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敌人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的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

打得赢就打，打不嬴就走。
——毛泽东

机会总是有的，不可卒而应战。
——毛泽东

在这个速度的时代，同一时间永远只能做一件事的人，将可能被淘汰！
——刘墉

有道德的人不少，但是有道德勇气的人不多，问题是如果没有人敢挺身出来抗争，不公的永远不公，委屈的永远委屈。所以我自己是，我也支持你作为一个有风度的抗争者。
——刘墉

愈是民主、开放、机会均等的环境，愈能让那些有冲力、有野心、有毅力，照着自己计划执著前进的人，发出灿烂的光芒。
——刘墉

敬业的态度，是从小就要养成的。你可以因为能力不足而出错，却不可因为自己是学生而马虎。尤其在今天，学校与社会是没有明显界线的，社会人士为了追求新的资讯，常要回学校进修，学生没有毕业，也就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过去人们会因为你是学生而让你，今天人们对你的要求，只怕还要更高。
——刘墉

一个真正的人才，必然不会嫉才，因为他自己若有独到的才能与自信，又何必去嫉妒别人的才能，反而因为发现你的不同光采，而乐于与你结交。即使他不得不与你竞争，仿佛变成了敌人，仍然会尊重你的才能。因为你如果没有分量，又哪里配做他的对手呢？
——刘墉

失败所摧毁的往往只是表面的东西，如同烽火击垮的往往只是建筑物的上方，那失败者坚强的意志、建筑物地下的基础、工业家所有的技术、企业家所有的理念，是很难被摧毁的。
——刘墉

其实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不可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维持社会机制健康运行的某些人文因素可能远比科技更为重要，但日益急功近利的人类看不到这些。
——唐师曾

聪明民族总是善于自我批评、吸取经验。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前进的。
——唐师曾

自大清国以来，列祖列宗“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祖宗留下的狭小空间建功立业者大多是内战英雄。良田化焦土，生灵遭涂炭。战争、动乱进而带来大范围的惯性运动，使祖国原本有限的资源极大损耗。
——唐师曾

汽车是扩大生存空间、改变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
——唐师曾

中日“甲午之战”后，李鸿章被迫和伊藤博文签订“朝鲜独立、割让台湾、澎湖……”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后的李大人山穷水尽，这才发现手下多是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之辈，急需“洞达时世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良才”。
——唐师曾

对古人过度崇拜其实是一种不幸，因为它阻碍了现代人的进步。
——巴顿

在历史剧烈的动荡和变迁面前，民族文化总是应该体现它恒久性的一面。如果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稳定结构，那么所谓的‘现代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冒险。一个人的成长有其内在的逻辑，一种文化的进步同样有其连续性。
——周勇

一个国家在落后的情况下兴旺发展，乃至昌盛富强，究其深层原因是它的国民精神的振起，因此，教育大计，育人为本。育人当然包括让受教育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但育人的根本追求，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于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素质首先是一个国家每个国民的健康状况，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体质状况。它包括体格、体能、寿命等。其次是国民接受教育的程度，这包括文化素养、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以及心理发展的状况和特性等。再次是国民的精神状况，这包括社会意识倾向、道德行为、社会心理、生活交往方式、价值观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国民精神，或称民族魂。即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脊柱"。这种民族特性是一个民族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精华。
——孙喜亭

中国人的道德原来都不是针对自己的，也不是来自自我的思想，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来自他们从众的心理。——葛红兵

一个企业不仅需要产权领袖，更需精神领袖。
——钟朋荣

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兴盛与危机》  金光涛 刘青峰

关于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局、格局，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浪潮，应该说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部分，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而生产的全球化的载体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在全世界范围里面的经营。生产、销售，构成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由此跨国公司是担当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他们是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推动力，这样一个载体，所以如果我们中国要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应该说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只有和当今最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中国才能有效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我们是看重，欢迎，全球的大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进行投资。
——龙永图

我们中国一向把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看成是我们整个对外经济合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我们中国的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去开发、经营，实际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投向了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雇用当地的劳动力，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为当地的政府增加税收，这实际上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的贡献。从这样一个角度讲，也是有相当大的政治意义，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应该说是我们加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有多方面的意义。
——龙永图

