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至今，为应对金融危机，缓解日益迫近的经济衰退、内需疲弱和就业艰难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无数政策措施，媒体、网络也作了大量正确或不正确的解读、分析和评论。让我觉得比较有缺憾的是，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拉动经济政策大比拼中”，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人大和代表社会各阶层参政议政的政协似乎始终处于“缺席”或“旁观”状态。对比来自国外的一次次“表决”、“否决”之类的新闻报道，情况就尤为明显。
    更有甚者，从今年春节前后各地方两会上传出的许多气壮如牛的豪迈誓言和五花八门的“雷人”提案、议案来看，不少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好象比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更加不冷静，更加不考虑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所应该“代表”的那部分老百姓（或社会群体）的要求。
    信心确实是眼下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东西。整个世界都处于百年一遇的危机中，我们当然应该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但我觉得，人民选举这些代表们劳师动众地去县城、省城，乃至千里迢迢赶赴北京开会，肯定不是让他们代表自己去向政府表决心的，甚至主要也不是派他们去给政府提建议、出主意的。人民嘱托给这些代表和委员的任务，是代表他们去诉求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去监督政府的行为。而要负责任地行使好这项权力，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对当前的各种棘手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辩论。
    为了缓解迫在眉睫以及未来几年可能都会存在的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近来国家和地方各层面都推出了一些“对症下药”的举措，但其中的有些令我感到匪夷所思。撇开看来在是所难免的研究生大规模扩招先不论，比如有些地方说要在大学里搞“学士后”培训站，还有一些大学提出要将MBA招生面向本科生……
我不是教育专家，也不想在这里具体地评论这些“点子”的好坏。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上述点子不是出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身目的、而完全是为了避免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才萌生的，那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思路。其最终结果很可能不仅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还将对高等教育本身贻害无穷。因为这种想法的基本出发点是把拉动经济、扩大就业这一当前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抬升为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而把其他所有领域里的工作降低为实现这一“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的手段。我并不是说失业矛盾不突出、就业问题不重要，而是说教育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律。病急乱投医大多逃不了旧病未除、有添新疾的结局。或许教育的长期目标确实应当服务于国家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这决不意味着教育就应该为某一个具体的GDP和失业率数字服务。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设计一个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紧密挂钩的弹性学制呢？那不比什么“学士后”、“MBA直接招本科生”更加科学合理？如此简单的道理，那些教育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显然应该比我这个门外汉要有见识得多。但遗憾的是，我至今都没有听到任何来自他们的反对、哪怕仅仅是商榷的声音。
    这还只是过去半年来成千上万类似的莫名其妙的政策措施中很不起眼的一方面而已，作为一个媒体观察人士，我本人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眼下“药方”满天飞，对“病症”的诊断却远远不够，而对各种“药方”的“疗效”和“副作用”的事先评估更是一片空白。但就像人们常说的，面对同一个病人，有一百个郎中，就有一百种诊断和一百剂药方。因此，诊断和评估意味着必不可少的辩论。而且所有的辩论永远都将是见仁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的正确答案。但不管怎么说，讨论越充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深入。也只有经过了这个反复把脉问切的过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开出一张可靠周全的好“方子”。
    与治病相比，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那些开药方的“郎中”本身并不能置身事外，因而他们开出的方子难免会明显（直接）或隐蔽（间接）地倾向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时候，就更加需要一个程序合理的辩论机制。近年来，有不少媒体频繁地质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立场，比如有人认为潘石屹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罔故社会民意，仅代表了一小部分房产商的特殊利益。照我看，如果潘石屹在两会上为那些渴望房价下降的小老百姓代言，那才真是一件十分不应该的事——那表明，他出卖了选举他当人大代表的那部分群体人士的利益。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人大代表到底代表谁，而在于社会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应当有权利推举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所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代表和委员们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展开平等博弈。
    今年的两会确实应该是一次在金融危机阴霾之下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会议，但我们更应当期望它是一个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畅所欲言且充满知识含量的辩论场，而不仅今是一个表决心的场所。

    写于2009年3月3日，发表于2009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