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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气沉沉的公民社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惊人的，不仅仅只是会严重地阻碍着改革的深化甚至继续，还会使人性的麻木、道德的沦丧升级，达到“幸灾乐祸”的程度！因为道德沦丧时间长久,并且不断升级,以致成为千千万万人的行为和习惯，所以有的人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以至最终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说什么中国人的传统是对自己亲属的不幸往往比较关注,而对于外人则不太注意。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一个民族退化到连对自己的同类都不曾关心、不需要承诺、不能善待的程度，那么它还怎么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此以往，人们麻木不仁到连疼痛都没有感觉和反应的程度，以至对邪恶置若罔闻（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是了），那么中华民族岂不要变成“野人之邦”？今天，无论哪里发生战争，许多中国人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打！
——晒先生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象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带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要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
——《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
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
——《大国策》 刘亚洲
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①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②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国策》 刘亚洲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大国策》 刘亚洲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①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②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③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大国策》 刘亚洲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
——《大国策》 刘亚洲
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大国策》 刘亚洲
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
——《大国策》 刘亚洲
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
——《大国策》 刘亚洲
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
——《大国策》 刘亚洲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大国策》 刘亚洲
东方不是西方的复印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最终带来的是暴乱和国家解体。马来西亚则拒绝了美国的“药方”，因此也拒绝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
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与美国对抗。多极化虽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矛盾，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
——《大国策》 刘亚洲
世事如棋。大国是棋手，其它国家不过是被拨弄的棋子。大国有王霸之策，小国有存亡之术。
——《大国策》 刘亚洲
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战时能给对手造成的破坏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军事就没有外交。我军是著名的文明之师。文明之师并不等于是文质彬彬之师。只有战无不胜之师才称得上文明之师。我们要像进口尖端武器一样引进外国军队的合理的机制，尤其是创新机制和管理机制。
——《大国策》 刘亚洲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
按照人性的一般原则，社会生活中的人，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受得教育有多长，实际上他的行为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同样也存在着恶的一面。这正像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给出的道理一样，就其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利性的倾向，他们称之为叫“理性经济人”。其含义是说，一个人在为社会提供某种角色或服务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在理性支配下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如果这些人拥有了公共权力的话，少数意志薄弱者就极有可能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实现权钱交易，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这被西方普遍形容为“权力寻租”。因此，西方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及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定要最大化地减少对政府对市场活动不必要的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否则就可能大大增加权钱交易的机会和可能。这也是我们十分强调在对高官的监督中，一定要更注重制度而不是自律的重要原因。
——《谁来监督省委书记：靠“制度”还是靠“自律”？》
只有在强大的市场、强大的社会自组织的条件下，社会才可能有效约束政府，使政府按照先公共利益、再部门利益、后个人利益的顺序采取行动。
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由效能政府、有序市场、自组织社会所组成的结构性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陈伟东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汲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交融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 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作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龙崇拜的实质在哪里？龙崇拜说到底是一种能力崇拜，是一种对力量（力量+敏捷）的崇拜。
