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对辛亥革命，两岸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也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思索的终极目的，应该不是对当年的历史提出毫无意义的质疑，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尤其是在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方面。而中华民族的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建设，间接也可促进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人民的共生和共荣。

　　距离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还有整整一年，但有关两岸是否联合纪念辛亥革命的消息却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

　　从现在情况来看，两岸联合纪念辛亥革命的可能性较小，其背后原因当然人皆尽知：从短期看，明年十月，适逢马英九大选在即，出于选战考虑，自然难以与大陆有任何联手行动；从长期看，无论是两岸官方还是民意的内在融合，实际上都还未到联手纪念辛亥革命的程度。

　　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折射了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困惑。

　　撇除两岸目前的政党和政治框架纷争，如果两岸的人们能站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度，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杆之一的中国百年现代化的进程，做一番超越情绪的梳理，也许虽然不能共同纪念，但却能在情感和理性的层面互相靠近一步，也不失为具建设性之举。

　　清末中国：衰败期的茫然

　　对于辛亥革命，两岸各有符合其标准版本的评价。然而，近年对辛亥革命，两岸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对于当时在立宪和革命的取舍问题上，两者各有哪些得失，百年之后重新回首，确实可有许多新的思索。

　　这些思索的终极目的，应该不是对当年的历史提出毫无意义的质疑，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尤其是在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方面。而中华民族的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建设，间接也可促进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人民的共生和共荣。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败进程不断加剧，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陷入最低谷。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展开，然而三十年后的甲午海战，展示了两者在物质现代化层面的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心理刺激是难以言喻的。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末统治者也终于开始了十年新政的历程，其间无论是废除科举还是立宪，多少显示了清末统治者的改良愿望和决心，其中可称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清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物质现代化必须伴随以政治现代化的框架。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骚动

　　然而，历史没有给清末统治者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辛亥革命的浪潮已迅速将其推翻并吞没。百年后，任何的假设和指责都是多余的，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即：清末的立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其虽然认识到政治现代化框架不可缺少，但却没有认识到，制度现代化的基础是精神现代化，因此在清末中国社会缺乏精神现代化的情况下，任何制度框架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即便清政府不被推翻，其成功概率也极小；民国早年的宪政困局和军阀混战，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国力衰退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有一种集体的茫然、急躁和骚动，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地血雨腥风的深刻思想背景。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已开始酝酿革命的气场，然后一路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才重新开始和平、理性救国的尝试。虽然其间有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更多是思想史的教训），但从宽容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场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两场国共内战，其实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尝试用不同的药方，来拯救同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

　　制度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

　　只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手持不同药方的人们，似乎缺少彼此的宽容，更缺少超越政治情绪、站在民族和历史高度的理性精神。因此，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和你死我活之后，当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终于开始（至少在物质层面上）崛起的时候，现在是到了返回理性救国（或曰治国）轨道上的时候了。

　　回首过去百年，准确地说是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心路历程，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不可迷失的方向；而清末新政失败的教训显示，制度现代化的真正基础是民族的精神现代化。未来几十年，中华民族能否完成或至少开启这一进程，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这个民族的人们面临的共同精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