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

　　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腐败问题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本报北京9月2日电

　　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为社会、金融、经济

　　记者：为什么专题报告设定的时间点是2010年？

　　丁元竹(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以下简称“丁”)：到2010年之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因此，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持久发挥作用，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记者：哪些风险最有可能触动危机的爆发？

　　丁：这很难有确定的答案。通常来说，预测到的危机往往不会爆发，预测不到的反而会发生了。美国专家在2000年就提交了2010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但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预测到“9·11”事件。预测到那些预测不到的危机，这是风险研究的最高境界，但也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记者：哪些问题最受专家关注？

　　丁：根据对各类专家的调查，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

　　记者：为什么这些问题最受专家们关注呢？

　　丁：因为这些领域有可能发生较大风险，根据专家们的回答，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记者：您认为这项专题研究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丁：我们列举了许多风险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可能前景。我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自信，确认其中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记住：没有一个因素会单独决定中国2010年的走势；每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效果。

　　腐败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记者：我注意到，受访专家有66．23％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是“危机多发期”，那么专家们是如何评估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呢？

　　丁：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风险很大。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联系。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农民工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农民工阶层目前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又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

　　腐败问题如果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

　　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于公众的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

　　当然必须注意，专家们对于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有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

　　记者：“信心危机”最初没有列在调查的框架中，但很多专家都非常关注。原因是什么？

　　丁：这确实是非常受专家们关注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政府决策效率与透明度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的担心，以及对某些人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记者：公众的诚信和信心，并不是凭空产生或消失的，它应该有其社会基础和诱发因素。

　　丁：诚信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某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有着密切联系。

　　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记者：这样说，信用危机似乎成为所有危机中的“重中之重”？

　　丁：有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是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

　　让更多人参与政府决策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记者：你们的报告为中国2010年设定了三种前景，怎么看待这种预测？

　　丁：首先说明，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假设，假设并不一定会在现实中真正发生。

　　第一种前景，就是我国会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这个过程意味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国大多数人不分地区和城市，不分乡村，都能在发展中获益。这样，就会为我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基础。

　　一些专家认为，让更多的人参与政府决策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

　　后两种前景，就是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并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其过程可能表现为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等，从而使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从发展中获益，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绝大多数人不能得益。

　　记者：您似乎认为，经济增长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丁：经济增长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目前，我国GDP是快速增长，但基尼系数也不断增大，如果改革在长期内不能使多数人受益，经济增长就会失去目标。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单单是增长数字，比如说，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质量就不高。引用我们访问的一位专家的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经历SARS之后，还有什么风险不能面对

　　记者：对于2010年的中国，您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丁：第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严重受到影响，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第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国际因素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2010年前的关键。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报告是“盛世危言”，您怎么看？你提出的这些“风险”和“危机”是不是有些夸大？

　　丁：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缺乏的正是一种全民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经历过SARS考验后，还有什么危机和风险，我们不可以直接面对呢？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也在开展此类课题研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为，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我们所赖以生活、工作的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紊乱和破坏。另外，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技术性灾难事件、金融危机的打击。人口膨胀、流动增加、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将我国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大。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一个很小的事件就可能导致一场全面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