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友。
——毛泽东

台湾人不可能不拿筷子吃饭，也不能不过传统节日。不是把文化减掉就可以独立，这样反而会对政治产生反作用……政治的论战是暂时的，政治正确也会变来变去，唯有文化是愈来愈累积，是加法，且是集大成。
——余光中

做生意，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做小生意，在于勤；做大生意，要看政治、观局势。
——梁宪初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鲁迅

生命的十大境界：一、身体活动层面； 二、心理活动层面； 三、政治社会层面； 四、历史文化层面； 五、知识贪求层面； 六、审美经验层面； 七、人伦道德层面； 八、存在主体层面； 九、生死解脱层面； 十、终极解脱层面。
——傅伟勋

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道德。
——罗尔斯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若人均富裕程度相当，中国能力就是美、欧、日总共10亿人的能力之合。反之，对付中国崛起，美欧日也是潜在同盟。当年的苏联误判己方实力，对外过度用力，不仅与美欧日为敌，而且与中国为敌。现在看，与中国交恶对前苏联最为致命。如果意识到竞争对手的潜在同盟，清醒地意识到我国7千美元的人均收入对4-5万美元的美欧日人均收入处于绝对劣势，就要准备持久战，深耕固本、稳扎稳打，切忌急于求成，特别在对外投资和对邻邦政策上要非常谨慎、谦虚。
——潘维

你可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或者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意识有三种情况：反映到的、反映不到、反映不全面或者错误。
——网友

对和错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利益上的。
——网友

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晏阳初

今生今世，我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
——晏阳初

企业家懂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同时把有限的力量放在最有效的地方，所以企业家开展非营利的公益与慈善社会活动，天生具有优势。
——吴敬琏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稳定，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力的选择。
——吴敬琏

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
——吴敬琏

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不要羡慕别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完美，只是你没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往前走，属于你的风景终会出现。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
——葛红兵

宁愿保持沉默让人看起来像个傻子，也不要一开口就证明确实是个傻子。 避免失望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寄希望于任何人、任何事。完美的是想象，不完美的才是生活。苦才是人生，痛才是经历，累才是工作，变才是命运，忍才是历练，容才是智慧，静才是修养，舍才是得到，做才是拥有。
 ——葛红兵

由于没有法定的权力交接与接班程序，一旦在权力的核心部位出现权力真空，这样的政权也就失去了可持续性。一个政权越方便个人独裁，其可持续性就越低。奉行专制的体制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一旦这一致命的缺陷被对手抓住，就极易被置于死地。专制政体表面上的高效掩盖不了其致命的内伤。
有致命缺陷的政治体制，不仅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最终也不会让统治者有好下场。
——《速胜与速败──斩首行动的制度基础》 刘军宁

回顾近年来，我们在应对火灾、洪灾、海难、矿难等各种灾难时的不少被动局面，不难发现，防灾意识弱、侥幸心理强这一问题的普遍存在。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注重“眼见为实”，因而对已出现的灾情实例总是感受深切，而对未呈现的可能危险却缺乏足够的敏感。由此，我们总是怀着侥幸心理而疏于灾难的防范，直到出了大的事故乃至大的灾情才开始注重完善应急设施及加强安全管理；一旦事故与灾难较长时间地远离我们，各种严明的规范又再度成为无人遵守的空文，直至新一轮的灾难降临。在这样的恶性循环过程中，面对灾难，我们就难免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国外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包括设立长期的预警监控机构，及设立灾情防御标准并做到分级别预警和分级别抗灾。在此，灾情级别的设置是极为必要的，这既可以成为调度抗灾人力物力数量的标准，也可以作为调节民众心理警戒度的标准。
与国外相比，有关灾难预防知识的普及与自救技能的培训在我国是极为缺乏的，民众的防灾意识弱、自救能力低显然是与相应的社会教育太少有关。
——《增强防灾的民族意识》 上官子木

政府危机，可以说是现代国家中最为严重的危机。其特点是：第一，波及面广，涉及社会多方面的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二，宏观与微观之间往往形成相互影响的连锁反应；第三，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舆论；第四，产生对政府的社会信任问题。
——《政府SARES危机管理的措施浅析》 段华洽

危机学家罗森塔尔根据危机发展和终结的速度将危机分为四类：1）龙卷风型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2）腹泻型危机，酝酿时间长，但爆发后结束很快；3）长投影型危机，突然爆发，但影响深远；4）文火型危机，来得慢，去得也慢。
——《政府SARES危机管理的措施浅析》 段华洽

