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以下简称“成”）：这次的非典疫情从广东的一个地方性事件演变为一个全国性规模的事件，无疑有很多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我先想问的是，您对这次事件中发生的哪些情况印象非常深刻？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在这次非典的灾难面前，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知识分子通过签名和文章表达了各自的态度，有些态度是肯定政府的，而另外一些的态度是批评性的。我在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危机时刻，除了立场和态度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反思。现在非典的疫情还没有结束，中华民族还继续在与非典病毒作艰苦的斗争。这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但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潜伏着我们这个社会多少年来所积淀下来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

　　成：我个人在最近的报刊媒体上看到很多关于非典方面的评论和报道，但是一般都是从您刚才提到的公共卫生的危机角度出发的，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则是从政府职能出发的，认为政府在这次疫情面前表现的控制力出现问题。而您所讲的从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角度反思非典疫情的文章我本人则很少看到，也非常想听听您的具体看法。

　　许：关于公共卫生的问题，有那么多的专家，我就不说了，而政府的管理乃至政治改革问题，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最近提出来，我也很赞成，也不重复了。我想重点讨论一下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谈及的民族国家认同、社会自组织的建立和危机中的个人信念这三个问题。纯粹是偶然的原因，我个人在最近三年里，命运安排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震撼全球的国家危机，一次是这次咱们中国的非典危机，另一次是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那一年我刚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美国的民众一起经历了那场同样是突如其来的国家危机。今天我想通过比较这两场危机，提出我的一些反思，与大家一起讨论。

　　民族
　　许：首先我想谈一下危机下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只是近一个多世纪里的事情，以前中国只有“国”和“天下”的观念，这个“国”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已，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有着确定主权、疆界以及特定文化传统的国家观念。而“天下”这个观念按照儒家来看就是华夏文化传统，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天下”的观念是高于“国”的观念的，各方蛮夷只要接受华夏文化，都能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至于谁来统治，倒是一个其次的问题。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在欧洲也是19世纪的产物，按照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代表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看法，民族主义的渊源在于现代性，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合法性原则之一（另一个原则是经济成长）。民族主义意识通常是在危机时刻迸发的。法国人的现代民族认同是在保卫法兰西、高唱《马赛曲》中产生的。中国也是这样。最早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刺激了梁启超等新派士大夫萌发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认同。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又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意识扩展到整个知识精英，特别是青年学生。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以后才开始产生，鬼子来了！才使得一般百姓感受到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到抗战以后才普世化。1945年以后到现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民族生存的整体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就在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整个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未知世界的微生物病毒。但它象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是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好契机。

　　成：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认同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虽然它也依托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上面，但是它也需要一定的方式来保持这种民族认同的长期性和稳固性。 　　许：民族国家的认同回应的是每一个国民的身份确认的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权利自由主义将人抽象为权利的主体和理性的主体，但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人、权利人，同时也是有情感、有文化背景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国家的地域之中。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的和民族的归属感，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是人为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不是自然而然演化的产物。美国这一民族是在独立战争中被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但共同体的想象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旗、国歌等一套仪式不断地强化和巩固，否则很容易被淡忘。每隔四年的奥运会，美国人之所以如此疯狂，因为这是一次周期性的想象和复习民族认同的机会。“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达到了极点。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受到攻击的不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纽约的灾难就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灾难，他们急于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的忠诚。最直接和简单的表达，就是每家每户悬挂星条旗。平日也有人挂国旗，一般这样的家庭被认为是保守派。但“9·11”之后，连自由派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汽车前挂国旗，通过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表达他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刻对共同体的忠诚和认同。我在那年10月份的时候，到了威斯康星州去访问，刚好在举办一个城市马拉松比赛，我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壮汉在比赛时，手臂上固定地绑着一面相当大的国旗，这样跑马拉松，耗费的精力肯定要比其他选手多出一倍，但他却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危机时刻对国家的忠诚。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很多人问我，美国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这些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党派、超种族的的社群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您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这也让我想起了19世纪初的德国，当时拿破仑军事上击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人，德意志国家遭受到惨败，而就在这个时候，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篇演讲集中阐明了当时德意志民族对自我身份急待确认的心情，当时也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危机对这种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想问一下的是，您对这次非典危机对于中国的意义有什么看法？

