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也面临着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或许一生只有一次，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也是罕见的历史机遇。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公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拥有一切，还是一无所有，是大胆改革，实现升华，还是墨守成规，甚至倒退，一切取决于我们明智的选择。我期盼着，当危机过后，留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将是一些有价值的反思，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此为至望。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许纪霖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改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

　　这场在胡锦涛、温家宝新政府领导下的抗击非典的全民战役，是伟大的，也是悲壮的。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我个人不期而然地遭遇了两场震撼全球的大危机，除了这场非典危机之外，另一场就是美国的"9-11"，那年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与美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艰难的时刻。同样是国家性的危机，同样是突如其来、卒不及防，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危机中表现出的民族反应、社群观念和公民意识是很有一点不同的。那些对比鲜明的场景以及背后所折射的人性，让我感叹万千：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究竟缺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需要反思。

　　一，民族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中国的公众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只是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以前中国只有"国"和"天下"的观念，这个"国"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不是现代意义上有着确定主权、疆界以及特定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天下"按照儒家来看就是华夏文化传统，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天下"的观念高于"国"的观念，各方蛮夷只要接受华夏文化，都能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至于谁来统治，倒是一个其次的问题。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在中国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民族国家意识这个东西平时看不到，一旦到了国家危机的时刻就会迸发出来。法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在保卫法兰西、高唱《马赛曲》中产生的；德国是在拿破仑大军压境的时刻，费希特发表慷慨激昂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中国也是这样。最早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刺激了梁启超等新派士大夫萌发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又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意识扩展到整个知识精英，特别是青年学生。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民族国家意识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以后才开始产生；鬼子来了！这使得一般老百姓感受到一己、一家和一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到抗战以后才得以普世化，成为全民的意识形态。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现代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为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从1945年到现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民族生存的整体没有受到威胁。就在2003年的春天，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它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未知世界的微生物病毒。它象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受到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归属感。也正是这样的时刻，中华民族被再一次现实地想象和重构。

　　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每一个人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启蒙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自由主义将人确认为是权利的主体，这些虽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无法涵盖人性的全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当性原则。

　　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族主义想象与民主宪政的建立，是同一件事情。独立战争提供了美国建国的契机，由于缺乏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美国的民族主义资源是比较单薄的，美国只能打造一个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为了防止多元族群、文化和宗教的移民社会解体，美国的民族意识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旗、国歌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等一套仪式不断地操练和强化。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人这样疯狂和偏执，因为这是一次周期性的想象和复习民族认同的大好机会。"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达到了极点。他们急于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的忠诚。最直接和简单的表达，就是每家每户悬挂星条旗。平日也有人挂国旗，一般这样的家庭被认为是保守派。但"9·11"之后，连自由派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汽车前挂国旗，通过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表达他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刻对共同体的忠诚。"9-11"后一个月，我到威斯康辛州访问，那里刚好在举办秋季马拉松比赛，一个四、五十岁的壮汉在比赛时，手臂上固定绑着一面很大的国旗。这样跑马拉松，耗费的精力肯定要比其他选手多一倍，但胜负还是其次，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危机时刻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很多人问我，美国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这些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超党派、超地域和超种族的的社群意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特别是中央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民众中这种自发的向心力表现。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过去我们都是被动式地表达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的空间、仪式和渠道。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但我们的国旗从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公众情感表达的载体。我们的《国旗法》太严厉了。美国的民众可以利用国旗，自由表达对国家的各种情感，"9-11"以后，我居住的社区，有一位老太，她特地定制了一个旗杆，每天黎明，迎着一轮朝辉，一本正经地走到庭院，将星条旗升上旗桅。黄昏时刻，又隆重地降下来。其过程之肃穆，丝毫不亚于北京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美国人还将星条旗拿来做门帘、窗帘、廊帘。那几个月，美国市场一片萧条，唯有与国旗有关的，一概成为热销产品。在美国，星条旗尽管是一种国家图腾，但它已经世俗化了，所象征的不仅是国家的威严，更重要的，还有民众的情感。而在中国，国旗的表达主体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无法通过国旗表达自己的与国家共渡时艰的决心。五一节前夕，我突然发现大街上有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面小国旗，心里一阵激动。第二天，当我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开始挂国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点悲哀：在这国殇的时刻，为什么要强迫大家去庆祝？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