——《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 杨光京
中国的儒家思想确实不太强调效率，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这不是说儒家不知道效率的用处，国家要从事生产建设，要打仗，都有个效率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儒家非常清楚效率可以带来好处和利益，但是儒家在治世治国的态度上从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调效率的是法家。当时春秋战国是乱世，儒家和法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治世治国方略，但最后被接纳的是法家不是儒家。原因是法家强调效率，提出的“兼并耕战”与“富国强兵”方略很快就能实施。国家要打仗，就要增加生产；要养军队，就必须有强大的财政力量来支持；同时，版图要大、人口要多，力量要强，才能吞并别国而不被别国吞并。所以这套思想马上就能被统治者接受，因为这套思想能给统治者带来眼前看得到的实际利益。而作为儒家，则是讲礼教、行王道、施仁政，比如孟子的那套思想，当时的统治者就不接受，因为它没有效率，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当时统治者焦虑的是：我怎么把那个国家打下来增加我的国土，或者我怎么才不被别人打败，这是效率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儒家认为“春秋”无义战，效率对“义战”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儒家不强调效率。虽然孟子为打动统治者施行仁政，强辩行仁政最终是会有效益的，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还是法家强调耕战、强调富国强兵的功利思想符合统治者霸道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需要，即战国乱世图存兼并的需要。
但是，到汉代中国统一后，情况就有了转变，儒家开始慢慢地被接纳了。其原因是统治者与士大夫们从三代及秦的兴亡史中总结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天下可逆取而必须顺守，即可用暴力夺取政权而不可用暴力维系政权，必须用仁道维系政权；亦即可以马上打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治天下只能用文教而不能用暴力。这一变化叫“复古更化”，即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以仁德为治国之本，而不以暴力治理国家。以仁德为治国之本，就是在治国治世上把价值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效率放在首位。儒家被统治者接纳后上升成了所谓“王官学”，即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开始与国家政权结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仍然没有被国家权力异化，没有放弃圣人之道确立的原则而完全服务于国家的世俗利益；也就是说，“独尊儒术”后儒家并没有把国家所需要的效率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儒家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普遍道德放在第一位，效率仍放在次要地位。在儒家看来，“效率”是中性的，它虽然有用，但它不是价值。效率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话来说，是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这不是儒家强调的理性，儒家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用韦伯的话勉强可说是“价值理性”），这些价值往往和工具理性相冲突，工具理性在计算功利和追求效率时是不管这些价值的。为什么传统中国把价值放在第一位，近代以来却把效率放到了第一位呢？为什么中国在近百年来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变化呢？为什么一个文化因基中没有效率因素的民族会变成一个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呢？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竟是以否定儒家价值为代价呢？我想，这个逆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的原因。近百年来，在西方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亡国亡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办？当时托尔斯泰说西方是“土匪”，托尔斯泰用其不抵抗主义的观点来规劝中国人，说西方强盗打过来了，你们不要反抗，因为他们是强盗，而你们是有古老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民族，你们是君子，君子犯不着去与强盗计较。托尔斯泰试图用其基督教思想影响中国人。但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在反抗西方扩张侵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打胜仗就是讲效率，中国之所以衰弱打败仗就是不讲效率。所以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后面有一个效率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军事政治问题，而效率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所谓“现代性”问题，中国以价值、道德为首出的文化在效率问题上遇到的挑战实际上是“现代性挑战”。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并不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而是经过宗教改革后，工具理性才慢慢僭越价值理性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所以，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效率首出是近代基督新教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共法。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与国之间为争夺资源要打仗，这就涉及到效率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到国家制度安排问题，如涉及到财政制度问题。打仗需要大量的物资、先进的武器、迅速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战争的行政能力与金融能力，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迅速安排，工厂迅速生产，政府迅速运送，所以西方整个政治架构、财政系统、社会机制都朝着“效率’这个方向倾斜，所以效率特别高。西方古代的财政制度并不是这样，国家财政仅仅是保障皇帝和政府行政官员的生活费用，以及国家管理、外交方面的一些费用，不是很庞大。但到近代，西方财政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持战争所需要的效率，所以支出就比古代庞大得多了。国家要去养一支能迅速动员的庞大军队，这样它占财政中的比例就相当大，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民族国家”追求“以效率治国”的产物。