　　许：在网络上和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到这次危机中，特别是中央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向心力的表现。很多网友在BBS有很多言论的表达。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方式。过去我们都是被动员式的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情感的空间、方式和渠道。我们缺乏这样一种表达的仪式。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但我们的国旗从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公众情感表达的载体。我们的《国旗法》太严厉了。美国的民众可以利用国旗，自由表达对国家的各种情感，9-11以后，我居住的社区，有一位老太，她特地定制了一个旗杆，每天黎明，迎着一轮朝辉，一本正经地走到庭院，将星条旗升上旗桅。黄昏时刻，又隆重地降下来。其过程之肃穆，丝毫不亚于北京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美国人还将星条旗拿来做门帘、窗帘、廊帘。那几个月，美国市场一片萧条，唯有与国旗有关的，一概成为热销产品。在美国，星条旗尽管依然是一种国家图腾，但它已经世俗化了，所象征的不仅是国家的威严，更重要的，还有民众的情感。而在中国，国旗的表达主体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却无法通过国旗表达自己的爱国族情感。一周以前，我突然发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面小国旗，我当时很惊喜，以为这个出租车司机也象美国人一样，表达自己对与国家共度时艰的决心。第二天，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开始挂国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点愤怒：在这国殇的时刻，为什么要强迫大家去庆祝？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更可悲的，我们不仅丧失了表达爱国的渠道，还丧失了表达爱国的语言。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医务人员、军人、小孩在表达与国家同心同德，不怕牺牲，抗击非典时，那个语言之贫乏啊，千篇一律，陈词滥调，真是急死人。我相信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们的语言听上去是那样的空洞、无力。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吗？还是被我们的媒体强制过滤了？还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只会按照统一的标准答案，鹦鹉学舌？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北京是灾难最严重的城市，不管其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获得全中国的同情和声援。我记得在“9·11”事件后，时，不管是德州还是加州，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把纽约的苦难看作仅仅是纽约的灾难，而与自己无关。纽约的灾难就是全美国的灾难，全美国都成为纽约人的精神后盾。这一年的感恩节，我来到世贸大厦的废墟前，有一堵墙让我十分感动，上面贴着在“9·11”事件中牺牲的所有纽约市消防局官兵的照片，有三百多人，几乎是纽约市消防局的一半，半军覆灭。旁边是美国其他四十九个州消防局的臂章，五颜六色，特别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纽约消防队员的声援和支持。在那一时刻可以强烈感受到，全体美国人的命运是与纽约的命运是血脉相连的。美国就是一个大社群，虽然肤色、种族、文化、宗教不同，但在这一刻，却让所有人真切地感受到：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们都是美国人！但在这次非典危机中，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地是对北京的歧视和指责。没有一个省或直辖市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北京的同情和声援，虽然我知道，各地对北京的实质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虽然这时上海也缺口罩。但是在我们各地的氛围中，到处是一种自保心态，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我们看到的是挖断国道、对北京人围追堵截的场景。北京虽然缺医疗用品、缺医务人员，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区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关爱！这是传统中国的宗法家族和地方意识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在这一时刻，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又是十分传统的，缺乏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比较9-11以后美国9-11以后的众志成城，真是让我感慨万分。

　　成：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中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情感是很肤浅的，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情感，但一旦与我们的另外一些认同价值，比如家庭、家族、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通常会把那些价值看得比国家的价值更高。而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里，国家的价值是高于地方、家族价值的。甚至在危机时刻，在一定条件下，还高于个人的价值。美国人平时很重视个人权利，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他们看来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但在“9·11”事件之后，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机场、国家纪念物和各种旅游点耐心地排队，等候接受在我看来是相当荒谬的过分的安全检查。但在美国人看来，为了美国的集体安全，这点个人的牺牲是可以忍受的。而中国社会，就象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中国人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近代以后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又被渗透了大量的党派和权势集团的利益，一谈到民族国家，很多人就会产生警惕，认为这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个党派或强势集团的不良企图。这就使得地方的利益始终在实际政治利益分配中高于国家的利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合理的基础和民意的支持。

　　社群
　　成：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皇权制度，中央只是通过地方直到个人实行控制，因此家族、地方对于个人而言只是一个接受控制和依附的地方。而美国的建国却与此不同，它完全是从社群开始演化的，他们的自治和社群的理念使得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结构非常奇特，既是联邦制，又拥有一个整合的国家观念，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结构，我觉得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背后是需要一定的因素支撑的。