　　民族国家意识意味着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刻，每一个国民都能够超越地方的畛域，自觉地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认同。"9-11"事件中直接受到攻击的是纽约，但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受到了挑战，虽然许多美国人平时不喜欢纽约，觉得它太世界化了，不能代表美国。纽约人的灾难就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灾难，全美国都成为纽约人的精神后盾。这一年的感恩节，我来到世贸中心的废墟前，有一堵墙让我十分感动，上面贴着在"9·11"事件中牺牲的所有纽约市消防局官兵的照片，有近三百人，几乎是纽约市消防局的一半，半军覆灭。旁边是美国其他四十九个州消防局的臂章，五颜六色，特别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纽约消防队员的声援和支持。你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是一个大社群，虽然肤色、种族、文化、宗教和地域不同，但在这一刻，却让所有人的心按照同一节拍跳动：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们都是美国人！深受灾难的纽约人，成为全美国致敬的对象。以拍纽约著称的名导演伍迪 艾伦，从来拒绝奥斯卡奖，但"9-11"以后破例来到洛衫玑，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全场起立向他致敬--不，是向所有纽约人致敬。从来以世界公民自居的纽约人，在那一刻，如何让他不强烈地感受到：我首先是一个美国人？

　　回过头看中国。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北京是灾难最严重的城市，不管其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共同体中的一员，北京的灾难也是全民族的灾难，理应获得全中国的同情和声援。遗憾的是，我们听到的更多地是对北京人的歧视和指责，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终于轮到北京人倒霉了！谁让他们平时那么牛！--与"9-11"以后对美国人的幸灾乐祸如出一辙。在我们各地的氛围中，到处是一种自保心态：挖断国道、对北京人围追堵截。没有一个省或直辖市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北京的声援，虽然我知道，各地对北京的实质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急需口罩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虽然这时上海也缺口罩。北京缺医疗用品、医务人员，但最缺的是其他地方兄弟般的道义支持和精神关爱！

　　一到关键时刻，中国人的本能反应是十分传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情感是很肤浅的，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情感，但一旦与我们的另外一些认同价值：家庭、家族、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通常会把民族国家的价值置于一边。而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里，国家的价值是高于地方、家族价值的。甚至在危机时刻，在一定条件下，还高于个人的价值。美国人平时很重视个人权利，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他们看来都是无法容忍的。但?quot;9·11"事件之后，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机场、国家纪念物和各种旅游点耐心地排队，等候接受在我看来是相当荒谬的、过分的安全检查。但在美国人看来，为了美国的集体安全，这点个人牺牲是可以忍受的。而中国社会就象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和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中国人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近代以后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又被渗透了大量的党派和权势集团的利益，一谈到民族国家，很多人就会产生警惕，认为这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个党派或强势集团的不良企图，这就使得地方的利益始终在实际政治利益分配中高于国家的利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合理的基础和民意的支持。

　　民族主义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象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那样，赋予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也有可能与各种专制的威权主义或反西方的保守主义相联系，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借口。因此，有些自由主义者一提到民族主义，就谈虎色变，甚至将之与民粹主义等量齐观，看成是阻碍中国走向民主的两大病灶之一。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这样的观点有其道理，但不无偏颇。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之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民国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如果自主的公民们缺乏民族的框架，共和政体就会缺少活力。民族使得国民们有了归属感，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就是说，民主宪政只能解决政治共同体的制度问题，这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若要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就必须与特定的语言、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相结合，成为具有一体化的、拥有明确归属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民主宪政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律体制，自身无法提供文化上的归属感，所以一定要借助民族的想象，哪怕象美国这样的没有民族传统的国家，也要创造一种公民宗教，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政治民族。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嘹亮的主题，谁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旗帜，谁就得人心、得天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历史上失败，部分原因就是象1848年的欧洲自由主义一样，忽略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将之拱手让给了官方的威权主义和底层的革命运动。