我们无法预见明天的危险，但我们可以准备迎接任何的危险。
——《政府SARES危机管理的措施浅析》 段华洽

中华文化不遵循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原则，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能形成一个可以全面继承、协调发展、推陈出新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使国学大师不能层出不穷，民族精神不能愈加强大，国家根基不能更加牢固，而我们至今仍然视而不见。这是不能原谅的。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总能转危为安，但这仅仅是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在危难时刻能奇迹般地点化出一位又一位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缘故。然而，面对一次又一次民族危亡的生死考验，如果厚重的中华文化不能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改革发展机会，孕育足够数量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师，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一旦文化发生基因变异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修复，国家的衰败将成为必然、民族的消亡将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我们可以开创未来，但我们不得不珍爱自己、珍惜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整合传统文化，吸纳现代文明，实施基因疗法”。这是中华民族恢复自信、吐故纳新、重振雄风、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华文化基因的变异、修复与完善问题》 xiangxiangren

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资源的使用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开始的对资源的使用信奉的是“抢夺”、“偷盗”，从而引发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让人厌烦，让人理解这样的“争夺资源”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到后来的“交易”占上峰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理性的过程。因为抢夺和偷盗会带来报复和仇恨，以至于“双亏”。可以肯定地将：建立在损人基础上的资源占有总是不得长久和安心的。只有逐渐让位于“利己不损人”的“交易”。交易的结果才是双赢。而要进行交易，就必须产权明晰，也就是必须是私有制的条件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才有真正的“双赢”。一句话：承认别人的，发展自己的。不能靠打架和打仗，只能靠交易。这才能使得每个人都有信心发展自己，通过交易让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使得人类的总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发展。所以说：“性本私”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人之初，性本私》 侧评

我是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特殊材料制作的人，但是我相信有信仰坚定的人。而任何信仰本身都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虽然教育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任何信仰都应该是自由的，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信仰本身没有自由，即使自己产生了怀疑也“不容质疑”，甚至是不敢怀疑，那么就是在逼人撒谎，就会让人言不由衷，就只有潜规则当道，他们说的和做的就不可能一样。
——《人之初，性本私》 侧评

人之初，性本私。官员也是人，脱不出这个窠臼的。对于官员，一个好的制度会让官员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让官员变坏。
——《人之初，性本私》 侧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各组织的管理者，没有理由不洞察到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师从根底深厚擅长资本经营重视人本发掘的市场老手，如果仅仅是被动地融入世界大市场参与两线竞争，既比资本又拼人本，那么各组织注定是要“头破血流，血本无归”的。
——《一个“透视”世界的窗口，一本“反思”历史的教材》 xiangxiangren

发达国家从来只懂得征服哲学，广大发展中国家唯有拿起斗争哲学的武器才能获得和维持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以，我们要大声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就是反对霸权、强权直至社会大同的一个不断革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个“透视”世界的窗口，一本“反思”历史的教材》 xiangxiangren

中国政府不是世界政府，自然没有必要不切实际地对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了吸引外资、外企就饥不择食地给外资、外企以超国民待遇，对内资、内企而言，这是极端的不公平；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是内资、内企失去了最起码的提高外引内联能力的环境条件，加大了国内企业完成资本积累的难度，加快了国外企业向国内市场推进的速度；一方面是政府各职能部门缺乏保护国内企业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壮大的正确思想，出现了“严以律弱，宽以待强”的思维定势，形成了“屈从资本，出卖人本”的市场演化格局。尽管外资、外企的进入可以替代内资、内企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这种替代是以损害内资、内企的眼前利益，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外资、外企不仅可以迅速吸纳并同化国内高中端人才，而且能够比较彻底地动摇内资、内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强大的外资、外企不是“愚蠢”的狮子、老虎，它们对中国国内中低端市场和人才的兴趣远没有高中端市场和人才来得强烈。一旦它们对中低端市场和人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中国市场和人才也就被它们控制得差不多了。
——xiangxiangren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选择社会制度浪费了几千万优秀儿女的性命，浪费了8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根源就在于主义之争。
——《也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herowdq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不民主，是没有建立科学的政治体制，是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视人民疾苦于无物，对人民麻木不仁。
——《到底什么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 》 herowdq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潜在的不利因素归结为八个方面：
一、大量失业人员与贫困的农村，由此而引发社会问题：
二、腐败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三、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
四、水资源问题和污染；
五、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巨大能源消耗，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可能性；
六、脆弱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
七、由于金融体系、艾滋病等国内问题和其他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可能减少；
八、台湾问题和其他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这八大方面有复杂的关联性，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

