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
　　■光阴荏苒，十年寒暑，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而同时起步的民间脑库也走过了十年的成长之路。

　　茅于轼：研究天地之规则
　　新年来临前的一星期，孙大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到紫竹桥真觉寺内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拜会了茅于轼先生。
　　一个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民营企业家，二人虽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
　　2003年5月，SARS恐慌蔓延的时节，河北企业家孙大午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捕。不久，在中国最著名的学术论坛———天则双周报告会上，茅于轼主持，中国一大批顶尖级专家学者就孙大午案进行了探讨，并批评了当下的金融政策。之后，孙大午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孙大午最终以轻罪获释。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
　　摆脱囹圄之困的孙大午，坐在茅于轼简陋的办公室里，百感交集。
　　茅于轼纠正他说，不要那么泄气，你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改革25年，干了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干成的事，就是国家、社会和人民空前富裕起来了。
　　“这段历史经验证明，很多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是循序渐进的，是日积月累的，只要在变，就是好事。”
　　75岁的茅于轼深有感触地坦言，这些年来，变的不仅是政府，还有天则，以及他自己。
　　“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懂得民主精神，不是彼此谩骂，彼此看不起，而在于互相尊重；我们也更加明白，民主社会应该怎么来解决分歧。正是这样，天则在经历了十年风雨后，能更加冷静、理智地发出独立的声音，能更为广泛地影响更多人。”
　　民间立场
　　“十年不短，白发泣血成就斐然；十年不久，征程万里仅启跬步。十年不小，誉满天下大道初成；十年不大，上下求索仍需万变千革！”
　　2003年7月，天则十岁。
　　来自海内外的祝贺信多如雪片，这一封让茅于轼尤为感动。
　　双周学术报告会，是天则最有影响的活动———只有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才有资格走上报告席。这个以自由论坛形式存在的学术报告会，自天则成立后不久即开始，至今已举办了250期。很多新的学术观点，优秀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报告会脱胎。茅于轼说，看报告会的题目，就能了解中国学术界兴趣是如何转移的。
　　从1993年开始的市场与计划的大讨论，到目前的宪政问题，社会最关注、时代最迫切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听到深刻的解读。最近一年，双周学术报告会多谈及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如社会公平，孙大午。
　　“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变化。我们现在经济很成功，但是其他方面很不平衡，作为制度经济学家，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制度经济学太重要了，尤其在中国，制度上问题很多，更需要发展这门学科。”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深刻的解析，天则已经成为宣传制度经济学的阵地。这些代表学界精英的声音汇集起来，开始形成公众话语。
　　艰难的路径
　　1993年，天则刚创办时，茅于轼正好从社科院退休。当时65岁的他，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浪漫和激情。当经济学家盛洪找到他，说要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时，茅于轼当即应允。
　　是年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脑库诞生。茅于轼、盛洪、张曙光、樊纲、唐寿宁五位经济学家，是最早的缔造者。8月，盛洪出国，茅于轼成了第一任所长兼理事长。
　　茅于轼坚持，也是天则一直坚守的东西：既不依托单位，又不取媚企业，独立地作出判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有人评价，天则信奉的这种原则，让其在整个资源系统中失去依托，注定只能是民间，也注定要艰难求生。
　　一语成谶。天则十年的成长路径是如此艰难。
　　首先是资金问题。十年前，天则依靠北京大象文化公司的50万元得以成立，这之后，大象公司遭遇财务危机，无法再提供后续资金，天则不得不自我求生。
　　做少量赢利性的项目，到企业筹款，向外国基金会申请经费……天则的经济学家们疲于奔命。
　　十年下来，天则无任何资产，没有房子没有车，办公处数易其地，最后落址北京一僻静寺庙内。“一旦筹不到资，天则明天就可能关门。”——一般人很难想象，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间思想库，情况如此窘迫。
　　学术良心
　　所有的坚持都不会白费。
　　因为独立，天则不仅赢得了学界和社会的声誉，也开始为政府所认可和重视。茅于轼本人，也从曾经“不受欢迎的人”，开始受邀走进政府进言献策。这给天则人的感觉，就像他们当初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一开始不被人理解，而后逐渐明白它的意义。
　　张曙光在总结天则十年的生存之道时，分析了四点：一靠的是坚持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行为宗旨和立场；二靠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活动特色；三靠奉行公正、公开、透明的活动原则；四靠踏实、认真做事的作风——“这一切，奠定了天则事业发展的基础。”
　　盛洪曾经很感慨地写到，天则的成与败，全在有无“德”字之间。“探究天道，千虑一得；坚守道德，启望天助。我们仍需时时努力，事事当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茅于轼，更是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他发起的小额贷款，十年来，使山西省临县的两千多农民受益；
　　他致力于乡村教育，为改善教师待遇殚精竭虑；
　　他创办公益性的保姆学校，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他以古稀之躯，多次到世界银行和外国基金会游说，力图促进社区就业……
　　“什么是社会良心？这就是社会良心。”茅于轼说，他的人生宗旨有二，一是不讲违心话，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而他和所有参与者、支持者一样，是最早“穿红舞鞋舞蹈的人”。
　　天则，天地之规则。这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初创时意图抵达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