　　几年以前，我曾经撰文，指出：由于自由主义的失败，缺乏民主政治共同体和公民文化的实质性内容，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要使民族主义在中国有虚到实，政治共同体的改革和重建是必需的。从这次非典危机来看，中国公众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是在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党中央处理了两个渎职高官，表现出政治革新的决心以后，才强烈体现出来的。这表明：民族国家的认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共同体是否代表民意、是否是体现了公共利益和人民主权。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仅在族群和文化上给国民们以归属感，而且在法律上也给予公民以政治自主性，那么，它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社群，也是一个政治的社群。凝聚起人心、激发起爱国情感的，除了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背景之外，还有公共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民族国家，才是真正给公民们以真实而持久归属感的社群。

　　不过，话也说回来，不要以为有了一部好宪法，有了民主的制度，有了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民族国家认同就自然而然解决了，这是权利自由主义的天真烂漫。查尔斯 泰勒认为有两种公民社会：一种是权利型，另一种是参与型。在权利性自由社会中，公民的尊严来自享受各种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但这并不能保证公民们对共同体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他与国家的关系很有可能是一种类似市场交易的契约关系：我向你纳税，你保障我的权利。而在参与性的民主社会中，公民们不是将国家看作是一个保护自己利益的守夜人，而是一个体现了自身文化根源和政治归属的社群，公民与国家有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体感。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是民主的，也是民族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它使得公民具有双重的特征：由公民权利确立的政治身份和由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造就的民族归宿感。权利也好，参与也好，在泰勒看来，其终极价值都体现了公民的尊严，公民的个人尊严不仅体现在拥有各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而且也在于通过参与社群的公共生活，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非典危机为古老的中国重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再一次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我们是否能够如何抓住机会，全民对话，在共同的历史命运感召唤之下，对政治改革的方向、力度和步骤取得谅解和共识，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呢？

　　社群

　　目前这场与非典的全民抗战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展开的，显示了我们国家行政机构有效的动员和控制能力。这种纵向的动员机制是建国五十多年来形成的政治传统，在这一非常时期显现其特殊的功效。不过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在这套动员机制中，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我想说的是，是社群的缺席。

