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在河南开封杨桥段决口，决口处久久未能堵住，灾情严峻……奉最高领导人乾隆皇帝的派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约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刘统勋亲自星夜兼程前往灾区视察。

　　要说这刘统勋可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廉洁有为之臣，是整个清代仅有的八个身后得到最高级别谥号——“文正”的大臣之一，要知道，比他晚一百多年，对大清江山社稷有“再造之功”的曾国藩能得到的谥号也就是“文正”了。但是好像在“银屏占有率论英雄”的当今时空中，刘统勋还没他的儿子出名，他儿子是谁呢？就是头两年红得发紫的影视明星——“宰相刘罗锅”刘墉呀。不过在时下各种喜欢拿历史“幽默”一把的电视剧（比如《天下粮仓》）中，刘统勋还是有一些露脸的机会的，往往是以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救苍生于水火的及时雨、青天大老爷形象出现。

　　刘统勋抵达开封灾区之后，决口仍然没有堵住。他在当地上层官员范围内多方了解情况，却始终未能搞清楚决口迟迟未能堵住的原因何在。于是，刘统勋一气之下，决定演一回“微服私访记”了。一天傍晚时分，日色将暗，刘统勋头戴毡笠（就是电视剧《水浒传》里林冲戴的那种帽子），身披一袭“大茧袍”（大约相当于前几年流行的“军大衣”吧），就步行走出了衙门，独自往黄河决口处去了。

　　到了离决口处“数百步”远的地方，刘统勋看到用于堵塞决口的材料刍茭、秸秆等物堆积如山，数百辆牛车、马车七零八落地乱停乱放着，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也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说话的，一副戚戚惨惨的样子，更有躲在角落里哭泣的……总之，就是没一个干活儿的。刘统勋感到非常诧异，便想问个究竟。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大爷坐在一棵大柳树下嗟叹不已，柳树上还栓了两头牛、一辆车，刘统勋便凑上去进行“访谈”——原来，这堆积如山的秸秆等材料，是当地县衙为了堵塞决口，从本县以及临近州、县“订购”来的。说是订购，是因为制度有规定，为了河工（黄河防汛工程）需要，从百姓手里购买的物资，是由财政款项支付费用的。在黄河不发水的时候，日常防汛物资订购量也很大，因此，交售秸秆等物料就成了黄河附近百姓的一项义务。如今决口了，物资订购量就突然变得异常之大，周边的秸秆量不够，就需要从远处购买。于是，前来交售物资的车马，有很多来自很远的地方，老大爷自己就来自三百里外的荥泽县（现已并入郑州市荥阳县），这还不算最远的，四五百里之外来的大有人在。而且来了都有很长时间了，像老大爷自己就来了十天了。每辆大车用两头、三头、四头牛不等，也有用马车拉的，这样每人每天的口粮以及牲口的麸草消耗，就是一项很大的开销，折合成官方收购价，接近一两银子（这笔银子相当于现在的大约二百块钱），日子耽搁得久了，秸秆却仍然未能交售，大家连吃口粮的铜板儿都没见到个影儿，又不知道这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般傻盼银子的日子何时才能到头，因而伤心落泪。

　　刘统勋问：既然决口仍没有堵住，那为什么秸秆却在河边堆着不派用场，甚至连交售手续都没有完成？

　　老大爷说，由于交售秸秆等防汛物资是老百姓的义务，如果完不成就要受到各种刁难，因此，主管收购的主簿们（相当于县政府的科级头头）便趁机刁难，向交售秸秆的农民兄弟索取各种巧立名目的杂费，交不出来的，他们就拼命压低秸料的数量和等级。老大爷拉了一大车秸料而来，由于交不起各种名目的费用，一大车秸料过秤之后，监收的主簿居然说分量只有九十七斤！讲到激动处，老大爷指着自己的两头牛说了一句气话：“像这俩牲口，我养了他们好几年，每天饭量倒是不小，要吃草料数升、秸数束，可是到头来没想到虚弱至此，拉东西不满百斤！”

　　这般操作，怎能不导致决口现场的混乱无效局面？

　　中国是自古农业为主的大国，因此，水利对于经济运行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治水便是传统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组织的安排也以能够高效指挥水利资源的分配、运转为原则。这从清代政府设立了三个专门管理水利的总督级别高官——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总督，驻天津，由直隶总督兼任）、河东河道总督（简称东河总督，驻济宁）、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驻青浦，往往由两江总督兼任）就能够看得出来。套用今天的标准，河道总督相当于政治局候补委员级别，而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就是政治局委员级了。

　　美国社会学家卡尔·魏特夫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为“治水社会”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指出，由于兴修水利、治理河道都是对于传统社会来讲异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动员，组织协调起来难度非常大，因此，中国早早就有了决策高度集中的政治机构。这样的机构在指挥大工程方面非常能干，但是由于机构庞大而且僵化，在处理临时和突发事务上便显得力不从心。

　　在刚才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的防汛物资采用政府采购，而不是大规模储备的方式，未尝不是一种可以简化政府机构、缩小财政开支的合理制度安排。但是，这样的组织结构，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便显得运转不灵了。既没有准备好制度化的应急处理方案，也没有防止有关官员趁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措施。

　　大清帝国把一切精力都用在了统治秩序的日常运转方面，主动选择了机构的僵化，这样才能使机构运转程式化，从而保持稳定。而对于危机管理所需要的灵活、弹性、富有应变能力的组织结构，则深惧而力避之。因此，一旦危机出现，只好指望刘统勋这样的青天大老爷突然降临了——刘统勋听到了事情缘故，大为震怒，连夜命令河南巡抚（省委书记）把负有直接责任的县丞（副县长）“绑来”，并且当众宣称该县丞营私舞弊，应该直接杀头。一时郁闷了十来天的农民兄弟们欢声雷动，群情振奋。幸亏几位大员求情，才改为先在决口处戴枷示众，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第二天只用了半天时间，几百车的秸料就收购完成，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三天之内，决口处就合龙完工了。

　　需要及时雨式的英雄来处理危机，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