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无处不在，从现实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到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设计、政策取向反映的都是文化特征，虽然不能排除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干扰，但文化在国家、民族、企业及个人的兴衰成败上意义重大。
　　但就现状看，文化的重要性未被重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家政策、形势变化迅速，经济一枝独秀长达十余年，但相应的理论总结、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等意识形态的发展却落后于物质生产，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令人犯难却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方向、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与日渐扩大的阶层落差等。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形成的“失败潮”成了必须引起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被动的冷酷的社会调整方式对社会稳定与秩序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若无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解释、引导、安抚，那么今后岁月也许将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没有创新文化，２１世纪的国家战略恐将面临对外被误解、对内被曲解的尴尬。
　　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国有国营失灵靠市场配置补，市场失灵靠法制补，当法制出现失灵时依靠谁？这不得不回到本文的话题，靠文化补，靠文化在社会成员内心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来弥补法律规范无法触及的领域。
　　经过改革后的人们在财富的态度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把富裕视为劳动与辛勤的赏赐，否定了关于财富充满罪恶的观念，鼓励创造财富。这种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这是文化和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据报道，一名德国人与一名美国人在看完好莱坞大片《耶稣受难记》后大彻大悟，主动到警局投案自首，交待陈年的爆炸案与杀人案，这恐怕是文化补法制“台”的绝佳案例。
　　没有抓到文化的要害是目前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对于各种冲突的认识也维持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态，更多地是从沉淀的历史中寻找未来之路，然而，现实并不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复兴与“回到希腊”只是意味对历史的迷恋与陶醉，对现实与未来的不满与恐惧，寄希望复兴来凝聚民意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它的悲哀在于因循守旧。
　　在信息文明中，当各主要国家把注意力盯在信息化上时，新的发展动力源也同时被锁定。美国享受到了这个好处，它不仅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与工具，而且还制定了游戏规则。这一无中生有的创新为美国带来了整整十年的繁荣。但出于对形势的误判，出于称霸的需要，使美国着手极不对称且前途渺茫的反恐大业，一再激化冲突，最终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文化仍占主流的现状中，没有先进文化的引导，战略机遇期与经济起飞期前途难测。毕竟２１世纪国家之争主要表现在脑力之争，而决定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文化则是脑力竞争的基础。
　　尽管有关方面早就提出文化战略，但在落实中却仍沿袭工业文明的标准化、统一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结果是南辕北辙，以致于目前意识形态危机四伏，缺乏说服力与竞争力，自残文化、虚无文化大行其道，一些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简直无法见诸纸面。信仰迷失，人心涣散，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不相匹配，呈现出没有崇高理念约束的世俗社会景象。
　　在国内文化领域无法提供开创性、引领性思想面对２１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少数有识之士正在酝酿运用“软实力”，即文化影响力覆盖全球，完成军事、经济无法达到的目标。用约瑟夫·奈的话说：“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他国而非威胁它们或付钱给它们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其基础是我们的文化与政治理想。”这种以文化侵略为标志的软实力极其符合信息文明的特色，即它开创了以文化征服全球的新模式。英语、微软操作系统与域名形式等都闪烁着美国文化的影子。在其新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中通篇隐含着矛头指向——中国。在２１世纪的“头脑之争”中，各国是否会在美国的软实力面前再次俯首称臣呢？当精英们成班成系地漂洋过海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效力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被边缘化呢？若与因不掌握核心技术而被迫充当“生产车间”的边缘化的产业结构叠加，那么中国发展崛起的底牌又在哪里呢？
　　在我们一再漫不经心地嘲笑“拉美现象”时，可曾注意类似情况也在我们身边发生：将子女成批送出国；成为国外高档奢侈品的消费地；追求所谓民主、人权、三权分立；讲外文、看芭蕾、听歌剧、读原版书、喝咖啡、吃西餐……民族的、国家的文化却不知所踪。“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难道马克思当年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