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本年度诺贝尔奖已落下帷幕，各类奖项全部名花有主。美国依然是诺奖的最大赢家，而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诺奖的看客。尤其是美籍华人高锟的获奖，让国人更感尴尬，自然，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在各种讨论中，一种看法认为，不必过于在意诺贝尔奖，中国也不需要诺贝尔奖。理由除了诺奖反映西方人的价值观，评选本身有缺陷外，最主要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哪一项是因为诺奖？

此种看法在国人中有一定的市场。但我认为，不刻意去追求诺奖是对的，但如果说中国不需要诺奖，则不赞同。对此，我想引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反驳杨振宁的话来说明，后者认为“中国目前更需要比尔·盖茨，而不是诺贝尔奖”，而杨福家认为，“我们不仅仅需要比尔·盖茨和任天堂，也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和经济没有关系的基础研究，他们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他设立诺奖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中“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诺奖看重的是某位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

在诺奖上百年的历史中，人类进出海洋和宇宙，深入细胞和生命，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成为人类文明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许多科学家因为在这条科学发展道路上做出了具有原始性突破性的贡献，而获得了诺奖。因此，从某种角度说，100余年来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名录，是20世纪科学发展历程的缩影。

不仅如此，诺奖还是一个国家在推动原始性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项最多？主要应归功于它在推动原始创新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历来重视基础研究；营造相应的原始性创新环境氛围；充裕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和凝聚世界优秀创新人才等。

以此观之，中国在近百年缺席诺奖，的确说明在原创科技成就和重大发明与发现方面，我们贡献得不多。事实上，中国自己的自然科学奖曾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曾连续6年空缺，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原始创新研究和重大科技发明与发现的缺乏，固然跟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有关，国力不强，政府和企业投入科研的财力和资源也就不多；但更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科研环境以及科技政策和管理体制。对美国诺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但在中国的科技界，盛行的却是“论资排辈”、只愿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现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知识积累的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力量对科研的影响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方法依然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占据重要位置。政府官员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科学家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由个别科学家主导的研究项目数极其有限。由此也就形成了科技环境中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因为一旦失败，成果评价、科研经费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研究人员也就愈发地不敢尝试。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也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总之，科研中的原始性创新有赖于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而诺奖恰恰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科技体制和科研政策中的这一根本缺陷。

所以，尽管我们可以找出诺奖的种种不是，也可以种种理由贬低其意义，但我依然以为，中国需要一次诺贝尔奖。理由很简单，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而且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正在不断提升的中国，它理应在基础科学研究、在原创性科技、在科技造福于人类上，有着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