面对讲效率的西方，不讲效率的东方肯定要打败仗，中国近百年救亡的历史就是如此。西方一旦打仗，迅速动员它的力量，军舰马上就可以开来、部队马上就可以运来，相当快。可是中国的慈禧太后还把当时海军的军费拿去修颐和园，而当时中国是最需要建立海军的时候。西方人都从海上打过来了，她却用军费去修皇家花园！同时，中国社会动员的力量特别差，而且没有一个像西方那样庞大快速的财政税收系统和社会动员机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无兵的国家”，所以怎么不打败仗呢？打了败仗后，中国人慢慢清醒了：要想不挨打，就要学西方，人家有这种庞大的财政系统，我们也要有；人家有那样快速调配的军队，我们也要有；人家有完善的教育制度，我们也要有。西方的教育制度，已经倾向于把人教育成迅速有效地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比如德国就很明显，他们要培养大量专家学者与技术人才为国家国防利益服务。总之，人家讲效率强盛了，我们也要大干快上讲效率，超英赶美就是追求效率的最佳动员口号。打仗不需要谦谦君子，更不需要优游涵泳的圣人。君子圣人道德高尚，有仁爱恻隐之心，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与哲学智慧，这样的人能打胜仗吗？不能！什么人能打胜仗呢? 有专门技术才能无条件服从国家指令的人、只知为国家世俗利益服务的人、异化为国家机器的人、只按效率思考问题的人才能打胜仗。虽然科学家搞发明创造，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研究，他们可能不是直接拿着枪去打仗，但他们发明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和战争装备；有些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与战争，也不制造武器，但他可以通过有效地管理国家来变相参与战争。如果政府管理非常有效率，明天有战争，今天就可以动员全国所有力量来参战。像这种情形传统的中国是不会有的，怎么办？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向别人学习。在中国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中，一开始就从效率入手：学习西方高效率的军事制度、行政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最后发展到心理上、思维上，情感上都向西方学习了，都把效率放在社会生活的首位了。就这样，中国再也见不到传统社会所尊崇圣贤、君子、高隐、诗人，只见到科学家、技术员、行政主管及各种从业人员，韦伯所说的“理性化铁笼”在中国变成了“效率化铁笼”，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天地生物成就各种丰富才性的自由。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两千多年作为立国之本的“以德治国”传统，接受了西方“现代性”所摧生的“以效率治国”模式，真的说得上“以夷变夏”了！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在西方，以前的大学生读书不为谋职谋生，而现在的大学生读书则为谋职谋生。为适应这一要求，评价大学办得好不好的标准变成了教学能给学生提供多少工作机会，或者是看毕业生有百分之多少能找到工作。现在教学都有这样一系列很清楚的目标，要求学生通过某门课程的学习后，有多大的把握达到第一、第二、或第三个目标……这种教学也就变得很制度化、效率化了。另外，像追求升学率，要求学生必须按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学大纲完成学业，必须通过特定考试才能进入高中、大学，必须读完教育法规定的知识课程，等等。这些说明在西方教育成了一个理性化的效率问题，并且理性化已经非常系统化制度化了，人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状况，只能顺从。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中国现在生的病比西方还严重，因为西方只是政教分离，宗教变成私人的事，上帝变成不管事的上帝，宗教已经式微，但西方社会生活中还有宗教和上帝存在，神圣性的价值源头虽被截断但神圣性的积淀仍在某些领域和某种程度上起作用，仍然对极端世俗化倾向有所抑制；中国则不然，学西方世俗文化截断了自己文化的神圣价值源头，又学不会或不愿学西方的宗教，世俗化在中国畅行无阻，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利看，一切向效率看，一切向现世的利益看，一切由世俗的功利推动，中国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家，中国社会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世俗化的社会。由此可见，中国当今所生的世俗化的病比西方严重得多。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一种思想，如果有利用价值，那么证明这种思想确实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在里面；如果没有利用价值，那说明这种思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多元化是充分尊重并包容各种价值，承认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多元化绝不是价值的相对化与平面化，即绝不是认为不存在绝对的价值，也绝不是认为世间一切价值都是同等的，价值之间没有高低主次之分。实际上，世间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价值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处士横议，一人一义，十人十义，道术为天下裂。价值相对主义盛行会带来所谓的学术繁荣，但其结果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又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因此，古今中外的大儒们都极力反对价值相对主义，极力寻求并宣扬绝对的价值，如柏拉图之在古希腊，孔子之在春秋。儒家是认为存在绝对价值的，天道性理就是绝对价值，绝对价值只有一个，不可能多元；绝对价值是世间其它价值的统摄和基础，是社会中的主导价值，其地位高于其它价值，其它价值不能违背此绝对价值。儒家并不反对多元，但主张一统中的多元，而不是平面化的无统摄的多元。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 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 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 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 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 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 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 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 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 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 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 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 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 在向精确化发展）。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 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 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郭沂
