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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尚书》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严复
原谅可以让灵魂解放，让恐惧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原谅是如此锋利的武器。
——曼德拉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梁启超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
——《劝学篇》 梁启超
传统中国文化跟16世纪以后才发展出来的近代科学的分别是什么呢？是传统中国文化求“理”，近代科学要求“自然规律”。但传统中国文化求“理”的方法，只有归纳法；而近代科学求规律的方法，则是推演法再加上归纳法。
——《中国文化与科学》 杨振宁
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是值得去做的，哪个问题容易有发展前途。
——杨振宁
为什么农耕文明会在守土扩疆方面有所不足呢？这是由农耕文明的条件决定的：
（1）农耕需要耕者定居，定居则安居，安居则思静而非思动，不管定居的地方是洞穴还是树枝或是后来的茅棚房屋。
（2）农耕需要不违农时，而生产力低下的时候，要不违农时地完成耕种收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就把人力束缚在土地上，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下地干农活，抽不出多少人力来进行军事训练以守土扩疆。
（3）适宜农耕的地区也是科技不太发达时的人类宜居地区。没有外力逼迫，农耕地区的民众就没有迁徙扩张的动力。
(4)农耕的成果使人们能够更多更好地享受，有多少人不喜欢享受而喜欢过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呢？
（5）面对有备而来、流动性强、来自广袤的游牧地区的袭扰，防守的成本太大，主动出击也不划算，往往只好以财物贿赂，委屈求安。近代对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则更有一种畏惧感。
——曹耀成
法家在中国的历史际遇，好比长沙的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家的名声不大好，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重用法家的秦始皇，受到儒家持续的贬抑。但是，齐桓公重用管仲理政而霸。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而国强。秦始皇重用李斯谋国而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度量衡统一，奠定了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基础。始皇帝之后，历朝历代，恶秦始皇之名，承秦始皇创立的制度，虽然制度也与时俱进作些修改，但大一统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等大的方面一直沿袭下来，连皇帝的称呼也一直沿袭下来，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之术的汉景帝亦重用晁错削藩，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的汉武帝也重用桑弘羊。
——曹耀成
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需要事实和时间来建立。
——曹耀成
历史评价，以事实为基础，以平和的心态为基础。不放在历史的长河、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事实，用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十分现实的人和事，以偏激的态度看待十分复杂的人和事，以轻慢甚至污辱性的语言去评价自己国家的政治人物，这能出水准？
——曹耀成
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举，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要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
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要牺牲一部分福利，结果就击鼓传花地留给下一届政府。
——李光耀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梁漱溟
教化是重要的，刑罚也是重要的。教化不是万能的，刑罚也不是万能的。正因为教化和刑罚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所短，才需对方之长予以弥补。因此教化和刑罚，相反而互补。然一个健康的社会，必是一个重教化的社会。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教化的问题。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高，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低，效率就高。
——朱正阳
没有信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邪歪的信仰。
——网友
汉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无与伦比的包容力、融合力就是“人和”最持久的保证。
——网友
民主与集中就像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样不可分割，没有一个代表民众统一意志、利益的首领和政权或机构，国家、团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冲突混乱，在任何时期都如此。
——天下同凉热
只有把暴力与反暴力的斗争，提升到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的高度，把制止、消灭战争作为最终目的，战争才能脱离野蛮和愚昧。统治者与人民意志对立的战争就是野蛮和愚昧的。
——天下同凉热
不可能全盘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各有其特点，但有一点是必须的，就是公民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度。中国农村就进行了选举制度，但现在中国农村衰败，应该可以提高到县议会或市议会的选举，中国的文官体系必须有制约力量，自由媒体和议会是必须有的
制约力量。
——黄松明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关键是平衡市场与政府主导的关系，市场多了，资本泛滥。政府主导多了，经济缺乏活力。平衡好了，再发展二三十年有可能。
——老二拐
中国商品能够卖到全世界是中国的光荣，为什么？如果没有合适的商品出口，中国就不能获得富贵的外汇，就不能买世界上先进的成套装备，发展自己。中国的产业也就不能升级，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完成。
