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峰形象及其别的武侠人物、时代新人等文学形象，凝聚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具有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性。在这种历史力量的驱使下，萧峰形象的英雄叙事衍生为一种可以提供神圣性的现代神话。
　　关键词：萧峰　民族认同　神话

　　萧峰形象首先应是一种娱乐文化的想象物，但促成这一想象的文化压力却来自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命运。那种以萧峰的武功为核心的狂欢化的武侠叙事，也就可以看作是历史文化压力下的一种民族的“幻想狂症”。为“江湖－世界”立法的武功构成了英雄的替代性能指，那末，武功的内涵就必然是对自身身体潜力的狂想。“弗罗依德解释道：‘幻觉的形成，那种我们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产物，事实上是康复的尝试、重建的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身体力量的重建过程，作为一种政治寓言，也就成了对民族“病体”的疗救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萧峰形象的又一层文化意蕴：萧峰－－及其别的武侠人物、时代新人等文学形象，凝聚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想象，这些形象便具有了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性。尤其是萧峰形象产生于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混杂并置的的香港社会中，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认同性就更加明显了。由此延伸，我们便会认识到这个“边缘文化”的形象又同“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民族复兴欲望的各种抗争者形象一脉相承了。这样，萧峰形象就在传奇英雄层面上显示了一种文化蕴涵。

　　一

　　十九世纪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由此就把这个古老的、看似强大的民族推上了一种既悲壮又荒诞的境地：一方用钢铁的力量冲来，一方用血肉的盾牌迎上。“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中国文化自我完满而自足的想象，使一直沉浸在作为世界中心的“古典性荣耀”中的民族突然面对了一个异常强大的“他者”。那个“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老大“帝国”转瞬间成了“东亚病夫”。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一个“病体中国”的形象就反复出现了。我们于黄遵宪、秋瑾、粱启超等人哀叹国家零落、衰败的诗歌之中可以读到这种对中国的痛苦感受。
　　于是，疗救“民族自我”的欲望随即产生，并强有力地投射到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想象之中。马克思讲，任何时代都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否则，它就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　文学所承当的真是这种创造英雄的使命。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们面对民族危亡，渴望一种历史性的力量出现使局面得以扭转，正如闻一多《一句话》（１９２５年）诗里所强烈表露的那样，“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晴天里一声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正是在这种振臂一呼风雷响的民族渴望中，以传统的侠义精神行天下的武林英雄便趁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因此，本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武侠文学的兴盛，可以看作是上述文化想象作用下的结果。“新小说家们以‘鼓吹武德，振兴侠风’为己任”，希望用侠义精神来振兴民志。姜侠魂在《江湖廿四侠传》的《出版序言》中说：
　　“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年，此志未尝稍解。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
　　文公直在其《碧血丹心》三部曲自序中则将话说得更加明确：
　　“是时（１９２６）除因革命浪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壮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于颓废、淫靡之途。论者尝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
　　于是，大批武侠作品向正处在民族危机中的中国读者涌来。据魏绍昌编辑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武侠小说作者就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成为出版的中心城市。　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霍元甲、方玉琴、杨露禅、玉娇龙、方世玉……这些在科技时代里仍以身负武功的形态的走进我们视野的武侠英雄，便同时在民间传说和文人创作中流传－－他们有的鼓吹以武强身，焕发民志；有的与洋人较量技击，渲染抗争的精神；有的仍行侠江湖，希冀着涤除现实的腐朽；有的则直接参与“革命”，从事振兴国家的活动……
　　总之，在近现代的武侠主人公身上总是寄寓着一种民族强健与复兴的渴望。