　　许：你这个看法很好，我从美国回来后，最强烈的感觉之一就是中国除了缺乏自由和民主之外，还缺乏现代社群的观念。儒家也有社群观念，但它的基础是宗法家族、地域和文化传统等，这些社群的观念，是在一个流动有限的农业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如何在人口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重建社群，与现代人的权利观念不冲突？美国的建国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说是先有社群，再有国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是从五月花号船开始的。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去参观过这艘五月花号。这批移民在移民新大陆的时候，订立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他们有同样的新教背景，每个人也拥有自己的权利，既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权利的共同体。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就是十三个社群。独立战争以后，这些社群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形成了一个大的政治社群，其基础是社会自组织系统。美国政府假如突然瘫痪的话，这个社会不一定会乱，可以照常运作。但是中国却不行。这次防范非典的战役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不是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在运作。美国这次也有非典患者，但是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布什政府的心思都在伊拉克战争上，在控制非典上并没有花多少精力，主要是依靠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来运作的。中国却没有这样一套以社会为基础的健全的公共卫生系统。我开会时见到一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他说，现在完全是各级政府和单位行政系统放下日常工作，替我们公共卫生系统在指挥，假使没有政府出面，我们这套公共卫生系统根本应付不了这场非典危机。到今天为止，上海的非典情况还不严重，许多海外朋友来EMAIL问我什么原因？我说可能有两个，一个是WHO专家组所说的幸运成分，另外一个原因是上海有一个强势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一直起着主导地位。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只有政府的积极性，却缺乏社会自身的主动性。或许我们这次能够战胜非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顺利应对下一次场类似的危机，难道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危机，都要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放下日常工作，出面处理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主要是靠全能主义时代那套传统的资源和方式来处理危机，靠党和政府革命动员模式来应对，这是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政府主导、发动群众的运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叫了二十年，到头来是一夜回到改革前。这次处理非典危机的方式从某个意义而言是倒退，改革开放20多年，建立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系统，在这次危机当中，基本没有独立的施展空间。虽然这一次危机突如其来，迫不得已，但是危机过后我们要反思，如果我们只是沉溺于一片盲目的凯歌之声中，我们的社会依然贫血，依然缺乏独立的自组织能力，严重地依赖政府和传统的群众运动模式。这样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社会。

　　成：我们在这次SARS危机过程当中，也看到中国人各自为战的形象很突出，大部分的人都仅仅在自保，虽然自我保护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满足于自保也是不够的，社会如果不能凝聚起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仅仅依靠政府，这后面隐藏的结果也是危险的。

　　许：我这次在网络上特别注意到有一些网友们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我觉得在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论背后，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社会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应该由政府负责的，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态表现出来，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这些网友充满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深入分析过的“戾气”。这种“戾气”是全能主义社会的后遗症，在当今这个开明的威权体制下继续泛滥，当这种心态被普遍化之后，更加助长了社会对政府的体制和心理上的依赖。

　　成：您讲的这个极权社会的后遗症问题让我联想起奥克肖特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主选择的，很多人非常嫉妒他人能够自由和自主的选择，相反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代替他们作出选择。因此我们在反思这场危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个体对于政府和社会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放弃对政府的全盘依赖，而培育出一种健康理性的，自主的、独立意识。

　　许：前几天我重新读加缪的《鼠疫》，加缪在小说中描写说，在灾难面前，很多人在失去了自主，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够出来拯救他们。而里厄医生站出来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最后只能自我拯救，只有具有自我意识和敢于担当的人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城市，他们站出来，通过自己的反抗使城市摆脱了灾难。我很盼望大家都去读一读这本《鼠疫》。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此刻的中国人是很有启示的，我们不要只追究政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虽然作为公民，我们要行使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职能，但作为一个独立和自主的公民，更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整个社会如何团结起来，共渡时艰。

　　成：中国这样一个以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里，经济化的个人观念非常盛行，大家没有一种公共利益的观念，无法形成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群，这也使得社会无法形成自己的主动性。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问题？