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至于说外国投资，别的国家巴之不得，包括美国。外国资本到中国办厂，一为中国带来就业，二为中国带来税收，三为中国带来管理和技术。那种认为外国资本就代表殖民主义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老二拐
资本家是资本的灵魂，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只是资金。
——老二拐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冲击力越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危险还小一点，反之则不然。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因为民主化造成了混乱。
——吴稼祥
改造社会不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行。
我们选择一条自我改造的道路，这是即不破坏现实社会习惯与国家体制的革命。改造自己就是一场最彻底的革命，由于改造自己不危害社会，所以不会引起社会动荡。统治阶级也没必要为这点小事＂维稳＂。革自己的命首先从思想根源开始，改变所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人际关系习惯。当你以健康的行为习惯影响周围一群人后，社会也会自然走向健康！
这就是：＂从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供献。在改造好自己的前提下，改造社会无非就是量化的概念。
——我们相信未来
我国的少数民族只占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六，但他们占的地方很大，差不多是国土的百分之六十。而许多重要的资源却在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人口的分布对资源分布来说是极不相称的。边区的经济建设落后于内地的客观事实，影响到我们四化建设的大局。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怎样改变人口、资源的不相称状态？怎样帮助少数民族缩短他们和汉族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怎样使内地的智力、财力、劳力有计划地流向边区，促进边区的开发？怎样使少数民族接受并欢迎这种支援和促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的大课题。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民族调查的工作必须加强。
——费孝通
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汉族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民族关系，大鱼吃小鱼；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基本上就硬是吃掉了。西方的少数民族，过去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走同玛亚文化被毁灭的道路。美洲土著玛亚人在葡萄牙人的野蛮侵入中死完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绝灭的例子也是属于这种前途。另一种是象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前途。欧洲移民驱赶印第安人时，他们反抗过，赢得了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利。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没能发展起来，现在变成了博物馆里展出的活标本，作为引诱旅游者观赏来赚钱的设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我们各个民族之间相处的原则是平等、团结、进步。确实，民族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已经做到了。但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却不是靠法律上讲平等便能轻易改变的。所以，在法律上平等了，经济上、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存在的。
怎样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呢？我相信，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很重要的一条。过去，在历史上有一些民族不愿和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在一起，不愿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出去就落入别人手中。你经济上不如人家，一下子就跌倒了，人家才不管你名义上那个独立的标签呢！所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民族必须团结一心，这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重要保证。不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要团结，而且聚居在一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也要亲密团结，讲平等，才能使我们伟大祖国变成多民族共同繁荣、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加快实现民族平等的过程中，我们是用承认差别去促进平等的。所谓承认差别指的是给予各少数民族特殊的经济、文化待遇。如果给予少数民族和汉族以相同的经济、文化待遇，那末少数民族的发展速度将永远赶不上汉族的发展水平。特殊待遇是什么？是指给予一定的条件，让少数民族能使自己发展得比汉族更快一些。没有汉族的帮助，少数民族现存的差距很难克服，这是很现实的。我们作为走在前面一点的汉族，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在经济上、文化上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作为少数民族，决不能满足在法律上已经取得的平等地位和规定的特殊待遇，要坚决地采取开放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不断进步，赶上先进水平。如果自己不站立起来，客观条件好了，反而会倒退。我们确信，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有充分的条件站起来，可以成长，可以繁荣。繁荣不是人家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以上是我在民族调查中所得到的体会和对民族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讨论指正。
——费孝通
我看将来人类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每个人都要学会多种语言。我们现在应当积极想办法缩短学语言的时间。
——费孝通