　　社群在英文中叫community,社群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个志愿团体，都属于社群。社群与我们平时所熟悉的公司、机关、学校等这些按照现代市场和科层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单位不一样，它没有具体的、功利性的目的，社群是一种情感性的团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一群人彼此分享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信仰和爱好，或者血缘、族群或地缘基础，或者自愿、或者天然地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团体就被成为社群。戴维 密勒（David Miller）认为：人的联系方式分为三种：市场、国家和社群。市场中人们是自愿地交换个人财产；在国家关系中，国民们通过法律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但在社群之中，大家是通过公共的认同发生情感和利益上的联系，社群的信仰就是每一个成员个人的信仰，成员们自愿为成就集体的目标而奉献个人的努力。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社群的社会，农村的宗法家族、城市中的同乡会馆，都是传统的社群，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古代社会里，这些社群在乡绅的领导下，在社会底层发挥了自组织功能。不过，晚清以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不断地以一?quot;内卷化"的方式向社会底层渗透，传统的社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和全权政府的苏联模式指导下，更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小政府、大社会"，建立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但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爆发的时候，这些社会自组织系统却无所作为，基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各地民众中弥漫的恐慌、疫区居民抢购生活必需品、北京城百万学生民工大逃亡、对咳嗽发烧病人的歧视等等。假如没有政府的一系列紧急行政措施，我们这个社会恐怕就会在一夜之间失去日常秩序，陷于瘫痪！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就相当主动和积极。"9-11"事件从世贸中心受到攻击的第一刻起，美国社会的各种社群不用动员，就立即自发地行动起来：各地教会号召教徒们为死难者的灵魂祈祷、各种慈善团体为死难者家属募捐、志愿者们纷纷奔向献血站，排几个小时的长队，希望为国家献一份爱心。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9-11"发生时，我正在西部黄石公园旅游，两天以后，我搭乘UA的夜航班从洛杉矶回波士顿。当时，飞机上几乎所有的旅客都非常恐慌，一有人到后面上洗手间，所有的人都会紧张地盯着他看，怕有什么劫机举动。清晨6点钟到达罗根国际机场时，让我大吃一惊：波士顿的好几个志愿团体自发地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原来我所坐的这架飞机是罗根机场重新开放以后抵达的第一个航班！看到这些自愿者们挥舞着星条旗，向我们微笑时，我的眼眶有点湿润：在美国，社群总是在你最缺乏信心的时候，给你勇气和温暖，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社群，不仅是靠政治共同体的制度运作，更重要的是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作为基础。美国政府假如突然瘫痪的话，这个社会不一定会乱，可以照常运作。美国这次也有非典患者，但主要依靠公共卫生系统来防范，很快就控制住了，布什政府的心思都在伊拉克战争上，在控制非典上并没有花多少精力。但中国却没有这样一套以社会为基础的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次防范非典的战役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不是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在运作。复旦大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告诉我说，现在完全是各级政府和各单位行政系统放下日常工作，替我们公共卫生系统在指挥，假使没有政府出面，我们这套公共卫生系统根本应付不了这场非典危机。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缺乏社会自身的自主能力，或许我们这次能够战胜非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顺利应对下一场类似的危机，难道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危机，都要由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放下日常工作，出面处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主要是靠全能主义时代那套习以为常的行政控制和革命动员模式来处理危机，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政府主导、发动群众的运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叫了二十年，到头来是一夜回到改革前。假如从建立自组织社会的大目标来看，处理危机的方式可以说是倒退。这些年建立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系统，在这次危机当中，基本没有独立的施展空间。虽然这一次危机突如其来，迫不得已，但是假如战胜了非典之后只是沉溺于一片盲目的凯歌之声中，我们的社会依然贫血，依然缺乏独立的自组织能力，这样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社会。

　　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社会假如没有各种自组织的社群，没有丰富的社群生活，而是让人们在所有事情上都直接面对政府、依赖政府，在各种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政府危机。

　　为什么这次在北京，当非典真相暴露之后，会出现百万人夺路狂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大都市缺乏各种社群的生活。在现代大都市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里，人们被迫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际网络中，所有的人都带着"口罩"，没有自己真实的面孔。单位也好，社区也好，所接触的人，都是非人格的交往，缺乏情感的联系。现代大都会一旦缺乏社群生活，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的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和邻里。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假如有了同乡会，有乡土情结的大学生们，在同乡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是否可以更容易坚守北京？假如有了类似日本的创价学会这样的联络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灵群体，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是否不再是一盘散沙，灾难来临就作鸟兽散？

　　社群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公司上班、在机关办公、在学校学习时，我们与同事的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职务关系。我们被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现代企业的科层化制度组织起来，在这样一个带着面具生活的交往空间之中，我们是无法获得情感上满足的。社群的生活不一样。社群是自愿的结合，不带功利性的目的，社群与我们内心各种真实的情感需求有关：或者是信仰上，或者是兴趣的驱使。社群中的交往，是不带面具的人格交流，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与个人的自我实现有关。