在博弈论中，研究证实，如果参与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博弈，那么人们就趋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人们并不了解整个博弈，特别是在参与者人数非常大的情况下，人们自己很难实现一个合作的结果，相反，欺诈会很流行。所以，必须设计一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收益是什么，使他们趋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
——《制度之我见》 似的

腐败现象和人类其他犯罪现象一样，永远不可能彻底消灭。惟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使它尽可能少地发生，使它在发生之后尽可能少地造成公共的损害。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扭转过去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从重严惩转到通过好的制度设计来预防犯罪上来。不是说制度防范就能根除腐败，而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可以肯定的是，制度措施肯定比事后惩办要更有效率，也更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高官腐败缘何难以遏止》 社评

做人说话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说话的底线》 钱理群

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体系积弊甚多，与其他行业比较，垄断性最强，竞争力最差。长期以来，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变成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经济过热又给国有银行留下来一大笔坏帐，国有企业的亏损把银行的不良贷款越积越高。
——《中国不会遭遇金融危机？》

做一件事要有成效，就要有目标，目标越是明确，越是具有可操作性，也就越是有利于它的实现。我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因为在20年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经济现代化的比较明确的目标系统，这么一套指标体系现在已成了衡量和评价上上下下所有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显然，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想取得成效也同样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种努力的方向。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究竟怎样的人才拥有谈论自己国家的政体应该如何的正当权利呢？众所周知，在民主政体中，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整个国家机器就是根据公民的意志组建起来的。显然，在这样的政体下，只要是一个拥有公民权的人，就自然地拥有了对政治运作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在民主政体下，一个公民对政治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仅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因为，他就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相反，假如他不能诚实地表达自己对政治事务的意见的话，倒是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的一种亏欠。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每一个个体都生而具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是一个个体得以健康地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伴随着这种自由意志与生俱来的则是个体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言论和结社自由等一系列基本人权。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通过认真思考都不难发现，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建筑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正义的，才能够为每个个体的成长提供和谐的生存空间。所以说，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是任何他人都无权剥夺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假如建筑在剥夺其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的基础上都是非正义的、邪恶的和非法的。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基本人权和政治主权是最大的僭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将自己的独裁者称为僭主。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言论权利的问题，同样呈现出一个转型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在我们的宪法上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养成一种自主和负责地思考政治问题的习惯。因而如何培养这么一种习惯，使人们能够既独立自主而又理性负责地思考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权力问题，正是健全全社会的公民意识，促进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在一个社会失去共识而陷入动乱时，由这个社会中的最强有力的阶级或集团来建立专政秩序可以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着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可避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假如由此认定人类的一切政权形式都只能建立在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专权统治的基础上，认为专政政体是人类政体的理想形式甚至唯一形式，因而必将永远存在下去，那无疑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尤其是到了现在，当建筑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宪政，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政权形式时，假如还有人依然抱有上述想法的话，那么不是出于极度的愚蠢，就是出于极度的疯狂。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从专政向宪政的过渡能否完成，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关于权力应该怎样产生和如何行使的共识，并且以这种共识为原则建立起一个超越于任何个体、党派和阶级利益之上，对所有的个体和组织都具有同样约束力的国家制度。能不能形成这种共识和能不能建立这样的国家制度，正是区分一个社会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是现代的还是前现代的的分水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一个社会放弃专横的暴力，诉诸理性和共识，相信人类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矛盾最终都可以通过争论和协商找到一种正义的解决方式，这就意味着文明的进化。反之，一个社会要是鄙视理性、迷信暴力则是文明的退化，是一种精神上的返祖现象。而一个社会从专政向宪政的过渡，则是一场全面放弃暴力而诉诸理性的伟大的文化革命，经过这场革命，国家政权的基础就从建筑在一种专横的暴力之上转变为建立在一种理性共识之上。也只有经过这样的转变，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地告别野蛮而开始走向文明。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一个没有积极的自由观念的人，是无生机和无意志力的，因而必然也是无价值的，而一个只有积极的自由观念而缺乏消极的自由观念，即只知道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以及捍卫自己的权利的人，无疑是狂热、粗鄙和缺乏自尊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一种渺小的政治制度和一种伟大的政治制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前者是为一部分人设计的，后者是为全体人民设计的，而且在于前者是为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时代设计的，后者是为所有的事件和所有的时代设计的。一个政府想要面对变幻不定的社会形势和政治风浪使自己获得恒久和稳定的存在，就必须使自己建筑在一种超验的普遍和永恒的理念之上。在消极理想主义者（这是我们对持有这种政治理念者的简称）看来，这种超验的普遍和永恒的理念，只能从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空间这种追求消极意义上的自由的意愿中去寻找。
