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非典是危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一场灾难，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不单纯是一个公共卫生医疗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它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在经历了对非典由恐慌到平静、由非理性反应到理性思考的过程后，它给人类带来积极影响，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进而推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上周三，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等单位举办了“非典灾害的理论思考”专家研讨会，深入研究抗非精神，总结抗非经验。本期话题将部分专家的精彩观点呈献读者。

　　抗非精神的伦理价值

　　□吴灿新

　　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这种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非精神，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所指出的那样，“使岭南文化绽放异彩，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壮丽篇章，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着巨大的伦理价值。

　　抗非精神使岭南文化绽放异彩

　　岭南文化是在岭南地区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在区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独特品格的文化体系。岭南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说，是由南越文化、中原文化等外来文化聚合、交融而成的，具有兼容古今、涵盖中外、充满活力与进取的特性，在推动广东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杀出一条血路”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的奇迹。而广东抗非精神的产生，既是岭南文化发展的必然，又给岭南文化增添了新的优质资源；既进一步彰显了岭南文化中的真善美品格，又进一步推动着岭南文化内在的真善美品质不断丰富发展。

　　抗非精神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壮丽篇章

　　民族精神的主体和本质就是一种伦理精神，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岭南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而广东人的抗非精神，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广东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而且为广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广东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广东要继续发挥好排头兵的作用，就必须不断增创发展的新优势，推动广东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抗非精神必将成为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不断鼓舞着广东人民增创新优势，继续当好排头兵，再创新的辉煌。

　　抗非精神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抗非精神的主体和本质就是一种伦理精神。这笔弥足珍贵的伦理精神财富，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造就“四有”新人的基本途径一是教育，二是修养。抗非精神是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是许许多多的抗非英雄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非英雄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是活生生的，是平凡而伟大的，它对于道德教育具有极大的可信性，对于道德修养具有极大的可仿性，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最好的教材，必将在造就“四有”新人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工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

　　民族精神发展的新境界
　
　　□李宗桂

　　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都是不同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拓展。
　　抗非斗争锻铸了伟大的抗非精神。抗非精神典型的表述是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抗击非典的二十四字精神，是对人民群众抗击非典伟大精神的精辟概括，是对民族精神的新的丰富，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全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讲话精神大会上，结合广东抗非斗争实际，将抗非精神概括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万众一心，敢于胜利。
　　我认为，从全国来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二十四字抗非精神无疑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精辟、凝练，同时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激励性。从广东抗非斗争的实践来看，张德江同志所作的三十二字概括，也很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可以说，广东概括的三十二字抗非精神，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二十四字抗非精神的进一步论证和补充，是结合广东具体情况而作出的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概括。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但是，在过去的诸多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内容的概括中，它们并没有被纳入其中。同样，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也没有被纳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框架之中。现在，通过抗非斗争实践而形成的这些精神，被人们自觉地、理性地纳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框架之中，表明抗非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拓展。
　　抗非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实践性。在过去，人们一讲中华民族精神，往往不自觉地就回到古代、回归传统，从历史传统中去寻找例证，使得民族精神洋溢着浓厚的古典气息。现在，抗非精神以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实践品格，给中华民族精神灌注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赋予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实践特征。这些，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和范围的拓展。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李振连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与时俱进的概念，它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抗洪精神等等，便是其中典型的表现。我们可以说，抗非精神是在新的时代，在非常时期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尤其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抗非精神强调众志成城、和衷共济，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在抗非斗争中，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广大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人力、物力、财力乃至权力达到了一种高度优化的配置。
　　第二，抗非精神强调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抗非斗争中，广大人民始终抱着一种理念：决不松懈，勇渡难关，直至从根本上控制疫情。特别是奋战在抗非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面对凶猛的病毒，置个人安危乃至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的甚至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第三，抗非精神强调救死扶伤，强调珍惜人的生命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抗非的斗争中，始终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不仅关注城市人口，更关注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民是主人”的观念得到真正的贯彻，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高扬。
　　第四，抗非精神强调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虽然说人们在获悉非典之初曾经有过恐慌，但是在整个抗非斗争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理智的态度。一方面，人们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要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检测手段、防治药物、防护设备以及疫苗、病原体的研究。另一方面，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疫情、确定病源、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预言，经过抗非斗争，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培育与弘扬。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非典促政府管理创新