　　美国之所以在灾难时刻社会能够自发启动，共赴时艰，乃是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社群在发挥作用了。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小到一个社区、一个自愿团体，美国社会就是由无数个社群网络纵横交错组成的。每一个社群都给其每一个成员以同等的关怀，以一种文化的、心灵的和精神的归属感，让你觉得你愿意为之骄傲、为之留恋和为之奉献。我们过去对美国的了解太片面，总是说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这只讲对了一半。除了个人主义，美国还是一个充满社群精神的社会，有着高度自发交往、自愿结社的社会。托克维尔当年从官僚制的法国到美国访问，对此赞叹不已。一个社群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有诚信（trust）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信任和合作。按照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分析，在世界上，美国、德国和日本是拥有很高诚信度的国家，而中国、法国、意大利的诚信度就比较低，一旦面临危机，社会容易崩溃。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也有家庭、宗族、会馆等这样的社群，为什么诚信比较低呢？这是因为这些社群大都是自然的血缘或地缘团体，在一个流动有限的封闭社会尚可发挥其功能，一旦进入高流动的开放社会，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社群中的人情原则，只是发生在社群内部的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所谓内外有别。当这样的传统社群原则一运用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特别冷漠。在这次非典危机中让许多人寒心的 不是SARS，而是人心。香港许多一线的医务人员倒下去，很多市民自发到医院去送鲜花，表示道义的支持。有时候，特别是灾难的时刻，人所最需要的，并不是实质的帮助，而是道义上的支持和人心的温暖。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物质化，一讲支持，首先想到的就是捐钱、捐物，好象离开了物，就无法表达精神的关爱。我有一个朋友是医生，因为她接触过一个需要观察的高烧患者，她也被隔离了几天。在这几天里，让她恐惧的倒不是非典，而是世态炎凉。过去的同事朋友一个个如同避瘟疫一样，都躲得远远的。而一个刚从加拿大回上海的朋友告诉我，那里多伦多的疫情也比较严重，但各种社群组织了许多人出来做志愿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在飞机上碰到一个老太太志愿者，对每一位乘客作义务调查，特别是看到亚裔的乘客，就非常热情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要知道，现在坐飞机，是风险最大的！但是在西方社会，每当危机时刻，一个人受难，就有无数的陌生人站出来，主动关怀你，他让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哪怕你是新移民，也让你有回家的感觉。我们现在对民主社会了解还太片面，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宪政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事实上，民主社会之所以可爱、有人情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社群。社群的缺席，使得我们这场伟大而悲壮的抗非典战役留下了许多缺憾，也使得政府背负了太多的本应由社会和公民们承担的责任。　　

　　公民

　　在这次非典危机之中，特别是北京非典真相刚刚被揭露的时候，有些网友在网络上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在这些貌似激烈的批评言论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时代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应该由政府负责，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形态表现，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这些网友充满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深入分析过的"戾气"。这种"戾气"是全能主义社会的后遗症，当这种心态被普遍化之后，更加助长了社会对政府在体制和心理上的依赖。

　　加缪在《鼠疫》中描写说，在灾难面前，很多人在失去了自主，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够出来拯救他们。而里厄医生站出来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最后只能自我拯救，只有具有自我意识和敢于担当的人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城市，他们站出来，通过自己的反抗使城市摆脱了灾难。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我们不要只追究政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虽然作为公民，我们要行使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职能，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民，更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整个社会如何团结起来，共渡时艰。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个人如何自我理解？现在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庸俗化解释，把个人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有网友在BBS上说，民众最重要的是知情权，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在得到真实信息之后，自然会作出最合理的个人选择，但是，在现实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北京百万学生和民工大逃亡，不是发生在真相未知之前，而是在真相开始暴露，措施却没有及时跟上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人性、对人的理性的估计太高、太乐观了！这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以为社会的秩序与市场的秩序一样，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quot;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然而然会达到最优的状态。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按照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观点就是"占有性的个人"，这些人虽然是有理性的，但只是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式的考量，即如何有效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理性考量在市场交易中是可能的，但在社会系统中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为社会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公共利益。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中指出的，这样一个自利性的市场原则最后会伤害到社会，使整个社会崩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还有宗教、家庭、家族等各种社群存在，社群中的人际关系不是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靠情感、信念和公共文化作为枢纽在起作用。但假如市场的自利原则普遍化，撕破了中世纪一切温情脉脉的关系之后，社会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我们在这次非典危机当中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社群的纽带，危机一来，大家都变为自利性的个人。自利性的个人，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只是仅仅有权利意识的资产阶级市民，还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现代公民。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具有公共责任，能够超越个人的利害，有所担当的。