我觉得东方和西方文化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在中国管理企业可能跟西方国家的管理方式不一样。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比较强调所谓的中西文化合壁，适合中国国情的那种管理。过分强调人性化管理，可能也是有点偏颇。我们是所谓人性化管理和理性化管理的一种结合，希望能够既注重一种效率，科学规范，同时也能够强调一种集体主义，大家为一种共同的目标奋斗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在TCL以往的发展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企业的文化。
——李东生

如果一味地只迷信科技与实业救国，而放弃道德文化的建设，则势必造成精神沦落而不可收拾。
——陈寅恪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如果一味地只迷信科技与实业救国，而放弃道德文化的建设，则势必造成精神沦落而不可收拾。
——陈寅恪

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出现，而未能在中国出现，……我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相对说来，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陷。鉴往开来，继承以往的优秀文化，弥补历史的不足，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
——江泽民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凝结起来、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纯洁就在于，爱国是一种奉献。这里，没有等价交换，没有讨价还价，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只要祖国需要，就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无保留地奉献出来。高尚就在于，爱国是一种尊严。这里，没有懦弱，没有退缩。在对祖国的热爱中，产生的是勇敢、智慧、忠诚。神圣就在于，爱国是一种信念。这里，没有选择，没有抱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不论祖国是贫弱还是富强，是遭受欺凌还是扬眉吐气，我们都深深地爱她。贫弱，靠我们去改变；富强，靠我们去创造。祖国的兴衰荣辱永远和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任仲平

一战后，梁启超在欧洲考察后曾说过：“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 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
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能混日子就行，很难在科技、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方面对自己提出高的要求，而没有高的要求，又何能实现高的目标呢？
尚武是精神指向，它是文化的内核，至少是内核之一，或者说尚武为精神、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意志平台－－它是基础，它是底蕴，它是器更是道。
如果尚武只与战争有关那是军人们的事，我们大可不必瞎操心，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风气如何，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军队，很难想象在一个颓废糜烂，腐败成风的社会的基础上，会产生一支雄风锐意如钢似铁的军队。
任何一个可以延续的文明，必然既有“争”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应该是平衡的。
邱少云之所以能忍，能成为民族英雄，不仅是因为他做为一个军人有极强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而且因为他做为埋伏的参加者，知道这场埋伏目的和在整个战役中的关键作用，知道自己的部队的每个战士都与他一样有着同样的报国之志，知道整个部队会在即将到来的一刻发起总攻，他的牺牲是整个战役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时候，对抗也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不一定就能平等，但我们必须积极地争取。“忍辱负重”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怕是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却只能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消极。
话说回来，你一定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忍辱负重，那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牢记这个“辱”，牢记这个“辱”是怎么招来的、忍这个“辱”是为了什么。这就要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必须时时向他的大众敲敲警钟，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那么乐观；时刻提醒大家，我们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那么容易，必须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突出重围，找到我们自己富国强兵的道路。没了凝聚力，没了民族精神，《超限战》就是把人民战争的内涵扩得再大，手段提供得再多，也是白搭，因为一个民族失去了使用这种手段的意志，就是把中子弹给她，她也是个窝囊废。
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光荣－－对别人毫无威胁的只能是废物。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本没有任何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却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胁，你还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你虽然本事不济，块头却太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练得和自己的块头相符。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有必要在中国人中提倡民族主义，提倡尚武精神。
与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卫自己为前提的。你能保卫自己，其他民族就会上门来与你合作。你不能保卫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罢了，暂时可能先容你口饭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饭量倒不小，别人岂能容你？　
——王小东

健康的反省不会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全盘抽象否定，不会丧失对于自己民族的爱，也不会丧失内心深处的自尊。逆向种族主义绝不是对于自身缺点的一种健康的反省，而是一种民族自虐狂热。10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就发过一个帖子说：有了错误改错误、有了病打针吃药，和躺在地上哭喊和咒骂自己、捶胸顿足、抓破自己的脸、拿脑袋撞地，完全是两回事。
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总是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科技先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也会很发达，反之则不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恰恰是中国的清朝。清朝的经济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仅就数量而言，鸦片战争前不久还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其质量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这里经济的质量就是指其科技内涵。结果如何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到了今天，很显然，科技的重要性更大了，因为现代科技已经有了比那时更可怕得多的力量。比如说，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新材料，等等，在这些方面的重大突破很可能会使得首先掌握这一突破的人们获得对于其他人的绝对控制权。
落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于这种落后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最后还编出一些谎话来欺骗自己和别人。
——王小东

