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面临着新一轮改革的生死抉择。第一次改革，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这次改革经历了近二十年，重点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问题，其中经历了好多次改革调整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第二次改革从1966年到1976年，俗称文化大革命，这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文化和行为上，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构建新的平等参与、共同管理、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的价值秩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以平等为核心、以包容不同、和平斗争为机制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精神、新秩序刚刚萌芽，便随着第三轮改革的兴起中断了。第三轮改革，也就是现在主流精英热捧的改革，人们通常称之为经济改革。在本次改革中，中国既取得了巨大成绩（财富增长），但在这个巨大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因利益分化、观念冲突导致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和隐患，隐藏着暴力反抗的巨大力量。这个暴力反抗力量有多大，会不会被别有用心志在颜色革命的主流精英所利用，会不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振荡？这一切都是个谜，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比如说暴力反抗，有对原有的社会秩序破坏的一面，也有助推社会向良性发展的一面，关键是人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如何看待矛盾与冲突问题了。

由此可知，中国到了必须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的时候了。

有人提出，第四轮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城乡两元化，而解决城乡两元化的途径就是土地私有化。坦率的说，我对这种说法是反对的，因为，城乡两元化虽然制约了中国的良性发展，但还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这是一。其二，既便成了中国的主要矛盾了，也不是土地私有化，而是如何有效发挥有限的土地的作用和如何调动农民创造积极性的问题。再说，“耕者有其地”五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不息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这个梦想负出了极大代价，但一直都没有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如果今天再把中国人民最后的希望私有了，问题不旦不会解决而且还会直接助推弱势群体的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土地私有化就是清除中国共产党最后根基。

面对这么严峻的形势，中国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的原理分析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但是，什么才是科学发展观呢？我以为有这样几个准则和层次：

一、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积极推进平等参与、共同管理、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就孜孜追求的目标，是自毛泽东到胡锦涛各代领导人共同的追求目标，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

二、在这个根本原则下，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构一套确保社会各阶层动态平等搏弈的机制平台，确保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良性和谐发展。

三、中国是个大国，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又是个弱国，因为中国的战略产业或者叫主权产业已经被消解得十分贫弱，所以，大国要有大国的主体精神、大国的战略、大国的思想文化，而不是当西方国家的跟班。但是，中国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世界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科学的主权界定和科学的战略目标、战略定位、战略计划、战略管理，就成了中国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从全球发展的角度说，主体精神、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都需要一个整体的战略，逐步推进。

四、建设“五有”、“五强”社会，以实质民主助推程序民主，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结合。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实质民主同程序民主有一定的矛盾或者冲突，这好像是个无法逾越的墙，但我以为，如果使实质民主程序化，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比如，成立各种社会群众组织，通过程序组织活动，但关键问题是，群众组织程序要和政府响应程序形成一个整体，其目标是同步互动。如果两者分离，群众组织程序就会失去效应，达不到“动态有序”的民主效果。当然，中国的制度实践告诉我们，离开社会道德、主体精神和价值观念审议的制度体系，会因制度制定者的自私陷入制度邪恶的泥淖，郭京毅案就是最好的左证。

五、中国的战略产业或者叫主权经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外资染指，更不准外资以任何方式解构中国的战略产业，对此，应该尽快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也就是说，战略产业之下的经济成分，外资才能占有一定的股份。因此，中国应尽快划分战略产业，并制定相关法律，确保战略产业优质推进。

六、在战略产业层面，要在战略目标、战略计划的规制下，全面放开市场，也就是自由经济，也就是说，只允许在战略目标、战略计划规制下的自由，不允许自由的挑战或解构战略产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摆脱外资对主权经济的控制，摆脱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困境。

七、建构以民主为主体的权威政治体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形成以民心、民意、民志、民智为主体的权威，但是，当权力形成民心、民意、民志、民智的主体之后，最高权力的行使，就是国家意志，是任何人、任何部门不得违抗的国家意志。从这个方面说，民主是决策机制，权威是执行机制，两者不可偏废，也就是说，当“民心、民意、民志、民智”在决策中形成国家意志后，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在其它层级中只有执行的权力，没有不执行的权力，不执行就要问责。问责有两个层级，一是官方问责，一是民众问责，并且，民众问责权要大于官方问责权，因为，如果民众的问责权小于官方的问责权，官方就会以行使问责之名，堵死民众的问责权。

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群众路线，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没有“民心、民意、民志、民智”的提炼与升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的形成，没有中国的良性发展。当然，我们在居功至伟的同时，也不能没点忧患意识，也不能忽视在政治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立场性和方向性问题，更不能放弃毛泽东的民权治国的思想路线。

综上所述，我以为以上的一个核心和七个层次，就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上不应该有争论、有斗争，这种观点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动态变动，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且，分化的差距越大，潜在的风险也越多，因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弱势阶层精神承受力也不是无限度的，如果在有效的承受力崩溃之前，没有论理或斗争的渠道获得他们本该属于他们权益的渠道，或者渠道不畅，失去了渠道的有效作用，就必然会导致群体性的暴力反抗。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形式上说完成了角色转变，但角色的转变不等于执政能力的增强，也不等于社会动态制衡机制的建立或形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六十年，我们发现经历了三大转变时期。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建国初期，第二个转变时期是文革十年，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第一个时期是革命加建设的时期，其基本思想、基本路线，在建设过程中充满了争论和斗争，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优化机制，但随着建设成就，一个负产品也产生了，那就是权力的蜕变。有效防止权力蜕变的途径，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并不是提一个口号或下一道指令、制定一些制度就可以达到的，而是需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建构起完善的制度秩序。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中国有数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平等的参与观、发展观、管理观、创造观和分享观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没有平等的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要想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

从这个角度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意义都是伟大的，不可磨灭的，更是不可否定的，越是否定，就越证明其自私自利的一面。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就没缺点、没错误，但缺点和错误，并不掩盖它的伟大，试想，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惜打碎自己新建构的政权，让人民群众锻炼当家作主的能力的呢？如果国人看不到这一点，如果国人只是从个人恩怨上谈文革，而不是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文革，并取得共识，将来的中国，就不是文革的问题了，而是弱势阶级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强烈的暴力反抗。科学发展观。我个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新理论、新观点、新思路，是指导中国第四次改革的科学原理。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中国就能真正总结出前、后三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经验教训，并有效整合出一套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主体精神体系、动态制衡和动态搏弈机制，并整合出系统的民权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和高效执政体系。

结语

不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都要直面客观是实，而不是杜撰是实，或学美国总统小布什那样“创造是实”，欺骗自己也欺骗民众，而应该客观而又理性的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智慧的眼睛才能穿透重重迷雾，直达真理的峰巅。有总结，就必然有肯定或否定，而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都是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原理的。违背科学发展原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各种或和平或暴力反抗不断。

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人民只会支持，不会反抗，而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才能建构起一个完善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因为，没有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动态机制，就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论我们的主观多么美好。

2008年9月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