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和财富，一直都是中国人心中一根敏感的刺。

　　八十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欧洲的繁荣归因于宗教情感、以及由此形成的商业伦理和财富观。

　　而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财富的最直观阐释是两句话：“见利忘义”、“为富不仁”。1949年后，在官方价值体系中，“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财富更成了一种不可饶恕的大恶。

　　二十年巨变。今天，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已成为这个时代交响曲中最响亮的声部。一批批企业家生长出来，一个亿万富翁群体也开始浮出水面。

　　毋庸置疑，由于转型期权钱交易、黑金操作、寻租现象等的大量存在，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社会声誉普遍欠佳。特别是去年以来，周正毅等涉案亿万富翁的负面新闻多次出现，更诱发了普通民众早已存在的“仇富心态”。

　　在这种大背景下，五月中旬，由美国《福布斯》杂志和胡润等推出的富豪慈善榜，恰好引起了本刊编辑部的注意。

　　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些企业家的嘉行善举，是哗众取宠的短期行为、别有用意的“做秀”，还是责任、理性与良心的完满体现，但可以断定，这些体现企业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义举，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声誉，还可消泯“仇富心态”，粘合巨富和民众之间的情感鸿沟，进而引导全社会确定健康财富观，让传统文化中稀缺的商业和财富伦理，真正扎下根。

　　拥有财富不是罪恶，而是一种美德。

　　本刊记者分别在浙江、深圳等地独家访问了三位上榜慈善家、出身贫寒的亿万富翁，力图探寻他们的起家之路，他们的财富观，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行善。

　　行善很难吗？在中国做慈善会遇到哪些制度的、经济的、文化心理的障碍？中国的慈善家阶层为何还无法出现？这几个慈善家富豪的经历和感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将由民众也包括慈善家们共同创造。

　　曾繁旭：没有环境，出不了大慈善家

　　这位连续三年来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分别位居15、17、16的富豪，掌控着被称为河北省最大民营企业的卓达集团。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像宗教徒一样自我克制，并信奉财富和效率。

　　他吃饭不能少了辣椒和大葱，爱吃小摊档的煎小鱼，喜欢20元一件的衬衣，身上几百元的西装，是为了接受采访才特地换上的。“按照我的生活水准，一万年也花不完我的钱”。

　　但在巨额财富中死去是杨卓舒所不耻的，“死的时候，企业留够发展资金，余下的全部贡献给社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据说十年来，卓达集团已捐出了八千万元。

　　他的个人净资产据说高达30亿元。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放松的方式就是看书、看工地和偶尔陪公司高层打扑克牌。

　　在痛苦的心态中捐款

　　杨卓舒参与慈善事业以来，常常碰到“截流”的现象。

　　他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每人每年600元，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但他常常收到来信：“杨伯伯，您寄来的一百块钱收到了”。他在河北某地救济失学儿童，但不久前，当地教育局长却被判贪污罪——他贪污了240多万元教育款。

　　为了避免“截流”，他开始设立基金，除了教育，还进行扶贫。但这样的行动有时也让他感到无奈。在张家口创办高级家政班，他承诺只要报名，免学费，发给人身保险和医疗保险，而且分配在卓达集团内分配工作。这么优厚的条件，最后只来了26人。

　　让杨卓舒痛苦的更深层原因是，“在中国办企业如炼狱一般，完全是一个不透明的、没有固定准则的企业生长环境，社会不公平、权钱交易大量存在。走正道的企业家们积累财富非常艰辛，他们不愿捐献很正常。在这样的机制下，慈善行为只能是畸形的，很难产生大慈善家。”

　　他并不赞成政府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家行善，因为“黑幕下的交易太多了，本身就是不义之财，这些企业家连税都不想交，如果通过慈善可以获得荣誉，还可以减税，那慈善几乎成为洗钱的方式，新一轮的寻租就开始了”。

　　“不付出就有种自卑感”

　　他认为自己的慈善情感和行为来源于多灾多难的童年生活。“我曾经充满了仇恨，但我慢慢学会了感恩，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了我。”

　　早年的杨卓舒生活非常艰苦，五岁时父母被打成右派，自己是黑五类，八岁随母亲到哈尔滨。为躲避歧视，上小学时整天逃学，文革一来就失学了，然后干了五年苦力，这种游离和被歧视的生活状态一直延续到十九岁，他进了大庆油田，“熟读了马列著作”。

　　1978年他被调到《河北日报》，做记者编辑，1993年下海。此后11年间，他的事业迅猛发展。

　　这几年来，河北自程维高以下，一批高官纷纷落马，“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卓达出事。我们没有享受一分钱的额外照顾。我不给任何人进贡，有那个钱我就捐了，给那些失学的孩子。”他用带有道德优越感的口吻说，情绪有点激昂。

　　“我的企业没有特殊方式获得外在资源，我要通过这样的方式，顽强地告诉别人：我是正经人，我干着正经的事，你们可以和别人有交易，但你们不能阻止我的发展。”他说，如果一定认为他的慈善有目的，那么这就是目的。

　　杨卓舒的捐款更多是用于教育资助。在他看来，好的慈善行为应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命运，选择教育就是这个目的。

　　现在，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学者和文人。他已先后被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

　　对于启蒙的热情他始终保持着，为此，他捐款承办 “五四运动90周年”等全国性征文活动。他说：“我的理想，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

　　他也的确具备启蒙者的口才和表演天赋，讲话很有逻辑且煽情，“很多项目就是这样争取来的”。

　　英雄主义情怀

　　“我真的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有时很粗心、冲动、喜怒形于色，但有时极为细腻；本质上很浪漫，文人气很重，但却干着非常实际的工作，讲求效益和服从；我是个企业家，但却有从政情结。”

　　杨卓舒的确有冷静的一面。尽管他常常感到不安全，出门需要带上几个保镖，但他却认为中国人的仇富情绪非常可以理解。

　　对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他也有清醒认识，“在中国办企业，想安全你就不能太干净，想彻底地安全，又不能太不干净。”但他却不愿按照某些潜规则办事。常有官员约他吃饭，他往往推辞，“我宁可和农民屠夫在一起”。

　　在冷静的另一面，他极端宣扬理想主义，他喜欢英雄，崇拜英雄。在他的话语中时不时会蹦出一个英雄的名字。“我需要被人尊重”。杨卓舒记得清楚，童年时特别喜欢跑到离家20公里的地方看火车，“我一直向往着远方，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在”。

　　他曾有一个构想，通过做地产再造城市，把石家庄扩大1-2倍。他承认，这既有“农村城市化是中国的出路”的思考，同时也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杨卓舒惟一的儿子在国外，提起儿子，他满脸得意。“我儿子生活特别简朴，坐飞机从来都是买经济舱。每天走路上学，舍不得买单车。他住在一个小阁楼，稍不注意就碰到脑袋。”他对未来儿媳妇有几点要求，其中一条，不能介入家庭事业。

　　他说，自己还有三个愿望：一是办一流企业，二是办一所一流大学，三是办一流的慈善机构。而他认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就是让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