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通了大运河之后，后代的人们便一直利用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漕运”。到了清朝，漕运成了经济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漕运不畅，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北京，那么京城的安定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做好漕运工作，清朝特在江苏淮安设“漕运总督”一职，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垂直的漕运系统，这些漕运官员负责疏浚运河、雇用船员、运送粮食等事宜。
    到了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系统日益腐败，分布在运河各码头的世袭船户、雇用水手与漕运站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漕运的各个环节上下其手，损公肥私。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运粮的船费大幅上涨。同时，他们还以弥补征粮定额为借口，勒索地方政府。漕运系统与地方政府的矛盾由此产生。一些地方官员希望朝廷能放弃漕运，改用海运。这样，便爆发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漕运海运之争”。
    这场争论最初发生在1803年，当时，漕运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河泛滥经常破坏运河河道，延迟漕运速度。主张海运的地方官员认为，利用大海运粮，不需要每年疏浚运河所需的大笔费用，还能省下通过漕运站要交纳的“过路费”，成本远远低于漕运。可是，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极力反对这一提议，结果，海运派在第一个回合败下阵来。1810年，争论又起，因为运粮船这时再度被延误，京城的粮食一度告急。焦急的嘉庆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可否漕运与海运并举，“两条腿走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漕运系统的官员再次否决了启动海运的提案，说海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们的理由是：海上的气候恶劣，不适宜运粮，同时海上还有海盗，不安全。当然他们最重要理由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漕运是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是变不得的。
    到了1815年，“漕运海运之争”再起。此时一批私营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展得红红火火了。据说当时已有3500条私营商船在通过海运赚钱，这些船只主要是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这就证明反对海运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组织船队通过海运赚钱，朝廷为何就不能开通海运？赞成海运的大臣认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运河上的商人还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反对朝廷启用海运。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载货被控制在私人手中（这当然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南下的船只则装载能获利的私盐。运河上的商人当然不愿意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对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愿让朝廷插手私人航运，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受到官员的勒索与盘剥。
    反对海运的官员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况，他们提出，朝廷可否开通海运应该调查沿海情况后再作决定。这个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调查“沿海情况”的结果是，沿海商人找种种借口说朝廷不宜开辟海运。结果，这次争论再次以海运派的失败而告终。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这一年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形势比人强，这次道光皇帝终于决定开通海运，不过得向漕运系统妥协，称开辟海运是临时性的。为了赎买漕运系统的运粮特权，道光在启用海运的第二年又拨款疏浚运河。这一举措保证了漕运系统的“财路”不被切断。运河修好后，漕运系统理所当然地收回了运粮特权，海运在短暂启用后被废止。
    1845年，京城的粮食再次发生严重短缺。这次倒是没有经过争论，朝廷毅然决定改用海运。但是腐败低效的漕运系统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运河南段被太平军控制后，漕运系统才不再“工作”。而此时，距1803年的那次“漕运海运之争”已隔着40多年的光阴了。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朝的“海运”改革被推迟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该蕴藏着多少发展机会？
    回顾晚清的“漕运海运之争”，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运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被阻扰了40多年。当他们的主张得以落实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就漕运派而言，他们虽然一次次地维护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们输掉了大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像一群过于贪婪的寄生虫，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寄生虫离不开寄生体，寄生体被吸干、啃死之时，便是寄生虫灭绝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