　　即使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在民粹政治的主导下，形势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可见，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二周，这是公民社会中人的自觉。假如你到处乱跑，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和没有信用的人，这样缺乏公共责任的人，在西方社会是缺乏最基本的信用，以后没有人会与你打交道。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有两个人可以视为中国公民的典范。一位是蒋彦永，另一个是姚明。休谟将人的道德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德性，其动机是社会的公共正义，捍卫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种是自然德性，其动机是个人的同情心，通过施善获得道德的自我肯定和快乐。蒋彦永体现的是公民的公共德性，他大胆揭露了北京的非典真相、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以一己之勇气维护了共和国的公共正义。姚明更多的是体现了公民的私人美德，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以个人的明星魅力借助媒体发起全球募捐活动，让人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善心，还有超越于自利的道德之心。

　　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人们普遍感到恐慌、紧张，不知所措。在那样的时刻，生活失去了日常的规范，需要有摩西那样的"奇里斯马"型的神魅人物站出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各种公众人物就充当了摩西的角色。"9-11"以后，我在美国看到了各种公众人物，比如教堂的牧师、大学校长、演艺体育界的明星纷纷出场，对公众发表演讲、为死难者家属募捐等等。香港演艺界在这次抗击非典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曾志伟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号召香港市民团结起来，战胜恐慌；王家卫冒着被感染的生命危险，第一个深入隔离病房，拍摄抗击非典的公益广告片，并且宣布事后自觉隔离十天。在香港政府举措迟疑的时候，正是这些民间的公众人物和各种社群，领导香港市民社会自救，力挽狂澜。

　　相比之下，在北京非典最猖獗、人心最动摇的时刻，那些平时在媒体频频亮相、惟恐被公众遗忘的各路明星们，一个个都失踪了，以至于北京的千龙新闻网惊呼："我们的公众人物哪里去了？"明星们肯定在暗地里大叫委屈：我们也是人，我们有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但从美国回上海度假的二十出头的"大小孩"、刚刚获得体育"奥斯卡"-劳伦斯新人大奖的国际巨星、国宝级公众人物姚明，为那些众多老资格的国内明星们，毫不客气地上了一课：什么叫真正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究竟是什么？公众人物既然在社会上拥有布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其商业活动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那么，社会也有权利要求他们比一般的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叫做权利与义务相等。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各路演艺明星和学术文化明星的集体失踪，令人不能不愤慨。幸而还有一个姚明，是姚明只手洗刷了中国公众人物的集体耻辱。

　　人性是很复杂的，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关于这一点，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看得清清楚楚。苏格兰启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乡，但无论是休谟，还是亚当 斯密，既洞察人性的幽暗，也看到人性的善良。当代经济学假设人是一个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是学科分析的抽象，切莫以为现实中的人性真的是除了自利，没有别的。不错，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或者说为了分析的需要，将道德用括号括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代表了人性的真实--它只是市场关系中的人性，除了市场之外，人还需要在社群中生活，还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中表现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亚当 斯密除了写《国富论》以外，先要写一部《道德情操论》的道理。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人们或许更多地表现为自利之心，但在非典危机那样的非常时刻，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他人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时刻，人的道德就有可能自我提升。这种美德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起码的恻隐之心即可，而恻隐之心，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

　　同情心，人皆有之，在非常时刻，是会激发起一部分人内心中的向善本能的，但如今我们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动员模式，却糟蹋了这样的善意。一种向善意志一旦被纳入动员机制后，就丧失了其善意。上海的医务人员都被列入了后备队，但我那个医生朋友接到的动员电话是这样说的?quot;我们现在希望你自愿加入后备队，我们科室一共10个人，已经有8个人报名参加了，你的态度呢？"它首先给你一种压力，假如你不参加，你就是一个异类。这样的动员模式不给你一个自我升华的机会。一个人行善，在被迫的情况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感受是不一样的，休谟说，行善的自然美德乃是为了获得内心的道德愉快。但在行政动员机制下，却把献身者的道德快感都剥夺掉了。医生这一职业在欧洲的传统中属于教会，是一个神圣性职位，教士拯救人的灵魂，医生拯救人的生命。进入世俗社会之后，医院成为了医疗产业，失去了其神圣性。在这次非典危机又有重新恢复了医生的神圣性质，但这样的神圣性要由医生护士们自觉去体会，不是靠行政力量去动员的。虽然这次行政主导的强势动员模式非常有效，却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全民道德提升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实在可惜。