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分等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我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继承文化的复制品。当然每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同真品完全一样，但有一个模式竖立在那儿，复制品即使有差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人通过学，掌握这种模式，不学就不能生存下去。
——费孝通
四人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失就是削弱和损害了我国的智力资源。个人的冤屈事小，国家智力资源的损失事大。因为在现代世界上，还是个列国争雄时代，而决定胜败和存亡的，就在智力资源的强弱。物质破坏很快可以恢复，而智力资源却是件百年树人的长线事业。
——费孝通
五谷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理想的形式用老子的话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阔经济。
被土地束缚住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种田种出来的。种田规定了他一定的空间流动性，规定了人同人的接触面，相互往来的人中没有陌生人，整天在熟悉的人之间过生活。熟悉是人们从长时间里、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老是在熟悉的环境、不流动的社区里生活，人们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而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就是那种老话中所谓土气十足的性格。在一个范围大、流动多而快的社会里，人们就会发生一套和乡下佬针锋相对的性格。我在《美国人的性格》里说过，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水上浮萍，根不相连、浪潮把它们冲涌到了一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相处，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道义可讲，一切靠法律办事，连剥削也得按法律办。欧洲近代的思想家们宣传了多年的思想，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都有独立的人格，人们一起生活应当靠个人同个人订立的契约来维持。有些学者把人际关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而有的关系，如不能选择的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关系称作status，可译作身分。另一种是自由意志决定的关系，称作contract，就是契约。西方的立法精神就是从契约观念出发的。契约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法人间缔结的。西方自由这个观念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人权的观念也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西方社会里公私要分划得清楚，走出小家庭之外，人和人得公事公办。不得介入私人关系，在英文里叫impersonal。朋友见面要先打电话约见，到了人家家门要叩门，得到了允许才能进门。如果直接闯到别人家里去就会认为是一件失礼之事。在我国，朋友间就不能斤斤计较，越是要好，越是不分彼此，也就越personal （私人的）。到了人家家里去，推门就进，即使敲敲门，说声我，就行了。在熟人的世界里，一声我就能判断来的是什么人。进而，彼此关系熟悉到一定程度就不用说话了，语言也变成多余的了。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面，这样就冲淡了对每一个人完整的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
乡土社会的结构有个特点，就是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我称之为差序格局。差序就是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构成一个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关系网。这个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正所谓一表三千里。这和以个人之间契约来结成的团体不同。团体是有边有际，在这个界线之内人人平等，规定下不同权利和义务，像是一匣火柴捆成一扎。一个人可以以不同法人的资格进入不同团体，团体又可以法人资格进入更大的组织。是和差序格局不同的，所以我称它作团体格局。
——费孝通
重农轻商也是乡土社会的另一个特点。熟人社会里怎好意思谈赚钱。你到瑶山去看看，挑货郎担做生意的都是汉人。为什么瑶民自己不做生意呢？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要钱呢？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商是老四，倒数第一。在汉代农商熟重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结果是重农派胜利了。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色。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后世还有人为他惋惜，怎么这样的大手笔竟给商人们做传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不要说大家闺秀，连乡村姑娘也不愿嫁给做生意的人。这种轻商的意识形态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封建传统。现在仍然流行商贩中有没有好人的疑问。你去做生意，大家都看着你，说你是走歪门邪道，这对经济发展是大为不利的。
意识形态是从生活里生出来的。中西社会历史不同，形成人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和人生观。西方的现代社会充满了浮士德式的精神，是个动的、充满矛盾、创造、破坏的社会，崇尚攻取追求，讲究不断探索的精神。人们爱问人是什么东西？死了会怎样？关心死后的天堂。中国的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连月亮有圆缺，好花有谢落都会引起诗人的伤感。西方现代社会赞美日新月异，认为古老的事物落后了，老年人落后了，后来者居上，下一代应比前一代强。中国传统社会称道越老越好，老成才能持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五四掀起的新文化的思潮，就是想跳出这个传统框子，可是这个框子有它的经济基础，生产不发展看来是不那么容易跳出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变化简直太生动了！从每一个社会细胞里面，即每一个家庭里而，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农村调查的新课题也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
——费孝通
生产力变化背后是人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冲击着人的社会关系。
——费孝通
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
——费孝通
