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人物往往能做出非凡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尽管出现天才的概率一直很小，但人们始终保持着对天才的高度赞美和真诚期待。 
    可是，在口头上赞美天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宽容天才、爱护天才困难。天才往往是对某一方面敏感而对其他方面钝感的人。比如屈原，他是个文学天才，对文学艺术异常敏感，这一点有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为证。可他却对人事争斗非常钝感，就揣摩楚怀王的心思而言，他不仅不是张仪的对手，而且还不如狐媚女子郑袖。因此，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政坛上遭遇了重大挫败，最后葬身汨罗江。苏东坡亦是如此，他在诗、词、文、书法等方面均是大家，说他是个艺术天才没人不同意。可是，在艺术领域光芒四射的苏东坡在政治生活中却屡屡碰壁。王安石变法时，他因反对变法遭贬；待司马光执政，废除王安石所变之法时，他又反对尽废王安石之法，又被贬谪。对诗文、书法等异常敏感的他对政治风向异常钝感，所做之事“两边不讨好”，处处“不合时宜”，结果弄得自己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当时就有很多人知道苏东坡（包括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个文学天才，但是能宽容他、爱护他的又有几人呢？ 
    若说人事上对天才的不宽容尚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制度层面上的不宽容则就带有普遍性了。现在，不少人津津乐道当年的学界轶事：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仅得15分，而吴晗的数学得零分，就是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当年考清华时的数学分数也少得可怜，只有4分。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学术巨匠，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设想一下，以他们的数学考分，在今天能考中清华吗？显然不能。我们现在哭着喊着说缺少天才，缺少学术大师，其实，我们缺少的岂止是天才，岂止是学术大师，我们连培养天才、培养学术大师所需要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土壤都没有呀。 
    天才注定是芸芸众生中的异类，恰如站在鸡群里的一只鹤，或走在羊群里的一峰骆驼。用概率学来说，天才在人群中一定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这个小比例本身就注定了天才在中国异常艰难的生存状态——中国人不喜欢异端，而天才偏偏就是异端。李银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文章说，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存在着一个“大多数”对“极少数”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且“大多数”在价值观上否定“极少数”。否定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就应该是这样的。 
    大概率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大概率产生（替代）价值观”，“众人皆所为即教义”。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的国度里，大概率价值观具有极大的市场，它不仅催生了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和跟风意识，而且造成了国人敌视异端、排斥异己的文化特质。正如李银河所说：“在少数人和大多数人发生冲突时，这少数人就不仅是冒犯了众人，而且他们身上还带有宗教异端的色彩。而大多数人是那样喜欢做卫道士，好像他们是神职人员。这就解释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为什么这么少，‘中庸’的思想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人们总是宁愿把自己淹没在‘绝大多数’之中，这不仅使他们感到安全，而且最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可见，大概率价值观是一种爱护天才不够、扼杀天才有余的价值体系。我们若真心呼唤天才，就该彻底抛弃这种价值观，而代之以尊重个性、宽容多元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