在职业男性的圈子里具有普遍意义：才华不被重视，抱负无法施展，奋斗成果被一再忽略，一个人的才气、激情和斗志被这些烦恼一点点耗光。男人如果在40岁之前还没有“出头”，或许就意味着彻底失败，这种人为的界定成为强劲的心理暗示，使得职业男性更容易在挫折面前丧失耐性。
——《职场男人五大愁》
职场如战场，空前惨烈的现代竞争逼得男人们不得不低头向前，任何一次成功都以损害身体、消耗精力为代价。面对健康和事业，男人们固有的征服本能往往使其忽略前者，从而患上“集体病”。
——《职场男人五大愁》
心理专家建议，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竞争时代，要想幸免于难已是痴心妄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安排好时间，做到劳逸结合。毕竟健康没了，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职场男人五大愁》
审计的作用就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国家财产的安全和有效。通俗地说，纳税人交给财政部门的钱，怎么花得向纳税人有个交待。
——《“审计风暴”为何缺乏震慑力》
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正义的顺畅实现，仅靠媒体的监督和群众的一时之勇来维护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安排。
——《李金华“揭盖子”的勇气》 李泓冰
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生存哲学中，尊重只给予值得尊重的强者。弱者是没有资格获得的。在民族间的交往中，廉价的、施舍的尊重其实是一种本质上的侮辱，不要也罢。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中，从来也都崇尚“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感谢”美国人对杨利伟的“冷待”》 端木
物质财富是一代又一代人累积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累积的。物质财富值得珍惜，精神财富更需传承。特定的物质背后是特定的精神，只有同时继承了物质和精神两件“法宝”，才能推动人类文明浩荡前行。从“吃草根、煮皮带”的岁月里，我们理解了长征精神；从“小米饭、南瓜汤”的影子里，我们懂得了延安精神；从“木板凳、土布衣”的旧物中，我们认识了西柏坡精神。今天，我们重温那些“苦日子”，并不是想要倒退到物质贫乏的艰苦年代，而是希望找回一种精神，一种品格。无论时代怎样变，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美国孩子为何吃“忆苦饭”？》 白剑峰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末来，凡考察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国民教育。
——何清涟
有将企业做大的理想当然可贵.但是在抱有这种理想的同时，秉持小公司心态同等重要。
小公司心态意味着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对市场机会有着灵敏的感觉。大多数的中国企业起家时都有着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凭着自己的胆略和行动迅速，在市场中寻找缝隙，把握机会，有的甚至是什么赚钱做什么。虽然很多后来做大了的公司更多地强调管理的规范化，决策的科学性，但是毫无疑问，一个对市场有着良好感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仍然是企业保持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大企业理想，小公司心态》
在物理界，越是宏观的物体，差别越大；越是微观的物体，差别越小。在生物界，越是进化，差别越大；越是原始，差别越小。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克隆，科学的发展似乎无所不能。还有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的时候，人类社会形态可能会趋于一致，三大差别可能会消失，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别不会完全消失。
——《论 差 别》 王东镇
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创业者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中国创业者十大素质》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论公德》 梁启超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论公德》 梁启超
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宋教仁
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宋教仁与近代中国宪政》 傅国涌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宋教仁与近代中国宪政》 傅国涌
改革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与现代主流模式不同，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业绩显著，但也存在大量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方案。但是，政治问题的原则性解决方案还极为模糊。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直接相关，而后者又是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着落。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六神无主的时代，中华民族成为无所适从的民族。中国人不知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所以也不知道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需要走自己的路，需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有感召力的政治理想。这是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使他们成就伟大人生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 康晓光