　　二

　　萧峰形象也难逃这种历史性的力量对其文化内涵的规定，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武侠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员，其认同性必然体现在灵与肉的完美缝合中闪现的上述文化梦想与渴望。
　　首先，萧峰形象体现出一种民族的精神价值层面上的认同。在《天龙八部》中，萧峰的存在恰似是卑怯民族所匮乏的一切东西的完美补充。他的充实和刚强、勇敢和热情，以及技压群雄的悲壮和豪迈，无不意味深长地把自身幻化为一种文化救赎的象征。
　　金庸曾把自己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分成两类：一类是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一类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前者为兼济天下者，后者为最终独善其身者。显然，萧峰属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第一类人物。金庸把他写成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赋予他完满的个性与强健的体魄，寄托上一种拯救民族的理想。严家炎这样评论萧峰：“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令读者真正信服。”萧峰所具有的讲情义的精神和敢承当的意志得到了强化，一种对国民存在样态的理想化设计就完成了。
　　事实上，金庸塑造了许多像萧峰这样的英雄，如郭靖、胡斐、袁承志，甚至陈近南等。而对其用心，他也曾经直接地表述过。这种用心即在于，赋予“平民”人物一种精神，希望就此焕发民族传统中固有的人格力量，鼓吹坚韧不拔的个体素质，而不是要呼唤那种帝王将相式的领袖人物。这恰好应和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民族生存意志的文化想象。如他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就这样评价过郭靖：“《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怎样才能使真正的平民成为一种奋发民族的现实力量呢？金庸又希望用武侠人物的情义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凝聚力，他说：“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民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这样，“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友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于是，在《天龙八部》里，萧峰就总是以令人激奋、昂扬的姿态散发着这种召唤力。即使是在萧峰的个人遭遇极为不幸的时刻，他也总要现得自信和顽强，而且决不为任何强力所折服，处逆境而更加刚强，极大地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精神：一方面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实现着传统文化语境对个体理想人格的塑造，一方面有冲力、有脊梁、有承当，又展现出梁启超、鲁迅等作家的对时代新人的理想化向往，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想象中的“新中国人”的素质。金庸在他写的《袁崇焕评传》一书中表达了自己对这种人格的评价：
　　“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在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这一段话写的袁崇焕，但可以看作是对金庸书中萧峰等“灵魂性人物”的一种近距离描述。“作家终究还是要把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彻底带入自己如何写作的问题中去。”作为个人审美构想物的萧峰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也就必然是中国新文学时代被设想出来的一种“新人”所要具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所具有的则是一种救赎民族的功能。也正是在这儿，萧峰形象透露出了民众对未来民族自身的认同性幻想。
　　其次，萧峰形象的认同性更突出地表现在文本对萧峰身体力量的狂想上－－这是一种民族自我疗救的无意识幻想形式。对于武侠小说而言，以某种情理逻辑来展开超人式的武功描写，之所以能在科技时代里仍有魅力，正是因为这种文学的想象是针对中华民族面对强大“他者”时体认出的自我孱弱感而生成的。
　　对萧峰身体力度的叙事，尽管大多不是“核心事件”，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情节，但却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被大肆渲染，读者也乐此不疲。隐藏在这种叙事动机背后的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无意识需要－－事实上，想象自己民族的英雄总是以想象他们的改天换地的个体能力的方式来完成；反之，对个体能力的英雄想象里，又总是包含了对这个英雄所指涉的族群的强烈的肯定，亦即用一种对身体力量的夸张、渲染，去实现对民族力量的首肯和对某种文化群落的认同。
　　《天龙八部》第二十六：“赤手屠熊搏虎”一章，便是极写萧峰等人的身体力量的典型部分。萧峰在北方苦寒之地独行，听到虎啸声，他反而大喜：
　　“有大虫肉送上门来，可有虎肉吃了。”
　　见到虎后，他：
　　“提起右手，对准一头老虎额脑门便是一掌，砰的一声响，那头猛虎翻身摔了个筋斗，吼声如雷……萧峰抢上两步，右手一挽，已抓住了虎尾，大喝一声，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奋起神力，双手使劲回拉，那猛虎正自发力前冲，被他这么一拉，两股劲力一迸，虎身直飞上半空。”
　　而完颜阿骨打－－
　　见他空手撕烂虎身，如撕熟鸡……呆呆的瞧着他一双手，看了半晌，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摩他手腕手臂，满是敬仰之色。”
　　旷野荒漠中的中国北方民族也极大地激发了金庸的想象力，使他努力“追寻”沉积在这儿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书剑恩仇录》里的霍青桐，《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哲别、成吉思汗，《白马啸西风》里的苏普、李文秀，甚至于《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等，在金庸小说中，凡是这样涉及大漠氛围中的人，大多有一种强健、淳朴的性格和坚定、饱满的意志，这构成了金庸小说里的一个“因身体力量而被注意”的族群。《天龙八部》中萧峰与女真人、契丹人在一起的生活也透着一种勃勃生机：那广漠的雪原，呜呜的号角，狂虐的风暴，突奔的牛羊……和萧峰原有的彪悍刚毅互相映衬，激发起一种对中华大民族的向往和期待。
　　因此，萧峰，这个“完美”的英雄其实是现代中国人用以想象自身及其群落的审美虚构。当他的史诗般的经历被我们认可的时候，我们便似乎回归或重新确立了这个民族的根性。只不过，这里认同的对象是比狭隘意义上的汉民族更为广阔而已。

