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启蒙思想史上，严复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大师级人物。鲁迅称他“的确与众不同”，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毛泽东则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出类拔萃者。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严复幼年就学于新式学堂，成年后又留学英国，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读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其造诣之深，康有为尊之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在戊戌时代的风云激荡中，严复敏锐地觉察到中华民族深重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缺乏近代西方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之“末”，而更在于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之“本”。改变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用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唤醒民族精神的觉醒。他认为，中华民族一旦精神觉醒。则国富民强指日可待。”正是基于对民族前途的乐观、.坚定的信心，严复满腔激情地在十分广阔的领域内，以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气魄和水平，进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启蒙，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严复率先突破时人以朴素人本主义的“民主”对抗“君主”的水平，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他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深刻驳斥陈腐的义利分裂论，极力宣扬以实验和实用为价值特征的科学方法论，宣传经验论，提倡归纳法，讲求逻辑学，开创了一代学风。

严复最伟大的文化贡献，是翻泽、介绍、宣传了近代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它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激励着千千万万不甘沦落的炎黄子孙奋然地踏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艰苦征途。谱写了民族复兴的辉煌史诗。

就是这样一位空前的文化巨人，其晚年思想，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向传统文化回归的“保守”、“倒退”趋向。多年来，学界对此基本持否定的评价。如李泽厚认为，晚年严复“背弃了他早年曾热情相信过、宣传介绍过的‘新学’‘西学’，而完全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了。数千年中国封建主义经常把好些‘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又逐渐吞噬、消化进去了。严复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事情真是如此吗?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严复晚年的思想变迁?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优患意识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民主、科学精神营养之后于19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新形态。作为一代启蒙大师，严复出于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其深厚的忧患情怀伴随了他生命的始终。在他的晚年，这种深情的忧患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可以批评他因为思想方法的偏执和对事对人的成见而影响到认识的科学程度，但是却不能抹杀他完全真诚的文化追求和爱国之心。

晚年严复对于时政之忧患，不在于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本身，而是反对“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具备，骤用新制”，建设未行，混乱已不可收拾。他厌恶帝制和共和两派以国为戏的派系纷争，认为“共和政体名存而已”。这一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就中国的现实而论，他与康有为同样以为开明专制是唯一选择。困难的是没有真正合适的人选。袁世凯虽然对他有知遇之恩，但他认为袁世凯不过是无人之人，无选之选，显然不具备实行开明专制之才。但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严复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仍不赞成其退出总统之位。事实上，从戊戌到辛亥再到民初，严复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君主立宪，从未改变。张勋复辟的次日，严复即积极建言，尽快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并无“倒退”可言。从根本的意义上，严复始终坚信，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他认为，制度的变革固然重要，但是更根本的急务还在于思想上的启蒙

晚年严复对于文化之忧患，既在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的囫囵吞枣，更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弃如敝履。这期间，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他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概括地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并非彻底“背弃”了早年热情宣传的“新学”、“西学”，也没有完全“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他一方面强调弘扬传统中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尊孔读经，另一方面依然肯定西方文化的技艺优长，尤其主张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之间的交流融通。

真诚的优患者总是痛苦的；痛苦的优患者总是值得尊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晚年严复的思想经历需要的是后人填密的科学剖析，而非简单的价值批判。

以上文字根据何晓明教授《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一书中的内容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