　　不仅行政机构，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在糟蹋公民的善心。以姚明发起的慈善募捐活动为例，上海电视台作为承办方，在短短六天里，就把它推出来，精神可嘉，但电视台可能将人心看得过于幽暗，将一场神圣的慈善活动搞成一个平庸的体育彩票游戏。本来，在节目中，为了调动观众的恻隐之心，应该多渲染募捐的受益者医生护士们令人感动的经历。但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体育明星们却唠唠叨叨地汇报自己的细微琐事，说一些有气无力的苍白语言。电视台大概以为观众们都是怀着以小博大的博弈目的，冲着偶像亲笔签名的篮球，去打一个成本只有五元钱的慈善电话。错了！慈善就是慈善，募捐所调动的不是人们的自利心，而是心灵深处的博爱之心。国外类似的慈善活动，捐献起点都不低，至于那些奖品，不过是一个对其爱心的象征性鼓励而已。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只有博弈，没有慈善，甚至将慈善也糟蹋为博弈呢？是否我们这个社会对人性的估计，从过去的极端高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这样的庸俗游戏，对培养公民的向善之心，究竟是鼓励还是压抑？看完那场以姚明名义发起的募捐直播，我很为姚明难过，他的公民精神就这样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门口受到了扭曲。

　　姚明和蒋彦永，是中国公民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英雄。由于各人的位置所限，我们不可能个个象姚明、蒋彦永那样行动，但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并非是完全无所作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北大一个留守在校园的新生写的贴子，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最后醒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 "有网友在跟贴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对社会、对自己担负起责任，这就意味着战胜了恐惧，重新获得了人的尊严。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很多人患了群体性的非典恐怖综合症。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当灾难突然降临时，我们如何战胜人性中的SARS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都有恐惧和无助感。我们如何来支撑自己？对于一个缺乏社群生活的个人而言，这就需要信念。在西方有宗教的支撑，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以前扮演宗教功能的儒家人生理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今都去魅了。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当然不再可能重建统一的社会信仰。信仰完全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事务，与各种亚群体有关。关键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是否有信，有信比无信更能面对危机，那些感到内心恐惧的人大多缺乏信念，他们既不相信超越的神圣之物，也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有人会说，信念这种东西是很虚妄和空洞的，只要知道真相就可以了。当然，真相是很重要的，只有信念没有真相，只能产生盲目的、义和团式的僭妄。但是，真相无法给人以力量，因为真相属于事实领域，事实本身并不能产生勇气，事实和价值按照休谟的经典论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真相无法回答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勇气要靠信仰来支撑。有人可能会说，我们要相信科学，科学会给人以力量。是的，科学很重要，没有科学万万不能。但另一方面，科学却不是万能的。科学也许可以应对事实世界的SARS，但它却无法战胜价值世界的恐惧。恐惧和绝望乃是因为人失去了日常的自信，失去了生存的规则和意义。

　　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个人比较欣赏加缪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相信荒谬是无所不在的，人无法根绝荒谬，人的真正尊严是认识和战胜荒谬，体现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与命运抗争的决心和韧劲。

　　现代的都市生活太过紧张，平时每个人都忙于日常生计。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人生的大钟突然停止了摆动。当我们被迫与世界隔离的时候，倒是一个难得的沉下心来自我反省的大好时光。这个时候就象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开始超越"存在者"，开始直接面对"存在"本身：究竟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在真实地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便会严肃地浮现出来。人在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是有可能超凡入圣的：一个是陷于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超越功利的；另外一个是面对死亡。在这样的时候，人会面对一种真实的处境。非典危机对于每一个对生命有严肃思考的人来说，恰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反省机会，那些在平时看起来十分虚渺和没有意义的问题，都会真切地浮现出来。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也面临着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或许一生只有一次，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也是罕见的历史机遇。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公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拥有一切，还是一无所有，是大胆改革，实现升华，还是墨守成规，甚至倒退，一切取决于我们明智的选择。我期盼着，当危机过后，留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将是一些有价值的反思，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此为至望。

　　2003年5月于非典猖獗神州之时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