　　许：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牵涉到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个人是如何自我理解？现在有一种庸俗自由主义的解释，把个人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有网友在BBS上说，民众最重要的是知情权，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在得到真实信息之后，自然会作出最合理的个人选择，但是，在现实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北京百万学生和民工大逃亡，不是发生在真相未知之前，而是在真相开始暴露，措施却没有及时跟上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人性、对人的理性的估计太高、太乐观了！这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以为社会的秩序与市场的秩序一样，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然而然会达到最优的状态。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按照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观点就是“占有性的个人”，这些人虽然是有理性的，但只是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式的考量，即如何有效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理性考量在市场交易中是可能的，但在社会系统中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为社会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公共利益。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中指出的，这样一个自利性的市场原则最后会伤害到社会，使整个社会崩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还有宗教、家庭、家族等各种社群存在，社群中的人际关系不是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靠情感、信念和公共文化作为枢纽在起作用。但假如市场的自利原则普遍化，撕破了中世纪一切温情脉脉的关系之后，社会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我们在这次非典危机当中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社群的纽带，危机一来，大家都变为自利性的个人。自利性的个人，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只是仅仅有权利意识的资产阶级市民，还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现代公民。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具有公共责任，能够超越个人的利害，有所担当的。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在民粹政治的影响下，形势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可见，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2周，这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的自觉。假如你到处乱跑，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和没有信用的人，这样缺乏公共责任的人，在西方社会是缺乏最基本的信用的，以后没有人会与你达交道。 　　成：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对社群有这样一些分析，一种共同体是指传统和情感的共同体，另外一种共同体叫结合体，大家仅仅以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叫做目的结社。但是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做信念共同体，大家依靠自己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中国以前也有社群，但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传统型的共同体也开始瓦解，新的社群组织方式却没有形成，因此我觉得，现在中国缺乏的就是第三种共同体，也就是公民的信念共同体，大家都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依靠自己的信念结合在一起。我个人认为，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比较稳定的一种社群组织方式。 　　许：现代的城市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现代都市生活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都市空间中，如果在都市里缺乏社群生活的话，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在我看来，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老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场所，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了。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假如有了同乡会，有乡土情结的大学生们，在同乡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是否可以更容易坚守北京？ 　　另一方面，现代的都市人的关系也过于功利化，人情冷漠。在这次非典危机中让许多人寒心的 不是SARS，而是人心。香港许多一线的医务人员倒下去，很多市民自发到医院去送鲜花，表示道义的支持，让我很感动。有时候，特别是灾难的时刻，人所最需要的，并不是实质的帮助，而是道义上的支持和人心的温暖。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物质化，一讲支持，首先想到的就是捐钱、捐物，好象离开了物，就无法表达精神的关爱。我有一个朋友是医生，因为她接触过一个需要观察的高烧患者，她也被隔离了几天。在这几天里，让她恐惧的倒不是非典，而是世态炎凉。过去的同事朋友一个个如同避瘟疫一样，都躲得远远的。一个刚从温哥华回上海的朋友这次告诉我，加拿大多伦多的疫情也比较严重，但在那里很多人主动出来做志愿者，他在飞机上碰到一个老太太志愿者，对每一位乘客做义务调查，特别是看到亚裔的乘客，非常热情的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你要知道，现在坐飞机，是风系险最大的！但是在西方社会，每当危机时刻，一个人受难，就有无数的陌生人站出来，主动关怀你，他让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哪怕你是新移民，也让你有回家的感觉。我们今天对自由民主社会了解太肤浅，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没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社群。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只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这样的传统社会一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特别冷漠。

　　即使有人情，我们也苦于无法表达。就象我刚才说的，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苦于无法表达，对他人的关爱之心也苦于无法表达。社会、舆论和媒体没有这样合适的渠道和空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西安的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很激动地说，虽然他不是一个医生，但是他自愿报名参加去北京的医务队。一到非常时刻，会激发起人内心的善心和神圣感，这在平时是被遮蔽的。但可悲的是，我们如今的社会机制却让许多人无法表达。危机时刻，民气可用，但民气与政府无法接通。我听说到，现在上海血库缺血，因为过去的献血专业户，怕献血之后，免疫力会下降。但我们的媒体却没有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动员大家出来自愿献血。如果需要，恐怕又是行政性强制动员方式。美国“9·11”事件后，纽约很多市民无从表达自己与国家同心同德，自发地去献血，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援助别人，第一反应就是伤员这么多，可能会缺血。很多人排5个多小时的队献血，场面很令人感动。

　　成：这也让我联想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说，韩国的家庭主妇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环来兑换成韩圆，以此支持政府，不至于让韩国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而这样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念感和责任感在中国却很少看到。

