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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二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昨天和明天(扩充版)
[ 作者:陈季冰    转贴自:腾讯博客    点击数:1265    更新时间:2009-03-15    文章录入:admin ]

 

【季冰按】我的文章《一梦二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昨天和明天》在博客上发表以后,《华商报》读书版编辑联系到我,约我就这个题目为该报写一篇5000字左右的整版文章。那段时间我相当忙,但考虑到可以通过本文介绍和讨论一下我自己新近出版的《下一站:中国》这本书,我还是勉强答应了。不过,待我把写好的文章发给那位向我约稿的《华商报》编辑以后,隔了一天她又告诉我说,稿件在她的领导那里通不过,因此不发了。这实在是让我哭笑不得,在我近20年的新闻工作中,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并不想责怪这位年轻的缺乏经验的编辑以及她的领导,每一家报社也许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编辑流程,只是我觉得《华商报》的这种稿件管理流程太不尊重作者以及自己报社编辑的劳动了。说到底,由于长期的严厉管制,中国传媒业的整体管理水平还是太低了。

2008年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们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一年里我们遭遇了华南雪灾、汶川大地震等许多罕见天难;这一年里我们还见识了“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危机”等许多惨烈人祸……当然,2008年之所以值得纪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30周年。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2008年还是短命但却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110周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百日维新”——尤其是它的夭折——埋下以后几十年内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源。
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整体阶段。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文明如何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历史的这一章到现在尚未书写完成。不过到了今天,这一主题又增添的新的内容,即中国在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的同时,如何为这个世界体系加入自己的新贡献?因此,在我看来,过去170年里中国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今后,核心问题将改变为“如何在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一.
如果以“现代化”作为标准的化,我将过去这170年粗略地分为三个段落,而它们的分界线恰恰正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里顺便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现代化”,我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当然,现代化还有很多标志性的内容,如自由和平等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
概言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大约60年,是“进三小步、退两小步”的艰难的起步。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的。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改革开放的80年,是“进两大步、退三大步”的剧烈变动。这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甚至也是华夏5000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世纪,让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激进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混乱和失败。这期间,伴随着长达2000年之久的大一统皇权政治的解体,支撑中国社会有效运转的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化传统随之解体,而新的文化传统迟至今日仍未建立起来。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生于1898年而卒于1978年,那么他在其80岁人生中看到的激动人心的社会变迁可能会多过他祖祖辈辈在800年里看到的,然而这80岁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又是颠沛和痛苦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是“进三大步、退两小步”的冲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看到希望、有时又充满迷惑的一段。这一段尚未结束,我认为万事顺利的话它还将持续30年,也就是到2040年,差不多正好鸦片战争200周年之时。而接下来的这30年很有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的一页,即使最终能够涉险过关,也将重新呈现“进三小步、退一大步”的那种胶着拉锯。
中国的现代化就像一场大梦,我们已经做了快200年,现在该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不过理智地说,它的前景并不是命定的。也就是说,中国历经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最终会成就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是坐享前辈努力的看客,就像浸泡在自由、富足和多元化生活中的当代西方人那样,我们是那跑最后一棒的接力选手。我根据当下社会风向的变迁和各方面综合因素得出的预测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运动最终修成正果也只能说见到了比较大的机会,并不能说它是必然的。其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七成,并且它再度夭折的可能性不是在降低,而是正在增大。当然,许多事情是会改变的,这取决于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智慧和努力,更需要得到上苍的眷顾。

二.
在我自己的史观中,这200年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有三件:分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者合起来,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全面变革,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经历的。根据我读历史得来的经验,政治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包括所谓“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其他领域内一切变革的枢纽。没有政治变革,单纯的经济变革最多只能涉及表面,虽然一开始可能取得很大成功,但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文化的变革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目标,文化变革结出的果实也很难预料。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政治变革受制于文化传统,而政治又会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改造”。
之所以说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三者各自主导了一段历史。在我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坚决不同意现在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戊戌变法必定失败”的结论,我认为它的失败,罪在其领导人——尤其是康有为——的缺乏政治智慧。我从不认为历史是有“铁的规律”的,历史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每个事件却都影响着下一个环节的历史航线。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源头则可以追述到五四运动,甚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在五四运动那里依稀地找到依据。
历史有时候又惊人地相似,仿佛是在经历着循环往复的轮回。我个人对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评价非常高,我认为它几乎就是“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与当下的改革开放亦别无二致:国家在经济上的“现代化”。没有洋务运动,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或许早就在太平天国的炮火中崩塌,洋务运动甚至还造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而繁荣的“同治中兴”。现在人还有一个共识也是我不同意的,即认为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促发戊戌变法的根源。我则认为,甲午海战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不然的话,清朝的改革开放是有可能最终成功的。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催化剂,但后者的根本动力依然是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光有经济改革是不行的,先行的经济改革的逻辑终点最终落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20年前我们谈论过它,今天拦在我们面前的瓶颈仍然是它。摆在我们眼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突破过往的历史循环中改革每次推进到政治体制层面就总是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魔咒”?