　　□王培林

　　非典爆发是一次社会性危机事件，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指挥中心，我国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非典事件暴露出我国政府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弊端，同时也为政府管理创新添加了压力与动力。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政府化解危机的过程也就是政府管理创新的过程。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将会成为我国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笔“财富”。

　　应对危机要求政府办事效率高

　　行政效率低是我国政府管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次非典事件是突发而来的，政府的应对措施必须要快，因而必然提出办事效率高的要求。例如，这次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4月14日国务院第4次常委会提出研究到5月9日公布施行，前后不到一个月。《条例》的颁布，为今后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打赢防治非典这场硬仗，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又如，建立治疗非典的小汤山医院，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被称为“小汤山速度”。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

　　应对危机要求政府调控能力强

　　非典疫情突袭之初，由于信息不灵，社会公众弥漫着一种慌乱情绪，甚至一度出现了抢购药品与物品现象。这要求政府迅速作出决策，控制疫情蔓延并维护社会稳定。我国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社会调控：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建立健全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救治体系；建立一支机动应急医疗卫生队伍。这些措施对控制疫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还提出要“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稳定社会与发展经济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应对危机要求政府的公众信用好

　　政府与公众应有积极的互动性。就政府而言，就是政府能够以较高的行政效能回应公众的诉求。著名的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指出：当组织面临危机时，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和传播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这次非典事件初发阶段出现了一时的抢购风潮，其原因之一就是公众未能及时获得正确的相关信息。政府吸取教训及时地发布相关信息，平息了谣言，稳定了市场物价，及时地准确地对外发布我国非典疫情的最新信息，从而恢复和提升了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心与信用。最近国家统计局局长谈到，5月份的经济发展数字“可能不太好看”，但即使不好看，却能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不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力图通过管理创新，逐步树立一个高度负责、公众信用好的新形象。

　　应对危机要求政府的运作制度化

　　这次非典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应对危机未形成制度化的问题。如果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体系，就难以顺利地应对和化解危机。为了更好地应对和控制危机，我们应当积极探索构建自己的危机控制体系及制度，如设计危机处置程序并获得立法授权，制订危机时期媒体管制办法或条例等。尤其是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对改变过去形式主义、官员互相推诿、瞒报缓报等现象，将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应对危机要求政府有效控制成本

　　非典肆虐也使一些会议停开，或改用其他更经济、更有效率的方式举行；使一些原准备隆重举行的庆典被迫取消；使屡禁不止的公费吃喝现象有所收敛；使以“出外学习”为名的公费旅游现象有所减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控制政府运作成本，建立廉洁自律的政府新形象，是可能做到的，其前提是抓紧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构建减灾的社会运行机制

　　□段华明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难免遭受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不能制止，也无法消除，只能减轻、减少。在现代及未来，灾害呈现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动态叠架，并愈益人为化的趋势。灾害对于社会生活危害之重、影响之深，迫使我们不能不尽快地、细致地进行减灾的探究。减灾是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事业，一个国家对于各种灾害的防减所表现的行为与效能，已成为评价其政府和社会工作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抗击非典使减灾社会机制的理念得到普及。减灾的社会机制是国家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一个事关全民整体利益、横跨各行业的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当代社会减灾机制应体现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生态化的结构和功能。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是减灾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减灾不仅需要许多理论学科揭示灾害形成的机理及其活动规律，而且需要利用科学技术去实现减灾。当今科技减灾呈现信息化、生态化趋势，生态减灾着眼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未雨绸缪，注重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科技减灾的战略思想，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建立灾情预警系统，救灾保险、抗灾应急和灾后评估体系以及综合性减灾信息网络。
　　依法实施减灾是必由之路。把减灾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律手段规范人的行为和活动，限制人的非理性行为。必须建立健全减灾的法规体系，以此调整和协调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个人在减灾工作中的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在减灾工作中的职能和权限、责任和义务，有序、高效地实施减灾。
　　社会化综合减灾是基本格局。即经济建设与防御灾害综合运筹；公众减灾意识的提高；防、抗、救(赈)灾成龙配套、综合部署；中央政府(或省市政府)各部委(厅办局)综合协调；现有减灾部门如卫生、气象、地震、消防、交通与工程实施部门综合融通；研究预测部门、工程科研设计单位与民间社团综合应对；减灾与兴利相结合；尤其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政治文明进程因非典而加快