持续五百年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成为必然。制度竞争首先表现为制度的经济效率的竞争。
——《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 康晓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九十年代的基本特征是“赢家通吃”。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大众的地位都在相对下降，而且其中一部分人的绝对地位也在下降。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二次掠夺”。“劫贫济富”是中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特征。其实，这是精英联盟的必然后果，或者说是“满足强者，剥夺弱者”这一统治策略的必然后果。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政府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由于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拥护改革。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在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众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在中国大陆不存在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加上党政官员与企业主和管理者狼狈为奸，政府几乎剥夺了大众合法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近年来，集体上访、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破坏公共设施、罢工、游行、阻断铁路、爆炸、仇杀之类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面对强大的权威政权以及与其结成联盟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反抗。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给统治者制造麻烦，却很难造成致命的威胁。
——《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 康晓光
其实法律也需要道德支撑，不道德的法律是无法贯彻实施的，而且法律实施起来成本不菲，更何况行政和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广阔的领域不受法律约束。实际上，高效廉洁的政府只能存在于道德高尚的社会之中。
——《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 康晓光
儒家崇尚精英意识，但要求精英的所作所为“以民为本”。与之相应的则是“父爱主义政府”。民本主义和父爱主义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慈祥的权威主义。而儒家弘扬的“浩然正气”历来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压迫的最强大的精神资源。
——《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 康晓光
邓小平继承的集权主义体制赋予了中国政府强大的保守能力。同时，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公众受教育程度低也有利于“成功的保守”。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轮社会主义改革中，中国是先行者。作为“先行者”所占有的“先发优势”为中国赢得了时间。这是它得以度过“八九”及其后危机阶段的重要条件。可以设想，如果东欧和前苏联崩溃于前，那么“八九”的结局也许就是另一种模样了，而中国的历史也要彻底改写了。
——《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康晓光
政府学习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危机发展期”。由于旧机制瓦解，原来被有效控制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中抬头，或是在新的环境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由于专制体制信息不灵，中央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及时反应，结果导致问题在全国蔓延，危机不断深化。第二阶段为“危机爆发期”。问题爆发，危及整体，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于是，紧急动员，全力以赴，解决问题成为各级官僚的首要政治责任。全国各地全力以赴，探索对策。各地的经验通过垂直系统汇集到中央，通过取长补短，形成更加有效的对策，并把这些对策再传递、扩散到全国。经过多次反馈，逐渐完善对策，并进一步制度化，建立机制。第三阶段为“危机衰退期”。由于在第二阶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结果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进入危机衰退期，问题得到解决，危机被迅速化解。第四阶段为“危机控制期”。危机过后，政府汲取教训，并保持高度警惕，把问题或危机控制在初始阶段，即“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般说来，这种学习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学费不会白交。危机过后，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付危机的方法和制度。此后，这套体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这种学习模式可以针对同类危机建立有效的免疫机制。
——《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康晓光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又表现出强烈的“顽固性”。学别人总是学不像，总是走样，总是非驴非马，甚至是南辕北辙、东斯效颦、邯郸学步。而且中国的精英也不甘心亦步亦趋。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总是在自觉地追求这种独特性。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如此。他们几乎都强调，要根据自己的特定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解决自己面对的特殊问题，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完全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寻找借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自信和对民族尊严的追求。当然这种顽固性也与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着直接关系。历史悠久则文化根深蒂固，加之文化独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则不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
