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形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成15个独立国家。

　　沉重的历史包袱。俄罗斯刚刚崛起时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到20世纪初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俄罗斯也从单一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国家，有大大小小100多个民族。沙皇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占总人口43％的俄罗斯人，享有种种特权，广大非俄罗斯民族被当成“异族人”，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列宁因此把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由于缺少内在凝聚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解体，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联邦：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斯大林曾负责民族事务，他拟定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称为“自治化”方案），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赞成，白俄罗斯主张维持现状，实际上反对，乌克兰干脆不予理睬，格鲁吉亚坚决反对。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最后，列宁的意见被接受。苏联在当时能顺利建立，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民族独立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觉得自己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权利感到满足；面临着抵御外部威胁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

　　难以愈合的创伤。在民族国家里，通常都存在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如何解决好这两种倾向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列宁坚决主张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各成员国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他强调，重点是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作斗争。列宁逝世后，苏联把反倾向的重点放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上，不恰当地把地方一些合理要求也归为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压制和打击，结果是两种倾向都在发展。

　　在理论上，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只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把民族进程等同于社会进程。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苏联便开始否认自己存在民族问题。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联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斯大林甚至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战争末期，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惩罚与德军勾结为由，先后把波兰人、朝鲜人、德意志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等共11个民族，整个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1940年8月，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分立势力，苏联解体正是从这三国开始的。

　　这些错误严重损害了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成为滋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温床。

　　联邦形式本身有明显的缺欠。与美国等国的联邦制不同，苏联是以主体民族划分行政区域，这种联邦制形式客观上在不断强化民族观念，使生活在联邦主体内的各民族公民并没有真正享有平等权利。在外界看来，苏联是一个国家，但在苏联国内，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当权者必须出自主体民族，如果当权者本身和主体民族都对中央不满，就会形成可怕的力量。

　　事实上，苏联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还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为民族国家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

　　经济没搞好是解体的根源。苏联民族问题爆发的总根源还在于经济没搞好。到苏联解体时，苏联GNP占美国的比例与沙俄时期相当。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低于东欧国家和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这使得各大小民族对“苏联”产生反感乃至敌意，联盟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们亲身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

　　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失当，为民族问题的总爆发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前，由于有共产党作为维系联盟的纽带，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各加盟共和国没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退出联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发展轻工业，改革集体农庄制度上，仍要加速发展重工业，搞以民主化、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没有找到维系联盟的新纽带前，给苏共以致命的打击，剪断了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随着苏共的削弱和解散，不再有对地方分裂主义施加威慑的力量，各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在本共和国的威信，大力向中央争主权，联盟中央被架空，最后走向解体。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