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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虽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盛世”隐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而在中国，这些全都是舶来品。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中国人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 “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
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西方文化可没有这一套。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把希腊和阿拉伯的典籍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基督教徒主动到东方去寻找这些典籍的手抄本，并在主教们的支持下翻译出来。12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卓有成就；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立了基础。
俄罗斯除了十世纪接受了外来的东正教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也比同时的康熙皇帝及其儿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高出一筹，最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与17－18世纪的大清帝国不同的特点：
1．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2．听信外国友人的意见，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
3．他和他的继承者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4．在政府组织上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当然，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很不彻底，停留在开明专制的水平上，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但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接受知识的状况，对社会面貌有很大影响。中国的士子学什么？四书五经！西方呢？中世纪的学子都必须首先学好七门课程：1，文法课，实际是学拉丁文。2，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并学习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正反面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这些课程通过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西方这样的课程系统有好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是学好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基础知识然后学其他专业知识。这是后来通识教育的滥觞。
其次，对逻辑、算术、几何、天文的重视，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十分有利。
再次，他们的考试方法是导师面对一个一个学生，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并相应获得有关的资格。不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考是皇帝派出的官员；能否金榜题名及名次高低最后还要取决于皇帝；规定几年考一次；各省举人还有名额限制。
此外，尽管他们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荒唐、僵化的东西。但是，有些专业教学也容得下实验和实践，特别是医学。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吧！
1．耗费中国青少年最宝贵年华的四书五经，虽然可以为传承中国文化奠立基础（如文字训练，学习传统哲理、道德和政治规范和中国历史知识等等），但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没有数学、形式逻辑训练和怀疑、辩论的习惯，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严重障碍。
2．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切实际。继顾炎武在17世纪猛烈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后，“1745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 而科举制度的利益指向又十分不利于研究科学。利??窦写道：“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指读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为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与此相适应，一批装扮成“卫道士”的鬼蜮频频告密求荣。于是，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皇帝亲政后就有十起文字狱，而在他亲政前还有八起，其子孙则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炮制了“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 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
而在前现代的西方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黑暗年代，但王权和神权毕竟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尽管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社会权力单一还是多元必然影响权力的整合方式。
一般说来各个氏族或民族早期都有过军事民主。满族入关前，实行八旗的旗主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以后逐步扩大，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体现了有限的原始的民主。但它慢慢成了专制君主的附属物；至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其权力更日益削弱乃至消亡。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司法也是行政权的附属物，缺少独立的品格。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蔡元培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
在学术上每一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社会要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索，从而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如此，才会放开眼光，吸收世界各种文化先进的部分，最终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衰。
——《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目光与措施》 李恩柱
