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中国主权12年的日子。12年来，香港发生的变化举世瞩目，而香港带来的深层困惑也一直挥之不去。无论是变化还是困惑，其实背后都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思维，亦即用什么样的思维来看待和管治香港的问题。

              12年：香港的种种变化

香港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如果说12年前，许多港人是带着一种矛盾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迎接回归，那么这种矛盾和无可奈何已经很难再找到踪影。绝大多数港人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无须刻意研究这种身份转变的原因，转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与此同时，香港也有一些令人不那么振奋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狮子山下打拼”的香港曾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12年来，尤其是当最近六年中央政府出台许多挺港经济措施后，“北望”成了港人的典型心态。经济有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找特区政府’而特区政府则首先想到找中央政府，就连香港记者每次见到北京领导人，首先关心的也是“这次又要给香港送什么大礼”。过去那个“狮子山下打拼”的香港到哪里去了？丢失了香港曾赖以成功的香港精神，未来的香港还会继续成功吗？

如果说，这只是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困惑，那么12年来香港在政治层面则带给人们更多的困惑。最近六年，每年的七一，实际上都有两个两个香港：一个是载歌载舞纪念回归的香港，一个则是举着标语上街游行的香港。忽视其中的哪一个，都无法了解真正的香港。

              以更宽容的心态看“一国两制”

当然，从纯意识形态的眼光看，香港的一些人心态还没有真正回归；香港还继续是海外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然而，用更宽容、多元的眼光看，每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是中国人，只不过他们是香港的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的社会文化的不同，导致他们与大陆的中国人稍稍有些不同。然而，这种多元不正是香港的美丽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对，生活在香港的不都是中国人，也有许多拥有外国护照的人。这种说法就象前几年香港流行一种争论，“一国两制”到底是“一国”重要，还是“两制”重要。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进行这些无谓的争论了，这就象小孩子互相攀比，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钱多一样。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为什么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香港主权要回归（若仅为了收回主权，他完全可以实行“一国一制”），也不仅因为当时大陆的经济水平还落后于香港（以大陆每年经济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赶上香港只是时间问题），而是因为香港拥有许多对中国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经验、制度和价值，这体现在经济、金融、社会和精神的各个层面。

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潜台词，就是香港回归50年后，大陆和香港应该在各方面基本融合，届时也就不再需要一国两制；这种融合对香港而言，意味着更多确立中国人身份认同和国家主权意识；而对大陆来说，则意味着更多吸收香港成熟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有意经验和元素。

既然这样，香港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有许多可以为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元素。拥有香港，是全体华人的福分；善用香港，用好香港，也是中国的使命和任务。善用香港的前提，是善待香港，而善待香港的关键是包容。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早期，香港曾以香港的投资、经验和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大陆，也极大地支持了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大陆已经不再象早年那样急需来自香港的资金和纯技术层面的经验；但香港在法治、公民社会和自由等方面的一系列元素，却开始越来越多地为迅速发展的中国大陆所需要。

“一国两制”50年不变，如今12年已经过去了。38年后的大陆和香港，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些迫切地提到了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