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笔于2008年9月14日星期日凌晨，
    完成于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

    2008年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们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一年里我们遭遇了华南雪灾、汶川大地震等许多罕见天难；这一年里我们还见识了“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危机”等许多惨烈人祸……当然，2008年之所以值得纪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30周年。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2008年还是短命但却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110周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百日维新”——尤其是它的夭折——埋下以后几十年内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源。
    事实上，19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整体阶段。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文明如何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历史的这一章到现在尚未书写完成。
    如果以“现代化”作为标准的化，我将过去这170年粗略地分为三个段落，而它们的分界线恰恰正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里顺便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现代化”，我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当然，现代化还有很多标志性的内容，如自由和平等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
    概言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大约60年，是“进三小步、退两小步”的艰难的起步。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的；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改革开放的80年，是进“一大步、退三大步”的剧烈变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混乱和失败的一段，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生于1898年而卒于1978年，那么他的80岁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颠沛无望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是“进三大步、退两小步”的冲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看到希望、有时又充满迷惑的一段。这一段尚未结束，我认为万事顺利的话它还将持续30年，也就是到2040年，差不多正好鸦片战争200周年之时。而接下来的这30年很有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的一页，即使最终能够涉险过关，也将重新呈现“进三小步、退一大步”的那种胶着拉锯。
    中国的现代化就像一场大梦，我们已经做了快200年，现在该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不过说老实话，我对它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我根据当下社会风向的变迁和各方面综合因素得出的预测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运动最终修成正果也只能说见到了比较大的机会，并不能说它是必然的。其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七成，并且它再度夭折的可能性不是在降低，而是正在增大。当然，许多事情是会改变的，这取决于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智慧和努力。
    在我自己的史观中，这200年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有三件：分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者合起来，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全面变革，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经历的。根据我读历史得来的经验，政治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包括所谓“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其他领域内一切变革的枢纽。没有政治变革，单纯的经济变革最多只能涉及表面，虽然一开始可能取得很大成功，但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文化的变革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目标，文化变革结出的果实也很难预料。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政治变革受制于文化传统，而政治又会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改造”。
    之所以说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三者各自主导了一段历史。在我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坚决不同意现在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戊戌变法必定失败”的结论，我认为它的失败，罪在其领导人——尤其是康有为——的缺乏政治智慧。我从不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每个事件却都影响着下一个环节的历史航线。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源头则可以追述到五四运动，甚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在五四运动那里依稀地找到依据。
    历史有时候又惊人地相似，仿佛是在经历着循环往复的轮回。我个人对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评价非常高，我认为它几乎就是“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与当下的改革开放亦别无二致：国家在经济上的“现代化”。没有洋务运动，虚弱的大清帝国或许早已在太平天国的炮火中崩塌，洋务运动甚至还造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的“同治中兴”。现在人还有一个共识也是我不同意的，即认为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促发戊戌变法的根源。我则认为，甲午海战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不然的话，清朝的改革开放是很可能最终成功的。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催化剂，但后者的根本动力依然是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光有经济改革是不行的，先行的经济改革的逻辑终点最终落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20年前我们谈论过它，今天拦在我们面前的瓶颈仍然是它。
今天回头来看，在过去170年间的前60年和后30年（除去中间充满内部革命与抵御外辱的混乱无望的中间80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半循环。第一个循环以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以失败的政治改革告终，第二个循环正走过前半程，也同样经历了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又是风险巨大的政治改革。不过，这第二循环与100多年前的第一循环虽然走过的路径相同，但在内外部环境方面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实现民族独立，因而没有了“救亡”的迫切使命。
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度夭折，那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只能怪我们智慧、勇气和努力远远及不上李鸿章、张之洞一代的中国现代化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