机遇难得，人才难得。要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关键在于培养和使用好人才。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需要大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需要大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企业家，需要大批能够熟练掌握先进技术、工艺和技能的高技能人才。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公务员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做到：一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观念；二要知法守法，依法行政；三要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四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温家宝
从海外经验看，各国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发展壮大了资本市场，完善了资本市场功能，有效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创业板市场建设已成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各国通过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扶持中小企业，促进科技资源高效配置，营造创业和创新氛围，激励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勇气，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增强了国家核心竞争力。
——刘鸿儒
要全面看待海外创业板市场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波折。不能简单地认为创业板市场必然导致泡沫。从一段特定时期来看，创业板市场确实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主板市场还是创业板市场，“非理性繁荣”现象时有出现，这是正常的。而且，海外创业板市场只是在短期来看有较大调整，长期来看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海外部分创业板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失败。最近两年，部分创业板进行了整合。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关闭的创业板市场，被整合的创业板市场都还以不同形式存在，保留中小企业上市渠道，服务中小企业的功能丝毫没有弱化，甚至得到加强，海外创业板市场在改革中寻求新发展。
——刘鸿儒
目前启动创业板市场建设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一，资本市场面临大发展的良好经济氛围。资本市场有着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内在规律，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其二，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催生出大量成长性中小企业，上市资源贮备较为丰富，为创业板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是海外创业板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其三，社会财富的增长为创业板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其四，近几年市场的调整使广大投资者经受了风险的洗礼，投资者更加成熟，投资行为趋于理性。而随着十几年市场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这都为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刘鸿儒
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形势促使我国创业板市场分步建设的步伐只能加快，不能再有任何的迟缓。资本市场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资本市场竞争力关键在于上市资源。相对海外资本市场而言，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上市资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是我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形势难得的优越条件。创业板市场对中小企业规范化发展的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满足我国中小企业强烈的直接融资需求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创业板市场的真正功能体现在引导、催化我国中小企业的改制规范，激励创业精神，构建社会创业机制，鼓励中小企业按照资本市场上市的标准要求自己；创业板市场是将储蓄转化为直接投资的有效手段之一。
——刘鸿儒
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又是如此悬殊地落后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内在的炽热的民族自尊和外在的冷酷列国它强，既逼迫我们不得不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又使我们在着手这个工作时，沉浸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心绪里、置身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挂帅，权力至上，就是“一切为了权力”、“有权就有一切”，就是一切都被政治权力所垄断、所操纵。说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并不是说每一个（当然也确实是有很多）中国人都热衷于追逐权力，都擅长于玩弄权术。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逃脱不了权力的追逐，都避免不了权术的玩弄。政治无孔不入，权力无所不在，经济、科学、艺术无不屈从政治权力，父子、夫妻、长幼、男女无不重现君臣关系（连中医给人开药方，也要有“君”有“臣”）。在这种文化中，许多人患有“政治过敏症”，原本与政治毫无牵连的言和（或）行，都被拉扯进政治。写“清风不识字”的秀才，被砍了脑袋；抱怨“东风送来乌烟瘴气”的工人，被取了生命。
与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或称为官场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特征是经济文化（或称为市场文化）。在前者，政治决定经济，市场被官场化；在后者，经济决定政治，官场被市场化。（官场市场化，不是指“金权一体”、“官商合流”，而是指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就像市场中卖主与买主的关系。政治家“出售”自己，要靠媒体广告，要靠形象包装，要靠产品——政策——品质，以赢得选民手中的“钞票”——选票）。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停滞不等于安定。于停滞相对应的，是进步；与安定相对应的，是动荡。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从大体上说，停滞带来的是动荡，进步带来的反而是安定。就中国文化（不管是先哲的观念还是君主的制度）的理想而言，追求的是安定。这是一点不错的，丝毫不应责怪。应该责怪的，是以停滞作为实现安定理想的唯一操作手段，甚至干脆就将停滞认同为安定。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乱多于治，大乱小乱上乱下乱内乱外乱时而交替、时而并发，社会难以持久安定。这是历史的教训！安定只能用持续不断的进步来换取，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使国民享受真正的安定。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多细胞生物中，细胞间功能分化越是细微、越是复杂，其生命形态就越是高级。中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大多数家庭都重复着男耕女织的模式，相互之间没有来往。若干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的话，那末，西方就是一个通过市场使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
