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于本周颁发。很惭愧，那几部获奖作品我一部都没有读过；更惭愧的是，其中有些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说起来，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的。
我曾经也算得上是个文学爱好者，粗枝大叶地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巨著。不像时下许多急于与“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撇清关系的成功人士，我一直以自己是文学爱好者为荣。因此，虽然现在已经很少读小说了，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再是文学爱好者。确切地说，我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之所以唠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我深信与我有相同心路历程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不会将自己不再读文学的原因单纯归因于文学园的荒芜，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既包含了一个时代整体社会思潮的沧海桑田，也有媒介技术变迁的重大影响。然而，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作家们责怪“体制”。这里的“体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有时指的是经常遭到“炮轰”的作协这种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掌控的职业作家管理机构以及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官方出版审查机制，有时又指民间商业机构主导的那种畅销读物的市场“炒作”模式。总之，根据我的理解，作家们所批判的“体制”其实是泛指当下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利于严肃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制度和社会环境。
我对作家和批评家们对“体制”的不满深表同意和同情，但我同时认为，将“大师”和“巨著”（甚至仅仅是好作品）难产的根源归咎于体制的说法，是丝毫站不住脚的。的确，一个好的体制能够保证作家享有体面的生活、自由的写作出版权利，或许还能提升社会对文学的普遍鉴赏力。简单地说，好“体制”有助于社会产出更多的读物，但在孕育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上，它是无能为力的。
远的如屈原、司马迁就不说了，200多年前曹雪芹生活的清朝前期，是一个题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都会惹来杀身之祸的时代，国家对文化艺术的控制想必比现在要严苛得多。那时也没有任何一家国有或私营单位发工资给曹雪芹，安排他的出版事务，更不要说给他评职称了，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朝不保夕的个人境遇也是人尽皆知的。但就是在那样的“体制”或社会环境下，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灿烂夺目的小说家和小说。
如果说个案具有偶然性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看看一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自由的时代是很少并且很短暂的，但即使这样，不同的时代对思想文化控制的尺度还是松紧不一的。有宋一代是公认的政治相对宽容、思想文化宽松、士大夫地位崇高的朝代，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宋代是中国古代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高峰，催生了支配后世政治文化七、八个世纪之久的程朱理学。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堪与宋代比肩的下一个思想高峰至今尚未出现，五四时期可能只是将来降临的真正的思想高峰的一个重要铺垫而已。此外，仅就文学而论，宋代商业繁荣，城市识字人口激增，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市场。然而，虽然宋代文学整体水平并不低，我们却很难说它与其他朝代相比是一个明显的文学高峰。归根结底，文学艺术不同与思想理论学术。虽然文学也经常带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但它的生命力并不在此，而在于对人性的敏锐直觉和深刻洞悉。李白并没有写过多少批判现实的诗歌，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怀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杜甫并列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说到低俗的商业炒作对高雅文学的侵蚀，这的确是事实。然而，这种市场运作本身不正是对思想文化钳制的某种解构吗？只要全社会对何为低俗何为高雅、何为浅薄何为严肃这个问题不能取得共识，任何试图以外在力量限制“低俗浅薄”的文学读物进入阅读市场的努力，都一定会对自由出版的权利构成严重损害。
至于文学形式和媒介载体的变迁对文学本身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散文取代韵文、小说取代戏剧、印刷取代口诵，乃至正在发生的声像取代文字，都对文学及文学创作者造成过巨大的冲击。不过，只要人类还有想象性的精神需求，文学就不会消亡，伟大的文学更不会失去价值。如果曹雪芹生活在屈原的时代，《红楼梦》就不会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给社会，但大师仍将是大师。所谓大师，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那些将希望寄托在“体制”身上的人没有搞清楚一点：文学创作与生产奶粉或种植柑橘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或者更宽泛地说，精神财富的创造与物质财富的创造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对后者来说，“体制”是决定性的；而对前者来说，“体制”只是一种辅助性条件，它既非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假如一定要剖析“体制”对精神财富创作活动的影响，依我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术研究所受的影响最大，理由不言而喻；其次是自然科学，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由巨额资金堆砌起来的仪器设备，同时还少不了庞大的团队合作，这就必然会滋生偏袒、压制以及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文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个体的想象性活动，最坏的结果是作品得不到出版和大规模销售而已。
说穿了，成就“大师”和“巨著”的根本，是人类中极少数个体身上被上天偶然赐予的天才，当这种天分又碰巧得到千载难逢的机缘的激发催化，同时辅之以后天习得的高超表达技巧和持之以恒的辛苦努力，“大师”和“巨著”就破茧而出了。我相信，天才、机缘、技巧和勤奋四者单列出来，在每个时代、一定规模的人群中都会存在，但四者完美结合从而成就真正大师的机会却是极难发生的。至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大师，我们一无所知，因而也是无法人为制造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李白与杜甫的时代群星闪耀，而我们的时代黯淡寂寥。
我费了那么大劲得到这样一个无奈的结论，并不是要宣扬一种宿命论或虚无主义的文学观，而是想为这个焦躁地期待着大师和巨著的时代提供一剂解毒散。本来嘛，面对眼前一片荒芜的文学景象，我们的作家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坦率地承认自己身上不具有成为大师的天资而已，而不是有气无力地去责怪“体制”。确实，我们永远都应当努力地去完善“体制”，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体制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它的能与不能。在我看来，将大师之不出归结为体制之不完善，就像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因为儿子成不了莫札特就责怪中国没有建设成为奥地利一样。其实作家们完全可以放宽心，读者是不会责怪他们的，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什么错和责任。真正的大师就像苍茫夜空中稍纵即逝的璀璨流星，有幸遇到了是我们的福分，难道我们还能因为见不到流星就去责怪满天陪衬的其他星星？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真正生气的是到处看见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体制”受害者的那种拙劣姿态，仿佛只要把他们从享受着纳税人供养的温暖的作协大院扔到风雪交加的雍正时代的大街上或破庙里，他们就一个个都会写成《红楼梦》似的。
我甚至还认为，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不是天才、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本身就朝向好作家和好作品近了一步。因为我相信，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师是因为对大师身份的焦虑追逐而成为大师的。曹雪芹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内心有东西强烈需要表达，他又具备和付出了把这些东西完美表达出来的能力和努力，而他表达的又是能够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大众内心引起强烈共鸣的“东西”。他仅仅专著于自己的内心，对外部世界对“大师”的赞誉或贬损毫不关心。
因此，我想以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奉劝文学圈子中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那里才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天地。或许，真正的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寂寞而顽强地成长着，只是他注定将与这个匆忙的时代擦肩而过，在尚未到来的时代里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