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无法根除，永远潜伏的。
　　一方面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
　　——张灏

　　官僚的思维方式既是狭私的，又是从上僵化的，同时还总以正统、权威居高临下！
　　—— 宝剑

　　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的艰难遭遇里能够百折不挠。
　　——音乐家贝多芬

　　现代人在生活中只有“微笑”的量还不够，要努力提高“微笑”的质，创造出属于我们现代人的高品位的“微笑服务”与“微笑文化”。
　　——《 情绪与成功》

　　如果你一天中没有笑一笑，那你这一天就算是白活了。
　　——莎士比亚

　　微笑是“良药”，微笑是健康的“通行证”，微笑是世界是最廉价、最快捷的“滋补品”。我们不妨笑口常开，用微笑去调节紧张的情绪，让他人从我们甜美真诚的微笑中获得轻松和愉悦。
　　——《 情绪与成功》

　　累和快乐是相伴而生的，在累中寻找快乐，何尝不是一种高贵的人生境界。
　　——《 情绪与成功》

　　快乐是一种感受，只有感觉到，才能享受到，这就是说只有知足才能常乐。
　　——《 情绪与成功》

　　快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快乐是一种修养，一种大气，只要你对别人存有一颗宽容的心，只要你对生活持有一份欣赏的情，你就会感知快乐，享受快乐，拥有快乐的人生。
　　——《 情绪与成功》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那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科学便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理性的谬误》   茅于轼

　　人生最宝贵的两项资产，一项是头脑，一项是时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即使不用脑子，也要花费时间。因此，管理时间的水平高低，会决定你事业和生活的成败。
　　——《时间管理》

　　我个人宁愿采取比较审慎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不必像世纪初那样完全丧失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全盘西化”之议毕竟不可行。然而，我们也别无选择，必须向西方学步。试看一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吸收了多少东西，而现在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圈乃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份高估自己的实力，以致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下一个世纪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得由别人来说，不是自吹自擂可以奏其功的。
　　——《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刘述先

　　儒家的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受到它感染的人民往往勤劳、节俭，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接受既定的礼仪，向往和平的秩序。但也附带著盲从权威、愚忠愚孝、讲究关系、做作虚伪一类的陋习。这些因素往往作用於无形之中，故此我常说传统的资源与限制一根而发，这些当然是社会学、人类学集中加以研究的对象。
　　——《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刘述先

　　如果认真反观自己走的每一步路，会发现很多事我们自己没有做透。现在在西方非常强调执行力，所谓执行力就是在好的方针政策基础上如何做到位。我们国家更应该强调把细节做到位，细节做到位，执行力就不存在问题。
　　——汪中求

　　任何一个公民能做的大事是非常少的，芸芸众生当中，能做大事的人特少，你我能给党中央提建议是不大可能的。从个人力量来讲都是很微弱的，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每一块，把自己岗位的事情做到位就OK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做小事的。
　　——汪中求

　　现在整个民族素质确实提高，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不去做小事，那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浮躁，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发现，很多小事没有人去做。
　　——汪中求

　　舆论的导向太过于强调特别成功的、巨大的成功或者突然成功的，那种东西宣传的过多，使人心也会浮躁。
　　——汪中求

　　每一个机构或者每一个团队都需要强调格式化，进入团队以后需要进行格式化，需要进行很多操作规范的培训，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东西都做出来了，但是没有很好的演练和培训。
　　——汪中求