分散的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只是取决于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其它与他的单细胞的联系。在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内，各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则是首先取决于它与生命体内其他细胞的联系。分散的单细胞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都不如多细胞生物。分散的单细胞如果发生拥挤，在环境恶劣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你死我活的争战。多细胞生命体内的各个细胞，相互之间则是生死与共的依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且擅长“窝里斗”，而西方人是既富有个人主义又富有团体精神，两种文化的这种差别，其经济上的原因即在市场的有无及其发达程度的高下。
这也可以解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不如虫。”就单个的细胞来说，高级生命体（比如人体）内的某个细胞不能离开这个生命体而独立成活，但单细胞生物却能够维系其生命。也就是说，在分散的细胞水平上，单细胞生物比高级生物有更强的生命力。这不是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种上的差别，而是说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结构。在西方发达的市场体系中，精细的专业化使人们长于一点而不善其余（若唤牛耕地，中国的老农们肯定要笑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是“白痴”了），但广泛的交往与交换却能使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长足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中国小农家庭所不能比拟的。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中国文化认为，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利，必然要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手段、为代价；在市场交换上，要么骗人，要么被骗。因此，最好是不要私，不要利、不要市场。这就是中国文化“贬私”、“轻利”、“抑商”的缘由。用个比喻说（前面说过比喻总是不精确的），对于发生车祸，中国文化是要消灭一切车辆，要人们一律步行；西方文化则是在增加车、路、交通规则的数量并改进其质量上下功夫。结果是，事实上根本消灭不了的私（这是人的天性），要么对别人假装出已经消灭（这就是骗人！），要么进一步通过损害别人而得到满足（骗人加害人！）。因为没有将“私”引导到“必须为别人服务才能得到满足”的有效手段与规则。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缺乏“双嬴”的概念（台湾人现在经常讲“双嬴”，这也是文化上觉醒的一个可喜标志）。而“双嬴”在西方是有经济学的依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A有苹果却不喜欢吃苹果而喜欢吃梨，B有梨却不喜欢吃梨而喜欢吃苹果。交换的结果，两个人都是既满足了自己的私利也满足道别人的私利，这就是“双嬴”！
——《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 傅红春
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未来殷鉴，乃此文明一大特征。中国史书之多，举世无匹。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辩，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历史理性。
——《解构中国文化符号》 李泽厚
儿童教育心理专家认为，快乐积极的态度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应该从孩提时培养。儿童心理教育的核心就是帮助孩子形成开心的态度和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孩子的“玩商”可能比“智商”和“情商”更重要，运动游戏可以对儿童产生“健全人格”的影响，而趣味运动是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心态的一个简单有效的途径。
——《快乐心态孩提始》 沈文敏
目前，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供应严重不足。为人才成长“把脉”之后，专家们认为，要使人力资本重新释放活力，就必须下力气消除4种久治不愈的“顽症”。
一、一流人才难获一流报酬。由于缺乏激励机制，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平均水平仅仅是职工收入的2倍至3倍，这与他们承担的责任不相称。事实证明，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不但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也是留住人才和保护人才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人事档案变成卡人的“撒手锏”。机关、事业、企业3种人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鸿沟，成为长期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关卡。南京大学不久前举行全球招聘，去应聘的近百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其他名牌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师和学者，都瞒着单位和周围的人。据说有个中科院的博士还和南大订下君子协定，要求为他保密。
三、评价标准以职称官位论英雄。为什么会形成人为的人才闲置和浪费？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认为，关键是目前人才评价和考核制度存在缺陷。因此，公正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急待建立，要注重学术技术地位和实际作用，不应以学历论高低，不以职位论短长，不以论文多少论英雄。
四、能进不能出，磨平人才锐气。人才管理缺少动态变化，使人才“有进无出”，让不少人渐生暮气。专家建议，在两院院士、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对超过一定年龄的，除保留有关荣誉或待遇外，不再享有其他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重要岗位和重大项目负责人、首席科学家要有一定的任职年龄限制。
——《人才强国将列为国策 》
创业是最光荣的，因为创业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也使更多的人端上了饭碗。发达国家一直鼓励创业者，国外几年前就有专家预言了“大学生创业时代”的来临。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并通过了一个宣言：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成为高等教育中关心的问题。大学生将越来越不仅仅是就业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
——《人才强国将列为国策 》
注意改造思想与放弃改造思想，自觉改造思想与被动改造思想，抓紧改造思想与放松改造思想，对党员干部来说，其人品，其境界，会有很大差别。古今中外，名家伟人，总是谆谆教诲人们要注意改造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是谓不懈的改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谓求进的改造；“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是谓借鉴的改造；“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谓终生的改造。改造的针对性、方式等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自觉意识与持久毅力。
——《改造思想不能放松》 王晓河
中国至今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许多公共利益在遭受违法行政活动侵害时，因没有适合的原告及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不能得到法律的救济。
——《民告官程序能否更便利 行政诉讼法修改引起关注》
国际政治弱肉强食，因为世界是“无政府”的。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和平是愿望，弱肉强食是事实，把自己武装起来是根本。和平不是幻想出来的，和平是用武力制造和捍卫的。