确实，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看，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每一个个体的追求都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不同的。但是消极自由只是一种限定他人对自己的行为的权利，它是抽象的，因而对所有的个体来说是绝对相同的，而且它超越于具体的经验和事件之上，和人性一样地永恒。所以，一个政府假如把自己的主要职能看作是积极地帮助个体求生存、求发展，那么它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帮助了一部分人必然会压抑和剥夺另一部分人——因为，它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和增加福利，它只是能够将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和福利给予另一个人而已——，要是它竟然把所有人的自我实现都看作是自己的使命，那么，它就是误把自己当作了神，这意味着它已陷入了最荒谬和最危险的自负之中。相反，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基本职能看作是保护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即帮助个体实现其对消极自由的追求时，才算找到了自己能够胜任的真正恰当的任务，这时，一种政治体制的设计才可能从根本上保持在价值立场上的完全中立，并且为自己找到了一项在任何情景下都不会改变的永恒的职能——保护人权。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人权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引入，不仅仅可以为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现代政府，而且，可以为亿万人民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人格和道德准则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在一个政体中，它的立法和司法部门的运作能否在行政权的直接支配下分化出来，获得自律的规范，在这些部门中承担责任的人是否被允许完全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是一个政体能否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与其说是仅仅取决于制度设计的技术方面的因素，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在最早实行宪政的西方社会里，在它们的文化理念中，早就出现了超越于君主意志之上的“法”的观念。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我们绝不应该将政治运作的法制化仅仅看作是一种无须精神内涵的外在的技术操作，一个社会法治秩序能否建立的关键就在于其人民中能否形成一种作为超验正义的法的观念，以及能否对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实行这种正义形成共识。相反，在一个社会中要是对作为超验正义的法的概念还根本无法理解，那么，不管它拥有多少宪政的外在形式，它的法治化的进程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直接民主源于古希腊，它是民主政体在其发源时期的一种素朴和原始的形式，在直接民主制下，没有常设的政治机构，一切重要的决策都由公民大会表决决定。比如，它没有常设的军事机构，一遇战事，则由公民自己组建临时的民兵组织，将领也是临时选举决定的。同样，它也没有专职的司法机构，对诉讼的判决也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无疑，直接民主制在古希腊的出现，是人类政治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人类社会不一定要在所有人的意志都屈服于一个人的意志的前提下才可能建立秩序，第一次证实了在让全体公民拥有自由和主权的前提下，依然可能建立有序的社会，并且证明在这样的社会中会产生全新的文化理想和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代议民主制认为，政治的主权在于人民，但是，人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政治运作的整个过程，它可以委托自己的政治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就像资产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委托给经理一样。对于如何解决行政权的异化这个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代议民主的思路和直接民主截然相反，首先，它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必须成立专职的行政机构，必须有专业的政治家，它坚决反对直接民主为了防止权力异化而不设专职机构的因噎废食的消极做法，以及让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民群众进行行政决策的肤浅和危险的政治浪漫主义。但是，越是专职化的行政机构，越是能干的专业政治家就越是容易异化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对此，代议民主的办法不是等它腐化之后才通过革命来清除它，也不是像君主政体下那样，通过设立一个在它之上的直属于皇权的督察机构来监视它，因为，这将无法避免皇权和督察机构本身的腐败。代议民主的政治设计是，设立一个和行政权并立的议会，使它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行政权的界线，并且通过赋予它对违法的行政官员（包括最高行政官长）的罢免权，使它能够行使对行政权有效的规范和监督功能，当然，为了防止议会变成独裁的“国民公会”，只能给它立法权，而不能给它司法权和行政权。议会的成员则必须来自于人民的直接选举，而绝不能由行政权任命。
民主的含义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有没有一种真正的控制力，代议民主实现这个理想的思路就是，在建立一个专职的行政权的同时，又设立一个与之并立的专职的立法权，并且通过定期选举的方法，使公民能够保持对议员和行政首脑这些专业政治家的控制力，为了使民主的精神真正得到贯彻，代议民主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特别强调从制度上保证选举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而防止其受任何拥有权位的专业政治家的控制。当然，代议民主只是体现了进行政体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每一个实行代议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从细节上看又有许多不同，这些政体在实践中有的显得相当成功，有的则不那么成功，甚至十分失败，不过，反过来看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拒绝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而成功地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因而，尽管建立一个成熟的代议民主政体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但是，它却是一个真诚地想要追求民主的民族的唯一选择。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代议政体对民主的追求，是通过一种不断优化的理性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的，根据人类世世代代的民主理想，它努力想要创建的是这么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为每个公民的政治意志的实现，意见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都预先设计了正常的合法渠道，同时它将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全部过程，它的每一个环节，都置于全体公民的公开监督和控制之下。显然，人类的民主理想的基本内涵是永恒不变的，而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进行的制度革新则是一个不断优化永无止境的过程。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任何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不管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都不可能在一种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态度中建立起来，每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都需要有某种先验的价值理想，需要对人性的某种特定的理解和假设。因而，在我们试图建立一种新体制时，就不可避免地必须严肃地引入与这种新体制相适应的明确的价值理想和人性假设。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正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首先提出新的超验的价值理想（如自由、平等、人权等）和需要首先一下子确立一个总体性的基本框架的特征，使得它的改革的进行变得异常的困难。由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市场社会中的民主政治的理念之间相差得是如此之远，使得新理念和新框架的引入无异于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将彻底逆转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定势，改变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世界观，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乎是要对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进行一种重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总是需要它的思想界作为先锋的，然而，我们民族目前的现状是，我们的思想界——不管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都还无力承担起这个使命。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与主要困难》 许向阳

