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学问研究的人，如果感觉有所得，而且这个得又是比较丰厚而系统的，常常就要结集出版，这样的出版物，我们常常称之为“书”。做学问，当然是要探讨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前提下，追求客观性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还不如拿一块石头献上去显得客观实在些。任何文字表述的意义的客观性都是有限的。所谓客观，也就是作为研究者的客观，那种客观有如一个按照灯一样，被照射到的地方是客观的，没有被照射到的地方更是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每一个人都是在逻辑、直觉、经验和价值所构成的问题系统中寻找客观的证据与资料，偏离这一点谈客观没有任何意义。

    在所有的结集出版物中，可以称之为学术类的东西，主要的表达形式有：资料汇编、编、注与著这样几种。在这几种形式中，最需要客观而全面的就是资料汇编。在资料汇编中，编者应该不著一字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甚至也不可以改动一字，也不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立场作任意的删减或者添加，资料的高保真度是最为重要的。作为资料汇编整理工作的孔子在整理《诗经》时，所作所为是最为恶劣的，他根据“思无邪”与“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动”的非礼原则，任意删减《诗经》，把一个好好的《诗经》硬生生删减成了一个所谓的洁本。使人今天无法再看到一个比较全面反映当时民风民俗与当时人的文学艺术水平的真实面貌。如果孔子当时没有能够垄断资料汇编的权力，不是后来大搞唯儒独尊，废黜百家的话，也许《诗经》还可以有另外的版本来补充被孔子删掉的诗歌。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能够出现。因此在一个社会的垄断性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作为资料汇编的重要原则就是要讲究客观，讲究全面。只要是那个时代相关的东西，不论你认为是好是坏，都应该收集齐全，因为作为编者自己的判断常常是很有局限性的，自己以为是垃圾，实质上是宝贝。你不识别宝石，便以为那和氏壁只是一块顽石，而毁弃。这样必然导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资料汇编的工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必须要有的功夫。

    但是，如果一个学者只是呈上资料汇编，客观肯定是再客观不过了，不过，这里的意义仍然不大。如果一个天文学家为了追求客观，当人们一问天文学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便要人仰望一下星空，说，“喏，所有的天文学里的奥秘都在那里了。”那这样当天文学家轻松当然是轻松，但是，仍然天文学这碗饭也太好吃了。但是，显然，为了保存客观性而将资料原封不动呈上，则是一个学者的严重失职。因为他根本没有研究。如果这样，一个学者则远不如一头牛的作用大，因为一头牛能够比人驼更重的资料。这也就是“汗牛充栋”。

    大凡一个学者开始编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参入自己的主观性了。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选择资料，编辑成自己的“书”，这个取舍过程，其实就蕴含了自己选择的目光与情趣的偏爱。这样主观性在作者编书的过程中必然是少不了的。只要你选取的资料都是严格的，可信的，即使是按照自己的情趣与偏好来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不垄断编书的权利，你遗漏的，还会有别人来补上，使学术思想宝库尽量丰富多彩。

    在中国，著书立说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为经典作“注”，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对话。此项功夫在南宋的朱熹那里成为一个集大成的典范。朱熹自己没有单独写过什么专著，所有的著作都是附着在前人的所谓《四书》、《五经》的身上来作的。因此，那时写书，不是“六经注我”，便是“我注六经”。表面看来这个办法是非常客观的，结果不同的人去注释小小的《论语》，仍然是千差万别，各说一端，因为西方也早有说法，“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因为是作注，走样太离谱也不会，但是有时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人那里解释，会有完全相反的意思。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有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本来是一句清楚明白的话，但是在康梁改革的百日维新的背景下，康有为就将之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标点一变，使一个愚弄中国人二千多年的孔子，立即变成了一个“民主派”的孔子，翻译成现代文，就成了“人民允许的，政府才可以去做；人民不允许的，就要让政府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解，简直孔子比华盛顿还华盛顿。其实貌似客观的作注，也是不靠谱的。追求纯粹客观实在只是徒劳。

    到后来终于有“著书立说”的“著”了。也就是“成一家之言”，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而且不必口口声声“子曰”或者“孟子曰”，以声明著作所有权了，而是通篇都说自己的，完了以后只需要在封面上加上“某某著”就标明这里面全是他首创的。当然，如果你不幸生活在很后面，前人已经说过了许多，在人家的前提下来说自己的，就必须注明这个话是谁说过的，引自哪里，哪一个版本，哪一页，以让人明白究竟哪些是你自己独立首创的。如果一本专著，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说的，自己虽然客观，还是不能够称之为“著”，把别人未发表过的东西汇集起来写上自己“著”，也仍然不是真“著”。可见，“著”还是“编”最重要的是区别就是有没有你自己的创见。有创见则为著，无创见则为编。在西方国家，著书与编资料是大不相同的，其学术价值的大小首先要看的是你的原创份量。有时你在资料上下了很大的苦功也并不等于你就是有创见的。维特根斯坦著书立说，全靠“顿悟”与“棒喝”，资料全无，但就是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或者说他就是不会重复说别人说过的话。这种完全超脱于经验与前人资料的“顿悟”靠的是天才，那种高度敏感的才华，他的独特性在于他能够划出一个时代，改写人类思维的规则。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是最有资格称之为“著”的。

    有些人写书，要完全靠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甚至离不开前人的每一句话。离开前人的东西，他就像被人抛到了太空，完全无所依凭。这样的人是平庸的勤苦学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在是算不上多么伟大的头脑。苏格拉底、柏拉图师徒俩横空出世，直接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宇宙万物之中，用其天才顿悟出了人类思想智慧的宏大磐石作为底子。使得后来的学术大厦都只能够以这块石头为底基。苏格拉底只凭其灵秀的大脑，靠一点点生活经验与一点逻辑的本能，拿点鞋匠、铁匠说事，便道出了人类的奥秘。因此，真正第一流的大脑就是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直接放置于宇宙万物之中，体验出前人所未曾体验出的东西的人。这样的人偶尔也读书，但是，只是在于要印照一下自己的体验与前人最优秀的头脑的体验是否有什么差别，或者将之作为自己的启迪智慧的钥匙，当智慧的大门被打开之后，钥匙就可以不用管它了。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明确地提到自己的思想智慧的作用。他说自己的思想方法是别人用来爬上智慧高峰的楼梯，只要爬上去了，他的东西就可否弃不用。因此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故意将自己的思想学说绝后的人。也就是真正的“绝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创立，只是牢牢抓住牛顿与麦克斯韦的两个人的定律之间的矛盾，依据自己非凡的想像力就弄出了一个E=C2M划时代的东西，开始了人类的核能源时代。爱因斯坦无论写什么论文，从来都是没有注释的。别人的东西全部化成了撞击他的思想智慧的铁锤，而不是用来提炼铁水的矿石。他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凡是书上已经有过的，他都将之看成是进一步促进自己思考的材料。研究到后来，他几乎已经不需要看任何书籍了，只需要同少数几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谈话讨论就够了。杨振宁当年被爱因斯坦找去谈过话，哥德尔与爱因斯坦的晚年形影不离。爱因斯坦与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玻尔争论至死。研究学术问题不是要你用多少个注释来表明自己看过多少本书，知识有多么渊博的，而是要看你发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创立了什么。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最终目的，是万万不能够偏离的。

              200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