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空谈误国”，我则认为恰恰相反，因为，思想是发展的先声，发展是强国的开始。纵观人类的全部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一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激活了人类自强不息的精神，苦苦追求。二是人类有追求，就需要思索，思索成了系统（从不完整到完整），就是思想。三呢，有了思想，就会在人类面前出现这么几条路径：思想实践、形成文化，并由文化形成道德观念、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最终形成社会的发展机制。而另一条路径，也就是人类创造物质，供人类的分享的路径。“空谈误国”论者，其实选择的是第二条路径，也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路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发展需要物质支持，但更需要思想文化的支持，因为，人类如果没有思想文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价值秩序、制度秩序，而没有社会价值秩序、制度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科学而理性的持久发展，因为，人类的发展成果，就有可能被少数强者所掠夺，形成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而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就是社会暴力引发的社会动荡了。

据韩德强先生考证，发展一词源于法国，而且源于法国的贵族。因为他们吃饱了饭没事干，就常常到一块“清谈”，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聊天。聊天形成的思想观点，形成系统再提供给执政者参考，这就形成了“发展”。由此可知，发展并非指经济或者说物质创造，而是指的思想。用思想指导物质创造。现代的智库，也类似于“清谈”，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智库为思想库、发展库的原因。

有人认为，思想发展就是一个全面否定的过程，全面否定了，思想就发展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起码可以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思想发展是个人类智慧的历史积累过程。人类在不断思考前人思想的同时，有了新发现、新思考，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就是思想的发展。当然，在这个发展中，有批判，也有否定，但本质上，却是从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思想，如此而已。

在以前，人们常常把空谈称之为务虚，所以，那样的思想讨论会，也常常被称为务虚会。所谓务虚，就是人们通过空谈，理出思路，找准方向，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当然，从空谈（思想）到务实，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把思想转化成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空谈者把思想传递给务实者，务实者再把思想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方法或程序，而后就是实践过程了。

实践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动态试错和动态纠错的过程。当然，错误即可能源自思想，也可能源于操作方法或程序，源于前者纠正前者，源于后者纠正后后，尽量纳入客观规律发展的轨道。但是，客观规律并非自然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类主观上的不断认识与不断纠正，其主观认识才能逐渐发现客观规律的。但是，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以某一事物的出现，证所有同类事物，我称这种实证方法为实证哲学。

实证哲学体现在经济学领域，就是讲故事的故事大家成了经济学大师，而研究机制，并能通过机制预测未来的经济学家，却成了不懂经济学的代名词，一时之间，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往故事讲坛上挤。在那个故事讲坛上站着的，不用说就一定是“经济大师”。

但令人遗憾的是，学子们毕业之后，按照故事套路打拼天下的时候，却突然发现那些个动人的套路哄哄人可以，哄自己就太对不起过去的付出了。

在这种时候，这个由美国模子道出来的经济学模式，也就是故事模式，却偏偏给美国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金融危机。面对这场令人不快的金融危机，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大师几乎全都张口结舌：故、故、故事不管用了。

其实，既便是经济学故事，或者说现象，每一个故事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机制。

而这个机制，就是生成故事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竟然舍弃生成故事的根本原因：机制。津津乐道机制呈现的表面现象。于是，这才有了人们对新经济学的呼吁。而新经济学出现之前的理论思考，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空谈吧。

资本失控，为祸民众，自由失控，社会纷争，权力无制，危及百姓，权无威力，必遭外欺，所以，一切都要有个度。度就是标准，怎么做，从如里来到哪里去，就是程序。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出路在法度，在落实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度，使资本、自由、权力、民主，都在程序机制的规范之下运作，我国不想富强也得富强起来，因为我国民众聪明。但聪明无处使，或者横使，那就创造不了有益国家和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只能创造出智慧的负产品。

所以，我以为我们没必要消灭资本，而是控制住资本为民众服务，在为民众服务的过程中，资本也从中得到回报。但是，一定做到放得出、收得回才行。这就需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程序机制，使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落到实处，其中当然也包括对领导人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选择了某人，那么就放手让他用权，用错了，或者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私了，那就罢免他，这就是对官员的决定权和管理权的含意。

当然，空谈或者说思想，需要有人操作。只有操作了，运转起来，思想才能起到思想的作用。一般情况，操作交给政治家，但伟大的政治家，即善于思想，也善于操作。但是，两者兼备的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况且，擅于思想又擅于操作者，可能又疏于构建程序机制。因为，这样的人太聪明，以为大家都能像他那样，从思想中的价值逻辑看出程序机制。擅于思考者，也不一定擅长操作，有的甚至懒得操作，“空谈”完了，他的思想说出来，他以为他就尽完了责任，下一步就看政治家的了。

如果政治家玩不好，他就站出来批评，说你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才能把某一思想通过操作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批评是社会发展最大的促进力量。但是，政治家呢，往往不爱受到批评：我玩得好好的，你怎么就指手划脚起来了？闭上你的臭嘴吧。不然你来试试。一般情况下，善批评者也不一定善于操作，但善操作者，一定善于批评，因为，看出存在问题才会有批评。而一个看不出问题的人，就一定即不会批评，更不会操作。

既然这样，善操作者，也就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不一定是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虽多，但伟大的很少-----应该理解批评者，也一定欢迎批评者的批评，因为，批评使善操作者又长了一双聪明的眼睛。但是，他的下属一定不允许别人批评，因为，下属想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你的下属处处阻断批评的话，这个下属就一定要注意了。而真正有责任、有眼光的下属，一定会想法使批评的渠道畅通。当然，也有害怕批评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害怕批评，这个时代就基本上完了，因为，他失去了更多聪明的眼睛。

数年前我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思想决定程序、程序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未来。”因为，思想中的价值逻辑，即是程序，而对程序的规范，我称之为制度。一个没有价值逻辑，即程序的制度，是没有用的制度，是个摆设。因为，那样的制度，为执行者创造了自由解释的无限空间。

是为“空谈是强国的开始”的结束语。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