从民族振兴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精英，我们的贵族阶层，真的为我们的民族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从我们这里多拿走一些东西，只要不超出他们的贡献，对于我们的民族还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往往能起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的作用……英国的贵族阶层，平时懒散，养尊处优、不务正业，但在战时，往往是他们冲在最前面，牺牲也最大。但我们的贵族阶层、我们的暴富阶层，他们做的又如何呢？除了从我们这里拿走大把的钱，在国外为自己铺垫一个舒适的家，想着哪怕中国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无事了，还想过别的吗？想过为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吗？
作为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团结本民族各阶层的人，包括精英或贵族阶层。我们应该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他们愿意为民族复兴而出力，他们是能够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贵族阶层也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精英或贵族阶层不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力，也无视下层百姓也要活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们确实就没有理由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愿意给他们这么多东西。
即使实现不了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一个相对公正，一个强者不能肆无忌惮、弱者不致求告无门，一个最穷的人也有一杯清茶、一碗淡饭，这样一个社会总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有上述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又何以能凝聚整个民族，在这个星球上和其他各民族竞争呢？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王小东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已经制定出来的规则，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格局。但规则的制定令世界走向有序和理性，连规则的制定者本身也不例外。
在西方的所有文明中，善于制定规则，是自古希腊、卢梭一直到ＷＴＯ，一脉相承的一大长处。如果不是妄自尊大，我们理应学习西方这一长处。必须痛心地承认：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没有一个人懂得制定规则！传统中国，只有规矩，没有规则！事实已经证明，按规则办事，按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则办事，乃是文明进步的枢纽所在；为了这一进步，付出某种代价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要么遵守规则，要么在规则之外。遵守规则成为“准入”世界大家庭的品格保证——而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是如此明显、急迫、无可回避。
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有赖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比如，税收规则，假如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缺乏正义原则的，那么一切制定出来的税收规则都将不得不面对执行的困难，抗税、逃税、“合理避税”，纳税人不相信税款的流向是合理的。规则只在社会公正的大背景下，方才有效，可以把这看成一条铁律。
——老金在线

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想国，也不是那种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国。而是那种在当今社会就能够立即去实施、实现的，对当前社会来说的理想国。至于以后的理想国，是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
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呢？我们认为，能在其生存环境中取得最大发展速度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因为，自然法则是严酷的，“强者生存，弱者灭亡”。追求最快、最合理的发展速度是一切国家，乃至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生存的基本方法。
人类的使命就是顺应宇宙有机化的进化历程，不断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能以最快、最合理的速度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国家形式，当然也就是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国家形式。因此，也就是最好的国家。
实行能力治国的国家是最有效率的国家——即理想国。因为，国家的一切都是人靠其能力创造的，能力本身就是对某人完成某项任务或社会分工的程度和效率的度量。整个国家如果实行能力治国的话，那么国家中的所有公民就能最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社会中的所有分工也就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从而使得整个国家能以最快、最合理的速度在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国家的君王，就必须为治理国家而整天操劳，并为国家治理的不好而负责。治理国家是一件相当辛苦和繁琐的事情，需要相当高的能力和智慧及兴趣。而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智慧，也没有多少人对治理国家感兴趣。因此，在一个合理的国家或理想国里的君王，只能让那些具有相当高的智慧的人来担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对治国安邦有兴趣。
——知原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 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 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 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鲁迅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 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 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 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 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 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 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 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鲁迅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鲁迅

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 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鲁迅

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 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鲁迅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联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鲁迅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鲁迅

不能革新的人，也是不能保古的。
——鲁迅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 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 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 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鲁迅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鲁迅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鲁迅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 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 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 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 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 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 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鲁迅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 “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 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 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鲁迅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 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鲁迅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鲁迅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
——鲁迅

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 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 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鲁迅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 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 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 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 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 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 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 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 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鲁迅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鲁迅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鲁迅

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鲁迅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外。
——鲁迅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鲁迅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部踏倒他。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鲁迅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 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鲁迅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鲁迅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