　　许：在中国看到的不是奉献，而是抢购，赶紧尽可能地占有稀缺资源。在灾难面前，人的自利性暴露无疑。这并不令人意外，让我感到可悲的是，许多具有公共意识和献身精神的公民，却苦于缺乏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我刚才说过，在非常时刻，是会激发起一部分人内心中的向善本能的，但如今我们的动员模式，却糟蹋了这样的善意。一种神圣的情感一旦被纳入动员机制后，就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上海的医务人员都被列入后备队，但我那个医生朋友接到的动员电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希望自愿加入后备队，我们科室一共10个人，已经有8个人报名参加了，你的态度呢？它首先就给你一种压力，就是假如你不参加，你就是一个异类，这样的动员模式不给你一个自我升华的机会。一个人做好事，在被迫的情况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感受是不一样的，被迫做好事享受不到道德的收益，在政府动员模式下，把献身者的道德快感都剥夺掉了，这让我感到很悲哀。医生在欧洲的传统中在中世纪属于教会的一部分，是一个神圣性的职位，教士拯救人的灵魂，医生拯救人的生命。进入世俗社会之后，医院成为了医疗产业，失去了其神圣性。这次非典危机在非常时刻又恢复了医生的神圣性质，但这样的神圣性是要由医务人员自觉去体会，不是靠行政力量去动员的。人在奉献的时候，他是在获得道德的自我确认，但在政府的行政动员模式下，这一点点道德的自我满足却被剥夺掉了。虽然这次政府的强势动员模式非常有效，却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全民道德提升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惜啊。 个人
　　成：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要有顺畅的个人奉献的空间和渠道，同时也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样一场危机面前，我们作为个人，如何去担当个人的苦难和民族的苦难？

　　许：在这次非典危机中，我发现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综合症。在北京相当普遍，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恐怖综合症。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如何战胜人性中的SARS？

　　我们理解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都有恐惧和无助感，但是我们如何来支撑自己？对于一个缺乏社群生活的个人而言，这就需要信念，西方有宗教的支撑，但是中国没有宗教，以前扮演宗教功能的儒家人生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如今都去魅了。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当然不再可能重建统一的社会信仰。信仰成为一个完全是个人的事务，与各种亚群体有关。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是否有信，有信比无信更能面对危机，那些感到内心恐惧的人大多缺乏信念，他们既不相信超越的神圣之物，也不相信人自身。有的朋友说，信念这种东西是很虚妄和空洞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知道真相就可以了。当然，真相是很重要的，只有信念没有真相，只能产生盲目的、义和团式的自信。但是，仅仅只有真相并无法给人以力量，我们知道，真相属于事实领域，事实本身并不能产生勇气，事实和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真相无法回答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勇气是要靠一套信仰来支撑的。有人可能会说，还有科学啊，科学就够了。科学当然很重要，但科学是经验主义的产物，一旦面临未知的世界，科学是无能的，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将未知变为已知，我们现在知道冠状病毒的基因结构了，但是我们或许还需要7、8年的时间人类才能最后预防它。

　　成：现在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图腾了，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把科学作为最后的武器，但是科学往往又不能给他们带来立即的效果，这一点也是很乖谬的。

　　许：假如这次非典的起因的确是广东人食用野生动物引起的话，那么这次非典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无视大自然法则、占有狂妄的结果。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的主体，一切动物、植物都是可以占有的客体，是人享受、占有和控制的对象。人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那么自然就会加倍的报复人类。这次也许就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而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又是通过科学实现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学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未知世界和无法预计的风险。科学也许可以应对事实世界的SARS，但它却无法战胜价值世界的恐惧。恐惧和绝望乃是因为人失去了日常的自信，失去了生存的规则和意义。

　　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个人比较欣赏加缪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相信荒谬是无所不在的，人无法根绝荒谬，人的真正尊严是认识和战胜荒谬，体现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与命运抗争的决心和韧劲。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信念。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在网上看到北大一年级留守在校园的一个新生写的贴子，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醒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 ”有网友在跟贴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我也同意。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着战胜了荒谬。
 　　现代的都市生活太过紧张，平时每个人都忙于生计，此刻当城市生活的紧张钟摆突然停止了摆动，我们被迫与世界隔离的时候，倒是难得的沉下心来反省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乃至自我的最好时光。这个时候就象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开始超越“存在者”，开始直接面对“存在”本身：究竟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特别是在真实的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更会严肃地浮现出来。人在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是有可能超凡入圣的：一个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超越功利的；另外一个是面对死亡。在这样的时候，人会面对一种真实的处境。非典危机对于每一个对生命有严肃思考的人来说，恰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反省机会，那些在平时看起来十分虚渺和没有意义的问题，现在都真实地浮现出来。
 　　这是一个灾难的时刻，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或许一剩只有一次。能否在这样的时刻实现对自我的升华，在于每个人的自我选择。我希望，危机过后，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