　　面对无序，中国社会文化面临的一大任务是有序化。从逻辑上说，有序化需要的，是理性的张扬。但这种理性绝不限于工具理性，而应包含甚至主要是价值理性。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错位使我们看见早巳现代化的西方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更是因为真正稳定的秩序只能建立在“正义”之类基本的人类价值的基础上。除此之外的任何基础都好像流沙，奠立其上的建筑不论多么堂皇，最终必然毁于一旦。
　　面对过度世俗化，中国社会文化的另一任务是召回被逐的精神。因为说到底，精神不但是使一个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而且是使一个民族成其为人群的东西。精神不但是社会的灵魂，也是文化的灵魂。一个社会没有精神，必然会走向崩溃，一种文化没有精神，必然会逐渐枯萎。这就不能不涉及宗教。因为宗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价值和精神的集中载体。
　　但是历史中的宗教作为实际的载体，往往以其有限而相对的观念形式限制着其中普遍和绝对的价值，以其过时而僵死的体制形式窒息了其中常新的活泼的精神。它们往往因此而脱离并滞后于它们处身其中的社会文化，并与之发生对抗。而它们本来是要以自己所承载的价值和精神，去影响文化推动社会的。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何光沪
　　
　　社会文化需要内在的价值精神，才能成为有秩序又有生机的社会或文化。一方面，这种价值精神具有普遍性，适合于全人类；另一方面，这种价值精神的具体载体又具有特殊性，适合于特定民族的社会文化。作为普遍价值精神之特殊载体的中国宗教，必须对当代和将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发挥这种正面作用，其衰落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过度世俗化之相互作用必须停止，其混乱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存无序化之相互作用必须停止。所以，正如中国社会文化必须改革，中国宗教也必须改革。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何光沪

　　就内部而言，在任何一种宗教的情感体验、行为活动、思想观念和组织制度 四大因素中，前两个因素自发性较强，富于活力而不易僵化，后两个因素稳定性较强，倾向于系统化而容易僵化。因此，一般的宗教改革主要针对后两个因素。当然，后两个因素来源于又反作用于前两个因素，因此其改革既基于并反映前两个因素的变化，又会促进前两个因素的变化。
　　就外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同其他宗教远近不同的关系，因此其改革必须立足于并考虑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而且必然会影响这种关系。
　　中国宗教的思想观念改革之可能，在于其情感体验中的变化，中国宗教的组织制度改革之可能，在于其行为活动中的变化；中国宗教向三教合一方向进行改革的可能，在于其相互关系的渊源及其与西方宗教的接近。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何光沪

　　长期以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佛教意味着离弃此世，出家修行；道教意味着遣神役鬼，修炼长生。但唐宋之际，禅宗思想流行，倡言“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等真俗不二学说，神仙思想转变，声称“白日冲天，于世何益” 等神仙救世观念。自此以后，两教吸收了大量儒家伦理思想，入世度人的成分愈益增加，道德规范的色彩愈益浓厚，以致广大信众已主要从行善和求福这两个角度去看待两教了。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何光沪

　　儒教不改革则无法复兴，这已为袁世凯复兴孔教的失败所证明，也为现代一切或多或少赞成儒教的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的。在港台海外，“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张扬了儒学的宗教成分或儒教，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大量西方的、现代的哲学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以进行理论上的改造。他们被称为“新”，就是因为有改革。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开始阐扬儒学以图“教化” 的国学学者，多半都曾在不太久之前批判过儒学的“糟粕”，而那些“糟粕”无疑包含其中的宗教成分或本文所说的儒教。他们现在虽有偏于强调儒学优越的倾向（也许是为了“矫枉过正”？），但并不持有祭祖拜物的复旧主张。他们多半同“现代新儒家”一样认识到，只有扬弃或改造儒学中不合时代的部分，才能使之重新深入人心，发挥历史悠久的教化作用。海内外同一思潮的这种共同趋势，必将对官方和民间的相应做法发生应有的影响。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何光沪

　　只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思想才能健康地有效地丰富、发展和流布。为什么要搞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呢?最直捷也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市场的效率高，市场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
　　——《思想与市场》   陈克艰

　　思想也是一种资源，在思想领域，也像在经济领域一样，存在着生产、交换、消费等等诸多方面。
　　——《思想与市场》   陈克艰

　　中国由于在历史上曾经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压，非常敏感，尤其对任何形式的侮辱会超级敏感。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傅高义