——《地球上从来没发生过“和平崛起”这种事》 潘维
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和平，我们需要原子弹，需要大批灵活精准的导弹，需要朝鲜战争的英雄气魄，需要战之能胜的强大军队，也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防微杜渐。
——《地球上从来没发生过“和平崛起”这种事》 潘维
软件业的发展关键靠的是创新。不创新就等于死，维有创新才能好好的活下去，在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可以原地踏步的，没有什么老本可以吃的！唯有坚持走创新之路，不断地造出新产品，才能活下去。而软件的快速升级换代也说明了这一点，软件业大概是淘汰旧品最快的行业吧？平均周期大概也就在几个月，最多不到半年吧？（如杀毒软件）
而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向课堂里教出来的学生，最欠缺的，就是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一向是不鼓励，甚至是抹杀创新的。中国的教育是从来都只推崇“标准答案”的，一切都应该按照既有的东西来学，下一步该怎么做，该怎么走，教科书里早早的就为你设计好了，都是《教学大纲》n年前就已经为你描绘好了的，而学生们只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社会环境，家庭，文化就这样教导我们，做人该本份做事，不要去搞那些没来由的东西！祖宗没有的东西是要不得的。
不鼓励也不允许也不需要你讲什么创新，乖乖地按部就班，那才是好孩子！这样的环境下待了几十年的人，在有着这么一个传统，有着这么一个环境的情况下，还有几个人有创新精神？那来的什么创新激情？
软件的创新，有“标准答案”的吗？一个长期被“标准答案”所固封的民族，会有多少创新能力呢？软件之所以能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常不按常规出牌，发散众人的思维，想人所不敢想，走人所不敢走的路！当然，这中间也不一定每次都是成功的，但思维的灵活，总是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的。正如当年之盖茨，如果在中国的环境下，他会有怎样的结果，谁会支持他去辍学整古那东西？他还有可能写出windows这样的软件吗？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是绝不被“标准答案”的社会所允许的。
中国那“标准答案”教出来的学生，那“按部就班”培养出来的人材，人人都是“依样画瓢”的好手，人人都是“沿着既定轨道走下去”的能手。这也就能更好的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硬件生产方面存在着这样大的优势！因为硬件生产，流水线下的运作只需简单培训一下，就能很好的“依样画瓢”，按着既定的生产图纸生产下去的能力，却正是我们所擅长的啊。
——《中国软件业落后之本源》
美国的大学教授不可以兼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也不可以兼大学教授。同理，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得拥有和经办面向国内公众的传媒。大学老师离开教职加入政府，便不是知识分子。离开了政府，重拾大学教职，便又回归知识分子之列。知识分子的“高贵”和尊严在于其独立性，“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倚“铁饭碗”为生，不贪财，不惧官，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识分子方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批评家，监督者，思想库，和人才来源。
——《学而优，则 … …？ ―― 谈当今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 》 潘维
不独立似乎就无从中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信奉“学而优则仕”，独立精神向来不入“主流”。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是开放型的，以道德、智识、和“关系”为标准，知识分子入仕之途是阳关大道。以官位为本的士子是“官僚知识分子”。“士”与“仕”相通。入仕前和返乡后的士子称乡绅，亦是无位之官，如今日中国的“教授”，“博导”，“主任”，“院长”，“所长”。官家找人“咨询”，必寻“所长”、“主任”之类，亦因官家之咨询，“所长”、“主任”被公认为学问最佳。学界之“官”衔是发表文章时必提到的，衔高文章才权威。学刊以衔位决定文章的刊载次序，首篇必然是大官或当过大官者，此为中国学刊之通例。官本位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特色，亦是最深厚的传统。权力已然令人着迷，更有“黄金屋”和“颜如玉”让人怦然心动，不投靠官僚阶层大不易。荣华与富贵相连，官本位辅之以金本位。
正如许振洲先生的会议评论，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教会是创造知识的大本营，但贵族阶层垄断政府权力，不稀罕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所以比较独立，不独立也没别的办法。当西方的国家与社会有了比较清楚的分际，知识分子就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分化成稳定的阶级和大型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就成了各类阶级和大型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我国传统的“官僚知识分子”不独立却相对中立，原因在于士子们所依附的传统官僚相对中立。在阶级分化程度极低的小农国度里，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代表小农的利益，小农的道德，小农的社会体制，和小农的行政管理要求。小农的利益就是社会普遍利益。概言之，我国的士子无独立之传统，却有中立之精神。以中庸之道立身、行事，实为美德。不过，以中庸立言可成就“方略”，却难成“知识”。知识的要义在抽象，在把思想推到极致。
没有独立，焉能有创新的知识？对官僚体制的依附导致士子们整体的思想贫乏，到处是模仿官话的“官样文章”。起初的官话是创新，由士子们反复鹦鹉学舌之后就成了陈词滥调。近日之例是“与时俱进”，人人谈要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却无人在意马克思会不会同意改写《资本论》，使之服务于资本至上之市场经济？我国两千五百年的国是讨论，精华不过四、五，“四书五经”而已，不值一提的劣等诠释倒是汗牛充栋，士子们趋之若鹜，烂熟于心，以博取学衔和官衔。二十世纪初科举一废，入仕之途骤然中断，士子们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值西人势旺，便转而投靠西人的“主义”。当“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又转而投靠新的各类官版“主义”。“官版”主义衰落之际，又要重回西人的主义。批判的精神向来不是我国知识界的传统。
——《学而优，则 … …？ ―― 谈当今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 》 潘维
清高是知识分子的本色，铁饭碗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物质支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知识界最高贵的精神。追逐金钱是商人和企业家的职业，不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而今，金钱之竞争使知识分子腐化，学界与官府之权钱交易比比皆是。
——《学而优，则 … …？ ―― 谈当今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 》 潘维
汤恩比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发展的动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如何削弱我国知识界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首在认识二者之弊。昏庸误国，贪污腐败乃由知识界之堕落而起。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心，将是中国的全面腐败和彻底堕落。其次在官学两界促成出色之“国是学术”的意愿和决心。没有出色的“国是学术”，富民强国必然是水中捞月。最后决定于官方效法先进国家，采取在学界打破官本位和金本位的政策，不再鼓励知识界傍大官和傍大款。官本位由来已久，金本位方兴未艾，均是官府政策造就的。等待知识分子“自己改造自己”大约是天方夜谭。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
