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

苏东坡说：“人生忧患识字始”。中国先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精神。现代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最早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忧患一是”的概念，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文中曾进行过专门的阐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萌芽于殷周之际。在此之前，殷人尚鬼，神鬼一直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是无道德而言的。商革夏命和周革商命的历史嬗变，使周人发现了凶吉成败与当事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意识到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忧患”一词的最早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不稳，躁动于殷周之际的忧患意识被早期儒家发扬光大，孔子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之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君子疾没世而人不称焉”。孟子更是意识到忧患精神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说“君子有终身之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此，孟子认为要忧患一生，自强不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地接受磨炼。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存亡、事业成败和国家的盛衰强弱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休戚相关。由此可见，孔孟所倡导的忧患精神绝不是个人荣辱得失的计较，而是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博大关怀，是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深沉忧虑，所以孔子说：“士忧道不忧贫”，陈子昂说“圣人不利己”。正是儒家这种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才焕发出人们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起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

二、“与天地参”的人本思想

儒家思想非常崇尚和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人可以与天地并重。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借用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对待神鬼问题上，孔子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把对人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孟子更主张应该以民生为本，轻君贵民。在谈到为君之道时，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用层进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之中人最为贵的道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者。”《礼记•礼仪》篇进一步解释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余，无行之秀气也。”这就充分突出了人的地位。《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汉代大儒董仲舒则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在这里，人不仅是万物之中的最贵者，而且是万物之本。可以说，正是由于孔孟等儒家的极力倡导，人类的地位才得以巩固和确立起来。

三、“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儒家非常注重入世，主张“笃行”，反对空谈。这表现在：（1）在个人修养上，强调“知行合一”。儒家认为，个人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身体力行，言行合一，因此孔子说，“古之言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在用人标准上，主张听言观行。孔子面对当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新形势，为了挽回“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了“举贤治国”的思想，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识贤用能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言行一致。孔子认为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伪装欺世的行为，是“德之贼也”，他不仅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主张对“行必果”的人，还要考察其动机是否纯正。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3）在入世经世上，主张自强不息、立功成器。儒家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当一个人通过系统学习和日常实践完成德的修养并具备了治家的经验后，就要积极入世，投身仕途，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儒家的政治思想，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由于儒家的这种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才激发了“国家兴亡，皮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

四、“与命与仁”的终极关怀

人类自产生起，就有了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关怀，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用道德人文精神来贯通天人，并充分突显人的尊贵性，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论在天人关系上，还是在物我关系上，都挺立了人的主体性，表现了对生命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

孔子的终极关怀突出表现在他的“与命与仁”思想上，《论语•子罕》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按照金人王若虚（《误谬杂辨》）的解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很少谈到利，却赞成“命”，赞成“仁”。孔子承认天命，但他认为的“天命”已不是传统的天神观念，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一方面，孔子对“天命”有一种强烈的敬畏感，他曾说：“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秦伯》）；另一方面，孔子又主张“知天命”，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并提出“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这里的“知天命”绝不是一种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消极领悟，恰恰相反，而是孔子对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积极感知和认同。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与仁”的思想，并且以追求“仁”道为己任，“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孔子由“畏天命”到“知天命”，即从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敬畏到通过发挥人的主观努力而推行“仁”道，体现出孔子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视。

五、“忘食忘忧”的乐道精神

佛教认为人生来是痛苦的，解脱的办法是看破红尘，升入极乐世界，用否定现实人生的办法去换取来世的幸福，因此佛教是主张出世哲学的。儒学则不然，与主张积极入世相联系，儒家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温柔敦厚的乐观主义。据统计，整部《论语》中，“乐”字出现了45次之多，却没有出现一个“苦”字，处处表现出孔子对世情的关怀，对人道的真情以及对现实人生的乐观主义。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表明孔子对生活的极度乐观与自信。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人生的快乐与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不成正比。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只有道德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快乐。道德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它不因物质财富而增加，也不因经济贫穷而减少。所以君子居道不忧贫。孔门弟子中颜回做到了这一点，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就是后世儒者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其实，“箪食”、“瓢饮”并没有舒适可乐，“贫”更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孔子赞扬的是颜回不因贫贱而改变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正是这种道德境界使人的生活脱离开低级趣味，变得充实和崇高，也是这种境界使人的胸怀和乐舒畅，心地坦荡，不再为生活中的名利得失而困扰。

当然，孔子主张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义，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孔子还提出了积极主动的富贵观念。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谋取富贵不仅是人合情合理的天然权利，也是积极入世参与社会活动的必需条件。

六、“中国一人”的群体精神

受宗法制的影响，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儒家诸子所理解的人是整体的人，而个人不具有独立性，与道家哲学更多地关怀个体问题不同，儒家哲学更多地关怀群体问题，所以追求“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群体和谐，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受到猛烈冲击，这促使他非常关注现实社会，注重道德教育，重视对社会秩序的改造，为此，孔子提出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社会改造方案。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和”，不仅仅是和睦、和谐，而且指从容不迫、合于中道，使“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而及及之”(《礼记•檀乡》)。由此可知，礼的施行要以不偏不倚、合乎标准才为贵，以此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做到“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德归厚矣 ”《论语•泰伯》。这种“贵和”思想的提出，把个人与群体联为一体，使人注重道德价值，关注整体利益，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对我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文字选自作者论文《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