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底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不但提出了“和平崛起”思路，而且阐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是中国高层第一次以“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之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

和平崛起与和而不同

“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温家宝在那次演讲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

“和平崛起”及“和而不同”，是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崛起。这也可以视为中共第四代的一个既定目标。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和与同是一对哲学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

所谓“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常用词，虽然是一种新生力量的象征，但不含价值判断。它所指的也许是一种现象，一个国家相对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平崛起”也基本概括了中国的现实。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和评论一直不断，不少人将21世纪称作中国的世纪，也是基于这一概念。但真正把中国同“崛起”联系起来，是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前后。在当年10月举行的这次论坛会议上，温家宝使用了“亚洲崛起”的提法。曾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发表了一个“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和平崛起”的理论。

紧接着，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提出“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而不是挑战和威胁”。

反制“中国威胁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北京传媒在报道时就用了“中共探求兴衰规律”的标题。

按照中共的政治传统，一种理论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一个重大目标的确立，“和平崛起”之提出当然也不是偶然。

首先，它是相对于“霸权主义”而言。中国新领导层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观点，除了暗批美国、阐释多极主义诉求以外，也是在试图以全球化作为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

自胡温体制成形以来，北京当局多次向亚洲邻国和世界展示，中国并不想寻求霸权，同时也不再坚守过去在国际舞台上洁身自好的形象。相反，中国正在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始作俑者是《海权论》作者、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马汉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规模大，人口众多；二是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国。

抗日战争后期，即1944年，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魏德迈提出，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危及白种人在远东直至全世界的地位。

“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中国为求持续成长，不只必须仰赖国内经济，且要依赖国际市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明白标示和平，回避霸权主义，强调其在亚洲的稳定角色，消除外界卧薪尝胆心的意图非常明显。

经过学界的探索以及北京领导层的梳理，“和平崛起”理论由温家宝正式提出来，既作为治国理政的新定位，又作为对外界的一个承诺。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似乎也能为这一政策目标进行某种注解。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这就是“和平崛起”。北京专家正在研究历史上强国如何崛起、如果避免引起过度戒心等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路不可能回头，这已成为共识。以今天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崛起也呈现难阻之势。然而，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胡温体制显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与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而中国似乎在追求“例外”。正在崛起的中国将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国力上升的中国？这些都是未来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