　　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 吴思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东亚式民主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一党体制，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权威主义的政府，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进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变迁为更开放和更多参与的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先于自由民主。第二个方面，东亚领导人强调纪律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必备条件。他们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纪律约束。尤其是李光耀公开地嘲笑纽约人夜里不敢上街，没有上街的自由，而新加坡的犯罪率要低得多。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习惯性犯罪的“娇养”，指出那种犯罪确认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过程、将“公民自由”置于社会安全之上的选择和代价是注定不能接受的。第三个方面是新闻自由问题。东亚各国都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李光耀拒绝改变国内的新闻检查制度，声称为了防止煽动性和破坏稳定的信息引起骚乱和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政府有权和有责任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那些淫秽的和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出版物在境内发行。他指出实行新闻自由的菲律宾和印度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政府不满的种子而使生活状况更糟。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亚洲式民主”的根本内涵之一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一种政治选择或终极目的。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不仅否定了构建有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他们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在东亚是阻碍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或价值选择；那种把西方式民主当作唯一的民主形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亚洲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这个“好政府”是一个道德化的政府，它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它要求绝对的权威。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多数是在专制体制下开始的，这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基本上是如此。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是在民主政体下开始工业化的。在现代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东亚和拉美的少数国家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有较快发展的，而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很少发展，或者经济是在民主政体下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竞相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并且，领袖多为自己的任期和选举所困扰，从而尽量满足选民的短期物质利益。所以，他们更关心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此外，首脑的定期更换，尤其是反对党首脑的上台，使政策的连续性很难予以保证，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则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端。它没有任期的限制以及对选民的过分依赖，可以不顾选民的近期利益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因此，它更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被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压力所困扰。进而，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行使权力，压制住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因此它更可能实行连续一贯和不受干扰的“纯”经济政策。
　　这些论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相反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会发现它们的内在缺陷。难道没有利益集团的竞争，独裁者就一定会制定出正确的和具有远见的政策吗?我们只能说，在独裁者具有先进思想并且清醒的时候，他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而在他被成功冲昏头脑的时候，则必定会实行错误的政策。一般来说，具有现代化观念的独裁者，在其执政的初期，其政策是符合实际和面向未来的，而在其执政的后期，往往是腐败、腐朽和掠夺成性，因而其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衰败。
　　那么民主体制呢?它在经济方面的优点是能够保障自由和财产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些民主体制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西方各经济大国自不必说，即使在东方，如韩国，金大中时期的政治体制要比卢泰愚体制民主得多，在推进各种经济改革方案和发展经济方面也更有效。就面向未来而言，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因为权力更迭而改变政策，这是因为国会和社会对领导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只要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是成功的，继任领导人并不会轻易改变。在改变政策方面民主体制对领导人同样有制约能力，这是“亚洲式民主”的鼓吹者们所没有提到的。
　　现在看来，政治体制的类型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绝对的联系，而与经济发展最为相关的，是政治体制的革新倾向以及它的经济政策。东亚的情况并不例外。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越是到现代，经济增长越是会及早地带来政治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浪潮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经济增长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东亚。当然，这种政治变革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出现了政治转型，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和香港则是在体制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竞争。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西方现代的民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最初，市民阶级经由启蒙运动认识个人的价值，从争取人权、民权、参政权和自由权开始，进而向君主和贵族抗争赢得政权。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他们继续扩大民权，然后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的限制，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而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利之上，因此，在取得政权后，它有能力对付民权运动的挑战。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是在民族运动发生之时已经发育成熟，而是在民族独立之后依靠权威主义国家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是权威主义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屈从于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东亚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特性。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现在看来，“东亚式民主”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内部运作的一种民主形式。由于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体制的影响，东亚各国的选举、公民参与和公民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有相当程度的差距，现在还没有一个东亚国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定义完全相称。另外，这种“强国家”的特性保持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也是没有先例的。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东亚式民主的一个基本弱点是：政府运作的好坏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政治学上所讲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这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的人们需要这种变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接受和追随这种魅力型人物，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说来，这种对领袖个人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正是这种愚昧使人们产生了革命行动，它使人们不加思索地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束缚，与旧的观念和体制进行“彻底的决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理性的启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领导人大多是通过革命掌握最高权力的，少数靠继承获得权力的魅力型人物至少也经过革命的熏陶，否则就不会有很大的魅力，只能利用前任的魅力进行统治。问题是，没有哪个社会总是处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一旦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魅力型统治就难以为继了。尤其是在现代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以后，对专业化的要求日益深化，原来的那种非程序化、非专业化的统治显然不能适应了。人治的问题主要在于它在现代社会无法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手段，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为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可能总是那么正确，尤其是在现代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中。
　　——《论“亚洲式民主”》    李路曲