——《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康晓光
“中国特殊论”也提醒我们，不能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甚至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中国在变化，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测中国的未来。
——《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康晓光
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民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取。
——《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让公民拥有平等的诉诸司法的能力和途径，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残疾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是实现司法公平的必然要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救济是保障人权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能否通过司法救济有效保障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基本标志，也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落到实处的关键。
——《法律面前不该有弱者》 朱四倍
需要及时雨式的英雄来处理危机，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
——《“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
对于反腐败还要立足三个层次：一是全面地教育，让人不想腐败，二是制度完善，让人无法腐败，三是坚决打击腐败，让人不敢腐败。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促进，互为作用的，缺少一个层面都会使反腐败工程失败。
反腐败是一个长期性的综合性的复杂的工程，任何急噪的心理，任何简单的行动，对反腐败都是无济于事的。
——悟无无
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从逻辑性上看，它大致分为四大块，第一大块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期和上升发展期，也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理念形成期，它包括上古史直至周穆王时期。第二大块是中华民族的大分裂期，也是传统价值理念的大破坏时期，它包括从周穆王到汉武帝时期，其间，在文化上由荀子的《君论》对专制制度作了理论上的完备，而在操作上由汉武帝最终奠定了专制态的文化，由此，传统的、普世的、以仁义为导向的文化观遭到全面的抛弃；在民族关系上，中华关系主体民族与非主体的边远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争也逐渐地积重难返，主体民族对“天下”观念的追诉逐渐演变缩小为“中国”观念。第三大块是中华民族的变态畸性发展期，它包括从汉武帝到清王朝鸦片战争前夕，在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在不断的战争和和平中交流和发展，其文明尽管受到文化规则破坏的制约，但在特殊环境里还是获得了发展，但由于这种发展是非健康态的发展，最终不可能解除文化内构重大紊乱的心腹之病，畸性的繁荣、人口的扩张，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和资源的大破坏，却无法找到民主与科学的途径来调适文明的进程，即使有过某种觉醒，又被专制制度扼杀于摇篮之中。第四大块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期，它包括从鸦片战争到将来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这个觉醒不是自身文化发展的必然，而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就格外地痛苦，也格外地沉重，所幸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凤凰涅磐，不但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文化的浴火新生。
——《周穆王：一个对中华民族造成重大伤痕的人物》
叛徒和贪官都是人人痛恨的，因为他们给党组织造成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叛徒的变节，可以使党的机密全部泄露，党的组织一夜之间被敌人毁灭；贪官的腐败，可以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最终被人民无情地抛弃。叛徒和贪官都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必须时时警惕，严加惩办。
战争时期，人们对叛徒的危害性，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因为稍有麻痹，大则全军覆没，千百万人头落地，小则党组织转移，停止活动，无法在原地立足。血淋淋的现实，使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对叛徒痛恨、警醒、防范、揭露，组织上发现了叛徒，也是一律处决，毫不手软。那时候对叛徒，决不会说教育从宽，下不为例。也不会降级使用，异地为官。哪怕他是上级领导的秘书、家属、亲信，也照样杀头，领导决不会出面保他。因为保住叛徒，就要付出全体党员牺牲的代价！
和平时期的贪官，其破坏力与叛徒是一样的。但人们不一定能看清贪官的危害性。因为它的危害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渐进的、漫长的，普遍的。贪官的渎职腐败虽然造成国家的巨大经济损失，有时还造成老百姓生命财产伤亡，但它不直接导致党组织的流血，所以人们对贪官就没有对叛徒那样敢于下手，总是教育宽大。有的领导平常就被贪官拉下了水，自己也变成了贪官，对贪官不但不能查处，反而要重用，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这就是清除贪官比清除叛徒要难一万倍的原因。
叛徒和贪官都是变节分子，都是革命意志薄弱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经不起威逼和利诱，叛徒是为了活命，贪官是为了命活得更好。过去的叛徒有时还能在金钱美女面前毫不动心，而现在的贪官不但要金钱美女，也要活命，没有命，任何享受都是一场空。因此可以断定，只要敌人打进来，贪官就是第一个当叛徒的人！
腐败会亡党亡国，贪官就是在做着亡党亡国的事，他们疯狂的挣钱猎色，损害党的形象、腐蚀党的肌体、恶化党群关系，最后官逼民反。可见贪官的罪恶比叛徒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反腐是战争，贪官就是敌人！
——《要像清除叛徒那样清除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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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摘录（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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