　　三

　　显然，对人格意义的强调、对身体力量的幻想，证明着萧峰形象如同二十世纪的其他武侠人物一样，都是面对西方强势压力的文学产物。而在这种形象的设计里，必然刻下了上述历史状态的伤痕。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通过萧峰形象而“实现”的这种认同的更加深层的特性：对萧峰而言，这种历史的伤痕即在于，我们通过这个英雄而实现的对民族自我的认同中，总是呈现着现实处境里的面对西方强势时的心态与逻辑。换言之，正是“西方他者”使中华民族意识到了一个自我与生存危机的问题，产生了民族与文化认同的迫切需求，这种认同也就因此而落入“他者”的言路与笼罩之中。
　　在《天龙八部》叙事中，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对萧峰的一种“惧意”被重复叙述，在叙事学上，这种现象属于叙事频率的问题－－即“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的重复叙事，而“这种重复叙事，有时会在叙述者、聚焦者、主题、文体等方面有些微妙的变化……”　任何文本的叙事必然同时是一种文化与历史进行审美扮演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复叙事的意义就不仅仅在其文体层面上，而应该理解为“文化常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术”，通过它，我们可以“捕捉文化的隐曲幽微的气息。为什么某种东西会一再地被重复？为什么恰巧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被重复？”　于是，文本中流露的对萧峰的“惧意”便值得我们去作一番文化的查看。
　　从叙事的效果来看，这种“惧意”的描述显然凸现了这一人物卓然不群、夺人气势的风貌：
　　第１４节，１）萧峰一出场便吓得段誉跌落酒杯，而段誉由惧生敬、欲与结交；２）一招“擒龙功”惊退风波恶，令众人佩服；３）一声叱咤，吓得张全祥“浑身发抖”；４）一招制住全冠清，众人“无不失色，人人惊慌”，但接着反叛的人们“又惊又喜”起来；第１５节，５）萧峰在众人面前一站，“凛然生威，竟是谁也不敢抢出动手……一个个束手就缚；”６）萧峰讲述一个在段誉看来是闲情逸志的“故事”，众人却肃然静听，不敢懈怠；７）萧峰的身世问题将被揭开时，众人却“谁也不敢和他目光相触，一见他转头过来，立即垂下眼光。”第１６节，８）萧峰欲卸帮主之位，但他威风凛凛地一站，却无人敢上前接受；第１９节，９）阿竹瞧着萧峰的傲态，“心中又是敬仰，又是害怕”，觉得他像一头雄师；１０）鲍千灵等人见了萧峰之后，“心下骇然”，自认不如；１１）薛神医等人听到“乔峰”二字，便“微微变色”，而众人听后，则立时静了下来，“大厅上鸦雀无声”；１２）听闻萧峰拜庄，大家个个“脸上变色”，人人惊惧；１３）萧峰大喝一声，震死谭青，一掌又击伤云中鹤，众人心跳加剧，觉眼前景色恐怖之极，几欲喝彩，均觉没了萧峰丐帮会步步荆棘；１４）萧峰以酒绝情义，众人一凛，不敢上前，却又为其慷慨豪侠之气所动；１５）萧峰挑战，众人见他威风凛凛，一时无人胆敢上前；１６）薛神医见到萧峰的武功吓得“脸如死灰”，“靠墙而立，心中惧意越来越盛”，不得不对萧峰衷心地佩服；１７）萧峰大开杀戒，面对惨烈的局面，众人一大半起了逃走之意；１９）撕杀之中，单正等虽有仇在身，竟也不敢向萧峰攻击；２０）萧峰狂啸，众人被惊得后退；第２０节，２１）阿朱见他满脸杀气，非常害怕；２２）阿朱等人为萧峰神威所惊，看得呆了；２３）萧峰立志复仇，阿朱心中隐隐害怕，打了个寒噤，本想劝他，“却不敢吐出唇来”；第２３节，２４）阿紫在雨夜中见到萧峰胸前的刺青与他脸上的表情，吓得逃走；第４１节，２５）萧峰在少室山上一露面，众人“不寒而栗，他又一招击退丁春秋，众人更增惊惧；２６）游坦之在萧峰面前竟怕得说不出话来；第５０节，２７）被困在万军之中时，萧峰神威凛凛地一站，兵将无不胆怯，只呐喊而不敢上前。