应当说，忠君并非全是坏事情，在一个社会中把它作为对社会成员的一项要求也非全不对，因为君主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象征。然而，在我们的历史上，却将忠君思想无限度地绝对化，使得“忠君”这一要求逐渐摆脱了其应有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尺度，致使其逐渐演化为“愚忠”和“盲从”，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中国历史的一种病态。
21世纪上半叶，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化、信息化和工业化并举，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第二阶段：以知识化和信息化为主，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进入起步期。第三阶段：知识化，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
——费孝通
目前的情况是，在许多产业领域，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在不断拉大。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国际竞争中，中国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特殊战略安排和有效措施，在一些重要领域将很难跟上国际技术进步步伐，更谈不上跨越式发展。这些问题，不仅已经影响到这些领域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的制定。
战略技术及其产业，通常是指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重要技术和产业领域，是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不能单纯由市场选择。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放弃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
从国际经验看，一项战略技术的发展通常需要几代人、几届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国家、企业界的持续投入。缺乏稳定、持续的支持，通常是导致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失败的重要原因。
——《强化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中的国家意志》
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
——喻希平
政贵有恒。
——《尚书》
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鲁迅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鲁迅
一个独立的民族，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对于文化的优秀传统的了解为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必将甘受外国的奴役，丧失民族的独立。中国人，确实表现了一些劣根性，我们必须努力纠正所谓“国民劣根性”，但是更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张岱年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民族精神的绵延发展，需要文化建设的支持。一个民族的精神总可以具体到每个成员。进取、认真、负责、勤奋、简朴、坚强、团结等，这些个人的素质事实上便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也是社会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而要使民族成员具有上述优秀素质，并非一篇文章、一个报道或一个模范人物做些报告就能实现。只有进行文化建设，在教育和社会环境的改造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民族精神的培育——扭正社会风气，用科学的、人性的方法教育后代等——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重要的不是别人的轻视，而是自己不重视。我们不必畏惧直面自己的丑陋，而应当在羞惭的同时冷静反思，然后去奋斗、去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更不会惧怕什么敌人来犯。相反，如果我们一惟想掩盖自己的短处，任使坏的方面滋漫发展，即使无敌来犯，自己也会坏死。
——《面对日本人的轻视》
经历过太多的战乱，就愈发渴望和平与发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企盼"让世界充满爱"，这是很自然的。但与美好的理想相比，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冷战”的结束并未带给人们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造成的也非平等的利益均沾。那些在历史上曾倍受欺辱的国家和民族逐渐发现，他们对发展的追求，依然每每受阻于有着历史渊源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世界的领袖们则是把强化而不是改变这一秩序，当成了最高的使命。
——龚书铎 宋小庆
尊重传统文化，也尊重西方文化。既然现代中国人有接受西方文化的趋势，也有复兴传统文化的需求，何不能将其融和？制度必然是适应文化的产物，没有人敢于逆文化，背潮流的制定非理性制度。
——onedream
民主不过是在几个精英集团进行选择的制度安排而已。
——熊彼特
正如中国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完美无瑕的文明一样，耶教或儒教的形成，都是由后来各个时期的人们对先前种种理论、行为准则和戒律的逐步归纳的结果，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
——辜鸿铭
辜鸿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加了一个“官官商商”，实为灼见。他说自古以来，士大夫都不爱理财，对王安石这种“言利”之徒嗤之以鼻。但是天下之财，却又不可不理。他转而却抛开这个正论，去批评当时的“理财”，说明为“理财”，实际上是“争财”，而“争财”的要点，在于官商勾结，即所谓“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他因此提出将“官官商商”置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为士大夫共戒。
所谓“官官商商”，就是要封闭官商苟且的渠道，仍官好好地作官，商好好地经商。而如此一来，商富而官贫，总是不公。他认为“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虽然到不得已时，要“宁可伤廉，不可伤仁”，但是“中饱”、“中饿”都是弊病，最好都不要出现。因此，他对张之洞的清廉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本就起居无常，常连夜办公，还要让下僚自己备饭，长年累月如此，自然是侵犯私权的。