科学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实事求是是一切科学理论的精髓。无论自觉与否，实事求是总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的全过程，贯穿于各门学科及每门学科的各个方面，一切科学都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自然科学是从自然界的“实事”中求“是”的理论成果，社会科学是从社会领域的“实事”中求“是”的理论成果，思维科学是从思维领域的“实事”中求“是”的理论成果，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则是从整个世界的“实事”中求“是”的理论成果，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便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是科学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因而也就是科学精神的真谛。
——《科学精神的真谛：实事求是》 枪声响起

科学的品格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只唯实。唯实不唯权威，是科学活动中实事求是的突出特点。不唯权威包含着敢于怀疑一切既定权威。怀疑是科学创造的出发点，没有怀疑，就不会有科学问题，也就不会有科学的长足进步。怀疑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对已有的观点都要问“为什么”。怀疑的精神就是追问“为什么”的精神，就是不断探寻根据的精神。在“为什么”这种追问中，所追问的就是事实，就是根据。所以，怀疑的精神也就是唯实的精神。科学研究就是向自然界、向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在每一个“为什么”之后都可以紧跟着再提一个“为什么”，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便组成一串科学的因果链条。科学就是以怀疑、以提出“为什么”开辟通往真理的道路。
——《科学精神的真谛：实事求是》 枪声响起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求是或求真的精神，就在于追求作为真理的知识。真理是对知识乃至科学的客观性的表征，是对“实事”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尽管科学成果具有相对性，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科学成果总是作为对客观规律的逼近而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科学所求的是关于“是”的知识，是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知识。科学由本质把握事物，追求知识的体系，讲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一门科学所达到的抽象程度越高，它洞察实事的本质就愈深，由本质所把握的事物就愈普遍。
——《科学精神的真谛：实事求是》 枪声响起

每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都应该有为服从真理而果断修正错误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真谛：实事求是》 枪声响起

现代企业竞争的决定因素是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来源于学习力的提高。学习力是企业发展之源，竞争力是企业制胜之本。一个企业只有比它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快的学习能力，将成为其唯一恒久的生存发展优势。
——《浅谈学习型企业》 楚风

遏止腐败确实需要创新制度，但还应当注意的是，一些部门在创新制度，防止他人腐败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腐败的便利留给了自己。甚至有极个别人打着制度创新的旗号扩大自身的权利。近年来，个人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制度化的现象并不少见。正是由于一些创新的制度存在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漏洞，所以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此伏彼起，按住葫芦起来瓢。
制度，小到对一个单位一个人，大到对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利器，决不应当成为一拍脑门就可以“创新”、“实验”的东西，因为每一次实验都不是没有成本的。改革开放之初，没有经验，吃一堑长一智尚可理解，但人不能不长记性，尤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纳税人的钱去交学费。何况，有的时候不仅是用钱来交学费。
——《“制度创新”要有度》 宁汇文

中国从改革而至转轨的历史进程，终将开始。如能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成功，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倘能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而欲转轨成功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其难度关键在一个“公”字。
——《非典：提高中国政府公信力的历史契机》 郑彪

如今的长城，当然已经失去了它当初被赋予的防边戍国的重任，而只是作为一个特定的符号被保存在了历史中和人们的记忆中。长城不再被用来阻挡敌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长城无论如何还是伟大的，它至少印证了我们的民族在一致对外时候的凝聚力和创造力。长城无论如何都能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奇迹”，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民族是有生命力的。物理的长城，和着沧海桑田的节拍，总有融进大自然的时候。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里却不会枯萎，并且必将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
——《长城长》 窈窕好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