　　显然，利用旁观者的眼睛“看出”萧峰的勇武和强健，本是一种十分成功的叙事技巧。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种技巧总是被反复使用？为什么这种对对象的“惧意”如此有效地塑造着英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关注这种“惧意”的特殊内涵。事实上，在文本叙事中，这种“惧意”不仅来自萧峰的的对手，更多的是来自他的故旧、恋人和族民。这立刻令人联想到拉康对镜像阶段的儿童那种又喜又怕的心理的描述。这种不断地在文本中出现的“惧意”，明显成为一种“倾向”：即持续不断地认同于一个“个体会终其一生”“呵护”“寻求”的“理想自我”想象中的整体性。而这些瞬间创造出来的统一性，都是些虚幻之物，都是为化解人类生存中某些无法逃脱的匮乏、缺席与不完整性所作出的努力而已。　因此，这种用以渲染萧峰之强大的“惧意”，就由于带着一种想象态的认同倾向而成为一种有效克制卑怯感的方式：通过表露对想象中的某种神秘力量的怯惧，将受压抑和受损害的焦虑释放出来，并实现对这个神秘力量的臣属要求。
　　这种“惧意”就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解读：一是故事中的人物明显地恐惧萧峰，欲杀之而后快；一是人们（包括读者）害怕失去萧峰，尤其是丐帮弟子。在众人对萧峰设计的围攻中，他们不止一次地为萧峰所折服，情不自禁地向萧峰欢呼涌去。这样就有了一个荒谬的现象：因为萧峰可以引起我们真正的恐惧，所以我们不愿意失去这种力量。换言之，对萧峰的认同中就有了一种“他者性”（ Otherness ），也就是说，“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是他者（是这种东西规定了人的情感的界域）”这就构成了萧峰作为满足民族欲望的一种荒谬的叙事语法：需要那些可以伤害到我们的强大力量。于是，萧峰的“异族身份”就成了一种指涉现实的“凝缩”（ Condensation ）形式－－所谓“凝缩”，作为无意识过程作用机制的基本模式之一，指的是“某一单一的观念体现着几个相互联系的联想链，并位于这些联想链的交接点上。”－－这种既伤害我们又能拯救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它不正是具有文化强势的“异族”西方的一种隐喻吗？如果说西方文化强势的压力促成了中国文学中的英雄梦想，那么，这种梦想除了（历史无意识地）投向这种强势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尤其是我们应该考虑到，萧峰这一形象产生地是在六十年代末的香港，一个由西方国家掌管着的、又濒临大陆并不断受到大陆政治与文化冲击的城市。这种形势必然造就了香港知识分子较为尴尬的处境。有人曾指出：“说香港文学是痛苦的精神放逐并不为过。从香港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来，香港文化一直处在摸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身受港英政府统治，北望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台湾，身受多重文化的冲击。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所认同，却摆脱不了殖民地的特点。”　由此可见，萧峰形象所极为典型地体现出的用文化想象的方式解脱历史困境的复杂和曲折，及其认同的困窘，都与这种香港的特殊历史、现实的状况有关。一方面强大的西方“驱使”文人在想象之中与自己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强大的西方又在无意识中“掌握”了这种认同的内在逻辑，造成了萧峰形象的那种“逼人的气势”。