——《学而优，则 … …？ ―― 谈当今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 》 潘维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自由主义的语言离民众太遥远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原本缺乏自由土壤的国度，从而使其成为知识精英的“卡布奇诺”。而民族主义，大概因为它是一种情绪的原因，不需要花力气去理解其中的道理，可以不经大脑、小脑的思索即可意会，因而支持者、拥护者多，就像吃大米和面条，没有什么精深的道理，中国人都知道那是维持生命的必需。而构架中国政治的未来，不但需要精深的理论，同时让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情绪。这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危险的举动，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美国的成功，也是调动了美利坚人民自保的民族情绪，只归功于自由宪政的得势是不妥当的。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中国前途思索》 秉正
我们的社会需要批判，但也需要建设，而给与建设者最大的支持，就是宽容。
任何主张和见解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只要于大局有利，我们还是应当本正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的。
——冰人
任何政治体制，只要缺乏了民主监督的机制，就必然造成“不唯实，只唯上”的风气的泛滥。
——肖知
GDP固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尺度，但GDP有其局限性。它只能反映经济发展，却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GDP的概念应运而生。
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建立起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进行补偿投资的完整科学体系，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觉醒。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学者不断呼吁改进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纠正以往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力图在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这就是“真正GDP”即“绿色GDP”。从经济学角度讲，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就是“绿色GDP”。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绿色GDP”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是刚刚起步，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目前尚无一个国家,政府能够正式公布绿色GDP数据，但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未来大方向向，因为绿色GDP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考虑资源环境成本，经环境调整的资本形成净额下降时，就证明生产不具有可持续性，就必须调整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
——《呼唤绿色GDP，呼唤更多的潘岳》 柯续
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直接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育程度，也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高低水平。人民既需要经济的增长，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更需要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内涵。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须实现这三者的平衡。公众参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杠杆。
——《谈谈绿色GDP》 潘岳
成功秘诀是什么？一个是必须要勤奋，第二是确实是要有机会。第三是坚韧不拔的勇气。创业当中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我想创业主要是这三方面的东西，另外心态也要比较稳，必须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想一步登天，如果一步登天可能到时候就会出毛病。
——宗庆后
我认为一个企业没有一个权威，没有一个能最后决策拍板的人，这个企业可能是一盘散沙，这可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我认为一个是要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自己毕竟各方面的能力都有限，所以怎么用好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更好的企业服务，这样才好，把他们都看作是傻瓜，那自己是最大的傻瓜。
——宗庆后
处理好兄弟关系有何秘诀？胡明聪认为，做事的结果，就是做人的结果。一个优良的家族企业，它背后的家族必然也是优良的。我们几兄弟，团结、勤奋、没有恶习、一心一意做事。做事首先做人，当你领悟到怎样做人时，你的事情自然就会做好。
——《胡氏兄弟昔日打铁铺今日打造中国“西门子”》
跨国公司的捐赠理念是“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社会投资”；用“社会投资”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捐赠及慈善是企业与社会的一种互动和双赢。内在驱动力主要是一种社会投资，有投资就要追求回报。追求回报时，他们光明正大，理所当然，毫不躲躲闪闪。中国的捐赠理念是“救急不救贫、“积善成德、“回报社会，造福桑梓”，把捐赠看成是“同情”、“怜悯”和“觉悟高”的一种行为，羞于将企业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羞于追求回报。即使有企业及富豪有追求社会回报的欲望，也不敢公开表示，一有表示就会遭到舆论谴责等。
——《关于中国先富阶层社会捐赠问题的议论》
从国内外捐赠效果看，捐赠及慈善确实是一种社会投资，是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渠道，是企业和社会的一种互动和双赢。它既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又有利于形成“企业公民”；既有利于消除贫富差别又有利于提高富豪们的道德水平。为此，我们应从理论上和实践结合中，不断充实、完善我国的捐赠及慈善理念。
——《关于中国先富阶层社会捐赠问题的议论》
开展捐赠及慈善等公益事业，对中国企业及富豪们来说，是竞争、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等的一种新理念、新学科、新战略、新经营艺术。支撑它的是一种人类还难以战胜自我的认识和理念即财富最终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中国大富豪的拼搏奋斗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人一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钱是快乐的副产品，但人往往错误地把钱当做人生的目标。捐赠及慈善等公益事业是在为己与为公、为企业与为社会的矛盾中展开的，其发展结果必然是在为自己和为社会中，在既为自己又为社会中实现双赢，又赚钱又快乐。
——《关于中国先富阶层社会捐赠问题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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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摘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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