与西，走“中庸之道”。他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以应敌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鉴于此，张之洞于1898年刊行《劝学篇》。《劝学篇》以教化民众、劝学修身、经世致用为要旨，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总的纲领就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漫长的从政过程中，张之洞不断地将他的思想贯彻在实践中，他关注西学，热心洋务，开矿炼钢，纺纱织布，筑铁路，兴学堂，办报纸，造机器，架电线，一时之间政绩斐然。张之洞也由此成了与李鸿章齐名的晚清重臣。
确实，就当时的情形看，张之洞的思想主张不仅极具诱惑力，而且还是最聪明最可行的。它折中新旧、调和中西，既然呼应了变法图新的时代思潮，又照顾到了大清的政体现状和伦理纲常，很有“中国特色”。在新派人物眼里，张之洞有倾心西学，以图变革的一面，属于可以团结的势力；在旧派人物眼里，张之洞的所作所为均是为“大清”着想，一点也没有触及帝制，“动机是好的”。正因如此，张之洞不仅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而且还能在洋务运动中呼风唤雨，大显身手。
可是，两不得罪的调和，一时的顺风顺水均不能掩盖张之洞“体用之说”的局限。面对西学的冲击，张之洞站在官方的立场上，采用“析离策略”，将“体”、“用”分开，相互嫁接，这看似各取所长，甚为圆通，其实大有问题。以西学之用嫁接于中学之体，表面上看无伤大雅，可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对中学的否定。中国的儒家思想是讲究“内圣外王”、内外是一体的。现在张之洞说中学只能“治身心”，乏于“应世事”，岂不等于丢了“外王”而空留“内圣”？要知道，很多中国士人之所以要“修身齐家”，目的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如果放弃了“外王”的目的，那么“内圣”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可见，说中学之体离不开西学之用，这难免使中学的价值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坚持西学之用不能离开中学之体，又是对有效引进西学的一种束缚。因为西方的先进技术是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剥离了西方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所谓的西学只能是“兵学末技”，“无补于大局”，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说到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坚持大清固有的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不变，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当时清朝皇族和上层官僚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张之洞用自己的理论挠到了统治阶级的心痒之处。这一方面使体用之说盛极一时、备受追捧，另一方面也使体用之说在时过境迁之后进退失据、尴尬异常。
对于张之洞“体用之说”所隐含的常识性悖论，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就有深刻的洞察，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政体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就个人的学问和操守而言，张之洞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政绩而言，张之洞办洋务也卓有成效，但是这些都不能弥补他的思想局限。他的那种企图将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相互割裂的想法实属乖张，难以自圆其说。
值得思考的是，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类的具有折中、实用色彩的学说在思想层面上本不难驳倒，但它们却往往会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思想”。违背思想逻辑的学说却每每成为中国人的现实选择，这其中的悖论实在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