　　“中国制造”仅仅是中国经济在21世纪参与全球分工的基础，在未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它不能支撑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它是强大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应该努力打造成经营大国。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支撑一辈子，但一个好品牌可以支撑几代人。
　　——刘瑞旗

　　一项技术和一项发明不能支持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的永远，但是一个品牌却对一个产业有长久的支撑。肯德基、可口可乐，可以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为什么它可以打遍全世界？它靠的是品牌是经营。中国缺的不是创造能力，中国缺少的是经营，缺少将它发挥出更大经济价值而已。如果我们继续无休止地埋头加工产品，无视经营，最终只能把我们仅有的家底全部拱手相送，中国理应成为世界经营中心的一部分，只有中国经营才会强大中国。　
　　——刘瑞旗

　　观念创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方面。观念创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建设观念的更新，一是对新型文化意识的提炼、认同和实践。
　　——《文化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其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民族精神，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求稳的守成精神；现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内忧外患挤压下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开拓创新精神，这样一种划分，主要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而从文化的民族性考察，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兼容天下等价值取向，是贯穿古典、现代、当代民族精神的基本精神。
　　——《哲学与民族精神》   侯才

　　哲学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一定的哲学思想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民族共同体中间，具有一定的民族样式，体现一定的民族精神。就此而论，民族精神是哲学的思想根基和客观内容，而哲学则是民族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是民族精神的容器。它凝结了整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最盛开的花朵”。因此，抽象地看，哲学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民族精神的发展、提升，将会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繁荣；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会引导和导致民族精神的完善、更新和升华，从而创造和铸就新的民族精神。这凸显了哲学对于民族精神发展的意义；民族精神是借助于哲学获得自身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其哲学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扬弃、重铸和更新的过程。
　　——《哲学与民族精神》   侯才

　　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寓于该民族内部各种成分、要素之中的普遍性，从而具有自我否定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就其表层来说，表现为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民族精神要通过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得到表现，以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一定的民族精神，相对于产生它的一定的历史阶段或一定的时代来说，就是该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既有的民族精神形态不再能体现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特点，就必须进行其自身的扬弃、更新和转化，以便实现其与新时代精神的同一。就此而论，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过程，就是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的过程。此外，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也表现在里层上。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成分、要素的改变以及原则的提升，也就是说，吸收其他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和要素到自身之内，特别是吸收比自身既有的原则更高级、更广博的原则到自身之内，用其转换、提升或代替既有的原则。这种民族精神的内在原则的自我扬弃和升华，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铸和更新的实质。
　　——《哲学与民族精神》   侯才

　　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更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说，精神的本质特性是自由（自由指它能“自我规定”），那么，民族精神的真髓就在于它的自我规定，而对于这种自我规定的觉醒和意识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由此出发来看待哲学，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发展的必要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就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在民族精神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重铸的过程中，哲学不仅应是民族精神的理性，而且还应是它的良心。
　　——《哲学与民族精神》   侯才