三.
今天回头来看,在过去170年间的前60年和后30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半循环。第一个循环以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以失败的政治改革告终;第二个循环正走过前半程,也同样经历了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又是风险巨大的政治改革。不过,这第二循环与100多年前的第一循环虽然走过的路径相同,但在内外部环境方面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实现民族独立,因而没有了“救亡”的迫切使命。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度夭折,那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只能怪我们智慧、勇气和努力远远及不上李鸿章、张之洞一代的中国第一代改革先驱。
我之所以在自己的论述中将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这中间的80年排除在外,并不是否定或贬低这段历史,而是因为这段充满内部革命与抵御外辱的岁月实在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非正常”时期。如果这段历史有一个主题的话,毫无疑问是:战争和政治运动。在我看来,这期间的最耀眼成就是百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民族独立,所有外国势力从此被从大陆上驱逐出去。然而,如果以本文开宗明义的“现代化”为标准,国家在这80年间取得的进步实在是非常有限的。
令我感到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且改革开放已进行的30年的今天,恰恰是中国社会民意170年来以来对西方最充满仇视的时代。以我对近代史的了解,今天中国社会中民意对西方的自发的敌意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段时期,甚至也远远超过了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时期。这么说或许有些不准确,事实上,从19世纪初西风东渐到20世纪末的将近200年里,不论国家意识形态是怎样更迭的,中国的底层民意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确实是反西方的,但精英知识阶层整体上从来都是“亲西派”。即便在“反右”到“文革”的那段极端岁月,许多知识分子迫于无奈亮明反美和反西方立场,但他们的内心何尝真正认同过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怯懦妥协,绝大多数当时的反西方言论也不过只是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和曲解而已。20世纪最后10年出现的风向变化却是全新的,即大批精英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长期游学西方、熟悉西方社会的中青年学术人士——出于自身信仰的价值理念对西方作出全方位的批判,而且多有一定的学理支撑。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民间,越是那些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年轻一代身上的反西方情绪好象越是比他们那经历或耳闻过“抗美援朝”的上一代更为强烈。有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随着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我们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必须建立在对某个外在“靶子”的建构以及同仇敌忾之上吗?

四.
    分析历史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昭示未来。落到当下,我们的最终落脚点显然是:中国如何顺利地走好这200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段?
《下一站:中国》是我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它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崛起”的问题。我将它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和戊戌变法110周年。
在书中,我将所谓“中国的复兴”或“中国的重新崛起”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也是低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完成百年现代转型的未竟之业,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今后则将越来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比较现成的路径的,因而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问题。因为尽管世界上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它是有一些基本定义和标准的,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都是我们的“老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也是高层次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问题,也就是说当代和未来中国能否像1000多年前那样,再次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精神财富,从而将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历史定位中的核心关怀,它将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现成模式的开放性的问题,至今不仅毫无头绪,甚至连一个明确的方向都尚未寻找到。而且“文化复兴”决不等同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复苏,它应该是一种“创造性转化”。
上述两个问题虽属不同层次,但却也是互为关联的。要想成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乃至文化复兴,当前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精神需要经历五四运动以后的再一次“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走出百多年来因为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自卑/自尊”、“媚外/排外”的盲目和扭曲心态,首先成为当今世界中的一个“正常”民族,最终拥有自信但又开放、包容的所谓“大国精神”。这需要我们比我们的先辈更深更广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时比我们的先辈更客观更平和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越“中西体用之争”和“西化国粹之辩”,像2000年前引入佛教那样,成功地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优秀外来思想文化天衣无缝地整合进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整体提升我们的文明。
因此,所谓“中华文明的复兴”,其实质也就是新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新建立以及有效运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和复兴之路将会是在没有路标的黑暗旷野中摸索。
中华文明很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过衰落、几乎灭亡但又获得重生、甚至复兴的文明,这是生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难以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的使命。
那么,我们将缔造历史还是亏对历史呢?


起笔于2008年9月14日凌晨,完成于2008年9月19日,改定于2008年9月24日。110年前的9月21日,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因慈禧集团干预正式宣告失败,光绪帝遭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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