　　四

　　但是，在萧峰的叙事文本中，我们并没有联想到西方，一点儿也没有。不然，这种英雄梦想就破灭了。一种梦的“防御”（ Defense ）机制在此起了作用。所谓“防御”，指的是一个梦总是“试图将外在的刺激化为你内在的东西，将它化为你自己的故事，这样这种刺激便不会吵醒你。”　就叙事而言，任何故事都是“虚构”　的，是对非连续状态的历史与生活的“缝合”，因此，只有借助于某种故事情景的设置，才能掩藏这种虚构与缝合的种种“裂痕”，实现故事的“圆满”。就萧峰的故事而言，作者赋予了他一种人类和生命的名义，并把他写成了一个努力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历史英雄。这就使萧峰身上流上了“五四”文学中人性、人道和生命等精神的血液，并在那个宗法社会环境中越来越象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觉醒者”，从而有效制止了任何对萧峰的所谓“他者性”的联想。
　　也正因如此，作为民族与文化认同中的幻想产品，萧峰这一形象又凝聚上了一种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知识分子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冲动：为未来的民族设计、构想、渲染极富抗争意志和才能的新人形象。如同梁启超所呼唤的一样：“不有非常人起，横大刀阔斧，以辟榛莽而开天地，吾恐其终古如长夜也。”似乎只有这种新的英雄才能救赎中国。一种“主体中心化”的错觉因此被建构了起来。
　　于是，萧峰的处境就和新文学中的一些肩负某种历史使命的孤独抗争者的处境有了相似之处。在《天龙八部》中，萧峰的四周始终存在着一个“众人”的意象。他的绝大多数出场，都必然面对一个隐隐约约又为数众多的群体。即使是一些萧峰独处或与阿朱等单独在一起的场合，这种“众人”的意象也以一种缺席的形式在场。这造就了萧峰无时不在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第十八节，萧峰的独自思虑中就隐藏了对“众人”在场的焦虑：“如果我真是契丹人，连阿朱这样的小丫鬟也不会理我了。”“霎时之间，只觉天地之大，竟无自己容身之所，思涌如潮，胸口热血沸腾……”他的思考句式是“连……都……”，分明显现出了在一个群体面前的自我否定。甚至于别人随口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也觉得无言以对。关键问题是这里的“众人”意象所指向的也是一种以种族意识为核心的文化象征规范，呈现着巨大的制约和束缚个体选择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的力量。在第十九节里，萧峰“偷听”到了这种“众人”的声音，仿佛一个被“示众”的“材料”由别人评说而自己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刹那之间，萧峰“万念俱灰”，表现出了对众人辱骂的仓皇感觉。于是，小说借助于对萧峰的上述处境的展示，就可以去凸现这个人物对抗命运和世俗的历程中所具有的“伟大”光彩。
　　小说极力叙写了萧峰为了一种人类的和平与安定而抗争君命、在孤独中奋进又在别人不理解的目光中孤独地死去的过程。一方面，宋人视萧峰为“猪狗不如的契丹杂种”，根本不理会他的申辩行为和仗义举动；另一方面，契丹人也不理解他为何一力维护“南朝”，视之为“心存反意”。但是萧峰却不顾任何阻力，并克制着内心极大的痛苦，坦然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拼争。第４３节，幕容博想诱使萧峰吞没宋朝，并各自得利，没想到萧峰却凛然回绝道：
　　“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倘若刀兵再起，契丹族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
　　一连串的排比句竟然是出自一个“粗通文墨”的草莽豪杰之口－－这种突然迸出的诗一般的语言，恰好证明着文本想要赋予萧峰的一种充满激情的历史光辉。
　　值得寻思的是，在他死亡的一节里，萧峰立于两间，觉天地之大无以栖身。萧峰仍不免在“众人”的“说三道四的杂乱声音”中死去：
　　“乔帮主真是契丹人么？那么他为甚么反而来帮助大宋？……”“他自幼在汉人中间张大，学得了汉人的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甚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甚么事要畏惧？”“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那却又为了甚么？’他摇了摇头，微微苦笑，拉转马头，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
　　显然，萧峰的处境和宋江、李自成、陈家洛、郭靖等人在众人面前一呼百应的场面完全不同了：这里有了一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姿态”－－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对萧峰形象的叙说，就在有意无意之中迎合了现代文学对时代先觉者和抗争者的言说方式：一方面是抗争命运的孤独和彷徨，一方面又在彷徨中义无返顾地抗争。最终就使得萧峰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姿态，一个以超越卑怯的世俗规范、不断同原有的狭隘宗法意识作孤独的斗争的名义而确立起来的姿态。在鲁迅等人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姿态。《故事新编》里的眉间尺、晏之敖者（《铸剑》１９２６年）就有着萧峰式姿态的影子。而在《野草》（１９２７年）中，那“单剩干子”、带着“皮伤”、“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那立于旷野的“复仇”男女，那“走进无物之阵”的举着“投枪”的战士－－尤其是《过客》中的“客”，明知前面是坟墓、也得不到“血”的补充，但还是“不回转去”　－－他们无不透着这种在孤独中前行的姿态。事实上，这种“姿态”里蕴寄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状况的批判和对自身处境与角色的认定。正因如此，这里的“姿态”问题就获得了一种文化的“严重性”，它的出现足以向读者提供趋向于神圣性的“阅读思路”。萧峰的身份与认同的复杂性问题就是这样被其姿态问题掩盖了。任何引起读者联想到西方的可能性都躲藏在这个姿态里面去了。简言之，“姿态”成了这出“英雄梦”的防御机制。而历史中的民族困境并没有在英雄叙事中真正解决，而只是想象态地解决了：现实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一种矛盾斗争的崇高表述。
　　因此，弥合民族文化对立的裂缝，达于一种伟大的人类和平境界，成为中国现代化乌托邦所赋予萧峰的“意义”。萧峰用死亡证明这种意义的价值，显示出一种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英雄的境界。对萧峰形象的这种言说方式，也就使得这个原本属于“边缘文化”领域的武侠英雄的故事，变成了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情感零散化的商品社会仍能提供崇高感与悲剧感的现代神话。
　　但是，萧峰混杂迷乱的身世问题真的能被那种宏大话语形式所掩盖吗？透过这个身世问题我们又能发现什么呢？事实上，上述凝聚在萧峰等类“英雄”身上的那种“乌托邦冲动”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了一种历史性的拆解力量，而循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我们便能看到，萧峰的这则“神话”已经不得不在当前终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