　　民族精神不是封闭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也应该不断创新与丰富。
　　——《略论弘扬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    方君杰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贯通，缺一不可，辩证统一在先进文化的建设之中。静思民族精神的发展进程，弘扬很重要，但培育更根本。一般来说，弘扬相对于已有的，而培育则带有创造性与新生性。没有“培育”，何来“弘扬”。因为民族精神不是内部自发生成的，也并非外部简单植入，而是民族共同体自觉长期培育的结果，并在培育中弘扬，在弘扬中培育，永无止境地螺旋式运行，凸现出弘扬与培育融为一体、相互信赖和相互促进的鲜明特色。弘扬、培育好民族精神，必须确立全面发展、开拓前行的新思路，克服固守一方、不思变异等片面性与形而上学，在推进民族精神的发展中，驾驭规律，把握特点，弘扬培育，同频共振，一齐着力，演奏一曲优美动听、催人奋进的民族交响乐。
　　——《文艺点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小议》    姚柏林

　　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必须坚持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呢？难道不应当首先分清主流意识形态的孰好孰坏并且支持好的批判坏的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分清是非，明辩好恶，这只是知识分子之为普通人的立场，而不能成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社会若想健康地存在，就必须有一批叫做知识分子的人，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上，对社会主流保持距离从而保持批判的态度，那些不愿意如此远离主流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幻想着“大隐于市”，身在朝中仍能批评朝政，这个办法或许在古代中国有洁身自好的功用，但在现代社会却是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风牛马不相干的。
　　——《再谈“启蒙”》    汪丁丁

　　为了知识的繁荣，人类社会应当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方向上探索新的知识。
　　——《再谈“启蒙”》    汪丁丁

　　任何一个能长期演进的社会，总有少数社会成员，他们的功能是对社会实行批判，使社会不至于茫然走进死胡同里去。
　　——《再谈“启蒙”》    汪丁丁

　　批判性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
　　——宝剑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许全兴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
　　——毛泽东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总是要通过不同的渠道相互交融的。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理论创新与传统文化》   李树尔

　　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适应时代需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不适应时代需求者将积淀下来，但被积淀下来的东西未必会泯灭，更不能用武断的方法将之消灭，一旦遇到合适的历史环境，或许会以新的转换形式重新发光。
　　——《理论创新与传统文化》   李树尔

　　睿智者应当清醒而理性地认识和处理现实与传统的关系。一个民族如果丢弃或不珍惜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则是一种耻辱；一个民族如果不思进取，一味缠绵于不合时宜的归习和保守，则是一种不幸和灾难。继承优良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理论创新与传统文化》   李树尔

　　所谓中国改革道路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特征，不是体现在改革推进速率的快慢上，也不是反映在改革内容选择的先后次序上，而是体现在几乎每一项改革都具有“过渡环节”这一特征上，即它的“渐进性”主要是它具有中间“过渡地带”、“多步到位”方式和鲜明的“演进”特征。
　　——《有限理性与渐进改革》   黄桂田

　　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而非不连续。事实上，除了非正式制度缓慢演进的制约作用之外，正式制度的发育、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本身就具有渐进性特征。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都体现出了渐进性，例如社会总体制度的演变(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市场制度的演变、企业制度的演变等，都存在一个发育、发展、衰变、修正、进一步创新的演进过程。打破一种制度可以是急风暴雨式的，但建立一种制度尤其是所建立的制度能发挥预期的效用则需要过程和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所遵循的是连续性的演进秩序，而不是非连续性的跳跃秩序。
　　——《有限理性与渐进改革》   黄桂田

　　我们讲的民族精神，往往就是说的应当建立的一种适宜现代化社会的精神价值观，那么，让她单指哪一个就都不会很准确的，但大致要包含哪些方面应当是可以点点的，比如孔孟之道中间的精华（这是民族长期生存发展的积淀）、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划时代的文化拐点）、从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吸取或者还要吸取的精神文化部分。
　　对于第一方面，我们不断要看到其落后性，更要看到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出现文化断层是不可想象的），甚至糅合起来进一步认识到自觉利用这种文化规律怎样促进中国社会更快更好地进步。对于第二方面，既要解决僵化问题，又要解决信心不足认识模糊不敢创新的问题。对于第三方面，则主要注意克服盲目崇拜和“搬用主义”，要确立将之引于中国必须付出“极大”的消化和系统再造的力气的意识。
　　——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