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今后的改革。但改革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建立在过去30年创造的物质成就及改革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就此而言，中国的命运其实已由过去30年的改革锁定。30年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的自由，由此激发民间社会的活力，推动民间社会的发展。这正从一个特定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
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来自人民
改革是一个总体工程。要看30年来民间对改革的贡献，可以举一个例子——温州——来说明。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最能典型地反映中国民间的状况。而在30年前，温州却是我国的穷困地区之一，那里并没有优异的资源禀赋，但温州人凭着观念的力量，硬是为国家发展出一个崭新的民间社会。
有学者曾把温州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总结为八个方面，笔者认为是颇为贴切的：一是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二是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三是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力量；四是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五是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有限边界；六是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七是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八是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
从全国看，30年改革除了物质方面的成就外，精神生活和制度文明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精神领域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划一、板滞、僵化的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今日的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意识是30年前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30年改革开放也使中国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发展前进的道路。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成功的制度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学习这种制度文明，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某些缺陷。
可以说，中国的进步和成就与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生成是分不开的。它一方面推动了民间力量的苏醒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又为它提供了基础和养料。
改革时至今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攫取了国民创造的大量财富与资源，由于一些改革举措的推出未能顾及民众的承受能力，由于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引起人民的不满——改革的动力正在衰竭，改革在民间遭遇了某种程度的污名化和抵制。这对推进下一步改革是非常不利的。不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改革可能会因为强大的反对力量而夭折。
如何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这需要增进民众的福利和利益，解放民间的力量，给民间经济和社会更多的选择和创造的自由。从过去的改革看，每一次局部的改革突破大致都遵循着这么一个过程：先是民间进行突破旧体制的自发尝试……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变成政策和法律。这一改革路径充分说明，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来自人民。
目前，人民对改革效应的预期普遍提高，分享改革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改革的“目的性”日趋明晰。所以，在下一步改革中，必须把民众的利益和需求放在首位，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使民众实实在在地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使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改革才具有正当性，改革的动力才能增强。
破除不必要的管制，让“动力”充分释放
要增强改革动力，还必须进一步破除政府不必要的管制。
中国30年来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放开价格，二是逐步实行经济的非国有化。在社会领域，则逐步放开对言论、结社的控制，允许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也允许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通过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管制，由此造就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可惜的是，这条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越到改革的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也随着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政府对管制的态度时有反复，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管制甚至有加强的趋势。
比如，政府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把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股份化，这本是对的，但后来又提出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国有经济应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惜动用国家财政扶持这些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设置进入壁垒。另一方面，“非公经济36条”虽已颁布几年了，但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出来，条例所规定的给予非公经济的各种待遇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再如，由于2007年以来的物价高涨，2008年初政府对多种涉及百姓生活的商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直到11月底才解除管制。不仅经济领域存在着广泛的政府管制，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都保持着高度的政府控制。
政府强化管制常常打着社会利益或者市场失灵的旗号。某些行业和领域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在多数被管制的行业和市场，特别是垄断领域，恰恰应该放松管制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很多管制并没有实现目标，反而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比如，对油价的管制使得中国的油价比美国还贵，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导致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对医院的管制也使得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等等。
经济学早已证明，政府过度管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危害，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形成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滋生腐败；加大市场交易成本，压制企业家精神，社会创新严重不足……就中国来说，管制导致的最大危害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方面。这些年来，民营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生存环境并不比十几年前宽松多少，几个影响民企发展的关键问题——市场准入门槛高、企业融资难、权益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障——一样都未能解决。民营企业要想进入被政府管制的行业尤其垄断行业举步维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民企尚有一线生机，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受伤最严重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很多民营中小企业就因融资难而纷纷破产倒闭。
今后的改革若要赢得民众的支持，笔者认为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进一步放松对各种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管制，让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的活力自然地、自动地、自由地发挥出来。
要有活力就要“还权于民”
要让民间社会充满活力，还要还权于民。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而群体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民众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压制。
当前，中国民众的权利生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在改革前及改革刚开始的相当时期内，民众的权利是由执政者从外部赋予的话，那么，现在民众对权利的需求完全来自自身。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财产的生成。过去民众没有财产或财产很少，对自身权利的需求不那么强烈。改革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民众或多或少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有了财产就需要有对财产的保护，并进而发展成为对民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互联网的兴起则为这种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手段，并进一步催生了民众权益意识和民主意识。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都带有互联网的影子或影响。
简言之，在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初步形成以及公民意识初步觉醒后，民众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己的权利。
然而，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变化，一些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却未能清醒地预见到。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为民作主”或“替民作主”的阶段。少数官员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未做好相应准备。因此，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总体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适应的一面。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权于民不是短时间里能做好的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未来几年，要实现平稳发展，首先要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其次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与公民社会，特别是要发育各种利益组织，扩充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形成协商对话制度；再次，要逐步放开对媒体和舆论的过度管制，强化司法的独立性。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社会，特别是民间的力量是否得到充分发育与发展。从过去30年的改革历程看，什么时候民间力量比较活跃，发展空间比较大，社会也就比较和谐稳定。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包括就业压力、致富和权益的需求以及社会稳定等几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民间社会的活力以及民营经济的充分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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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力、改革动力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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