现代官场的官商勾结，与晚清没有本质区别。晚清官场尚有大量清流士大夫，鄙薄商人，虽难免与商人发生利益往来，却不会让子女亲族去经商。但如今不同，因为商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而现在的官员大多以经济为尚，两者发生关系如鱼水交融。虽然有法令禁止领导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如同一纸空文。因为天下不是皇帝的，也不是人民的，而是“大家的”，一来见者有份，二来上行下效，谁也别看不起谁！看来，如果真的要“为生民立心”、“为人民服务”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则罢了，这个“官官商商”却真是一条金科玉律了。
——《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
辜鸿铭在世时已拥有世界声誉，也为西方所接受。他本人也是中西混血儿，又接受了高尚正规的西方高等教育，有足够的条件融入西方。但他一生崇尚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儒家圣贤，并甘愿在道德的怀感中清贫而快乐地生活。他在充分了解西方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与20世纪早期西方出现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思潮同步，但更为深刻。而他之所以能提出很多卓见，正是因为他有一段“石在他山”的经历，因此眼光眼界都很不寻常。
——《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
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如果没有人努力实施它，制度本身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
——刘瑜
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刘瑜
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比某些国家成功，一具重要的原因是普通民众在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制度就像是钱，如果没有人去花它，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堆废纸。而不断消费这些钱的习惯，就是文化。
——刘瑜
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化，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毕竟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秩序。从这个角度讲，公民意识最好的起点就是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制度的尊重和实施。
——刘瑜
当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时，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
——刘瑜
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一次次得到历史的印证：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可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转型过程则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刘瑜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注：法国给人的感觉相似）；自由的悖论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对于自由的限制。美国哪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成熟的自由制度里，自由和约束总是具有对称性；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来自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刘瑜
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刘瑜
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想成、一转百转的整体。
——唐德刚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
——孙立平
朋友们，请擦亮眼睛，看清那些流言背后的阴谋吧！每一条污蔑我们英雄的谎言，每一条诋毁我们先烈的谣言，都是射向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子弹，都是意图毁灭我们美好生活的毒药。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沦为阴谋者的帮凶。
请铭记我们的英雄与先烈，是他们当初所有的不计得失的付出和舍身殉难，才使你我能够在今天明媚的阳光下安享平淡幸福的生活。他们的业绩我们无以为报，但他们的壮举我们必须铭记于心，他们的荣光和英名我们必须尽心守护。
请尊崇我们的英雄与先烈，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巍峨的精神丰碑，他们传承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精神魂魄，他们的品质指引着人们冲破险阻、不断前进。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崇尚我们的英雄就是守卫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守卫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绝不能让“国家与英雄一起被毁灭”在中国重演》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群众运动也会走向邪路最终走向失败。
——mikezc123
遏制腐败的办法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用担心那些权位很高的人会来恐吓你。
——网友
善恶标准就是在人们处理利益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中确立起来的。一定社会的善恶标准又总是人们对特定利益关系和利益需要发展的反映，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人类的善恶观念，反映的是事物整体与个人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整体有利的事物，就视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整体有害的事物，就视为恶。善恶标准的确立，必然会反映一定时代发展需要的具体个体和特定集团的利益需要。善恶标准的决定性内容是整体的共同需要包括个体的需要，更是一种客观性的需要。而由此构成的整体的需要也就成为不依单个主体或个别集团的需要而转移的客观性的存在。
——三清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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