　　□刘卓红

　　非典最大、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给我国近几年来一直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极大的推动，即我国政治文明进程因非典的突然到来而加快了步伐，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推上了时代的列车，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对政治领域构成的冲击和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使官本位向官员问责制转型

　　在非典肆虐的早期，暴露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弊端———官本位负责制。表现为：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疫情的种种信息层层作假，瞒报、漏报，报喜不报忧。政府官员所负责任的对象不是百姓，不是工作，只是自己的“乌纱帽”。弄虚作假的劣行导致政府公信力和威信的严重受损。后来中央高度重视，撤换了一些不得力的官员，为实施官员问责制树立了一个榜样。并明确今后有类似疾病、灾害和重大伤亡事故发生，要追究官员的责任。提出了官员在其任职期间，要学会负责，要诚实，要意识到这是获得职位的最基本要求。
　　力纠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建立协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抗非典暴露了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弱点和陋习。在抗非斗争中，原有的各自为政，老子为大，不听指挥，以及追求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得到了迅速改变。中央建立统一部门，协调各个部门的关系，并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他们迅速反应、决策、及时处理问题，推行快速、高效的工作方法。如：不到20天制定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到10天，建起了一座有千张病床的小汤山医院，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工作讲求实效，产生“非常速度”的明证。

　　政务公开成为趋势

　　有人说，在政府行为模式中，首先要突破的就是政府信息要公开，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由人民来讨论，百姓有知情权，决策强调透明度、民主化，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应当说，这几年政府都在倡导政务公开，但因抗非典，政务公开才真真正正成为一种趋势。疫情早期出现的隐瞒、封锁信息，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信用危机。后来局势的转变，很大程度得益于信息透明，公众知晓，政府也由此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理解，对推行各种措施、解决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抗非典证明，政务公开不能仅仅只是作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一项指标，更应该通过立法，让其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政府管理的角色定位：从“领导管理型”转变为“领导服务型”
　　政府工作以谁为中心，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文明与落后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通过非典事件的经验教训，使领导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以往在公共事务中，“以政府为中心”再也行不通了，政府需要由“领导管理型”向“领导服务型”转变，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社会需要心理预警和创伤救助机制

　　□戴健林

　　在这次抗击非典灾难的过程中，一个严重的缺失是忽略或不够重视心理学在应付这场突发危机中所起的战略性作用。
　　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的概念。基于这一定义，现代医学模式也经历了从单维的生物治疗模式向多维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因此，现代的疾病防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预防和医疗，而且包含了心理预警救助及社会关怀等内容，有时候，后两者比单纯的医学治疗更重要。在这次防治非典过程中，医学和药物在其中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心理学知识在民众中没有普及，社会还没有建立起面临突发事件的相应的心理预警和创伤救助机制，从而导致了社会性的、过度的心理恐慌和心理救助的严重缺失或不足。
　　以下撷取的几个事实都可以说与这种缺失紧密相关。
　　在广东和北京以及在全国其他疾病传播区，都曾出现过民众恐慌迅速蔓延、谣言甚嚣尘上、非理性抢购成风的局面。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众承受压力的社会成熟度不足或者说国民素质不高。
　　截至5月6日，在新浪网进行的“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您认为哪些做得比较到位”的专题调查中，“防护知识”占了54.82%，“疫情通报”占了54.59%，“科研发展”占了9.63%，而“心理咨询”只占了6.65%。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也在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在这里住院的医护人员们心理受到的打击和创伤远远大于其肉体的折磨，远离亲人和朋友，有的甚至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理解和关心，情感的休克使他们感到焦虑和恐惧。一位28岁年轻漂亮的护士患者，在经受疾病折磨十多天后，心里一直绷紧的那条弦终于无法舒缓了，在前天晚上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状，一会哭、一会笑，语无伦次，经诊断为创伤后精神分裂症。”
　　鉴于以上事实，我认为在对非典危机进行检讨的时候，不要忘记如何以此为契机，努力构建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应对危机的心理预警和创伤救助机制。
　　这种机制应主要具备两大功能：第一，当出现突发事件并预见到其有演变为社会性危机的可能，或者出现社会性危机的某种征兆的时候，应由权威部门及时向民众发布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使他们及时做好预警，并了解民众的社会心理，及时预测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行为。从社会心理的规律来讲，越模糊和不确定的信息，越有可能使人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也越有可能传播谣言。第二，灾难肯定会对人造成精神创伤，因此应重视创伤后的心理救助工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心理学会秘书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