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组织的成员，总是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拥有权力的管理者（所有者兼管理者或是代理管理者），另一类是无权的被管理者，本文只讨论代理管理者和无权的被管理者这种相互关系的情况。
在一个组织中，如果管理者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规则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代理管理者的权利要求得到合情合理的满足，权力行使因为公生威，能够良好行使而得到激励，无权的被管理者权利也因为被公正对待而得到良好行使与激励的满足，出了问题也各自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罚，一个组织上下都得到恰当的（激励、处罚）反馈，则这个组织的成员理性自利的活动（竞争）就使得整个组织的运行当中既公平又有效率，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当然，拥有权力的管理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存在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制约途径。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制约，例如，假若没有信息公开化的制约，事情的处理都在黑箱中操作，由于在公平的情况下，代理管理者所获得的利益总是整个组织获利中的一小部分，（除非管理者道德高尚，否则）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将使得代理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获益份额（包括利用非法手段获得腐败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但组织中无权的成员所获得利益份额减少，自然也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等优势，利用规则漏洞或信息、才能优势等进行“磨洋工”之类的对抗，也同样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结果就是管理者、被管理者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整个组织内部的公平与外在表现出的效率都受到了损害。
对一个政府组织来说，缺乏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会导致的恶果，早就被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里面阐述过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也早就验证了孟德斯鸠的预见，本人就不赘述了，企业等组织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如果管理者的权力不是由权利拥有者授予，即使权力行使情况是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信息公开化的制约，也还是不够的，管理者（官员）们必定会逐步减少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和适用范围，也还存在如何管住最高管理者等的问题，而且管理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但管理者（官吏）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与被管理者（民众）的利益并不相同，时间或长或短，就会形成“潜规则”（官官相护等）或者软政权化，损害被管理者（民众）的利益，同样会导致整个组织的公平与效率损失；时间足够长久后，公平与效率的损失大到突破某个极限，就会导致组织机构甚至如国家政府的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明代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权力被分割，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相当完备，但最终都会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惟有增加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制度化的竞争性的直接选举授予即民主的制约，才能够管住（或者低代价地更换）最高管理者，打破“潜规则”，保护权利拥有者（民众）的权益，产生新的公正规则并执行，摆脱中国历朝历代都逃脱不了的盛衰兴亡周期律。
当然，要实现公平，所需要的那些制约条件必定会提高新增人员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等成本，如果这些人员成本和交易费用高于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对效率的损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公平与效率是有冲突的。但我国的情况是人口众多导致新增机构人员的成本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国际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导致信息公开化的成本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太少，而腐败行为等导致的损失很大，加上我国汉民族是绝对主体，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文化、意识形态等造就人们的共识，形成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环境，所以，我国的情况必定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是罕见的。而且，组织规模越大，管理者掌握的资源越多，公平(或者说执行公正的规则)对效率的影响就越明显，不公平导致效率的损失也越大，公平以及对管理者的制约也就越重要。总之，在一定的精密度范围内，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另外，由于利益的冲突，什么是公正的规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并被普遍接受的，需要时间来普及和被接受，而且还需要一种由于利益冲突的产生的力量强制确保实行公正规则，另外，拥有权力的管理者更容易也更迫切需要用权力和利益引诱来强制灌输和论证宣传只对管理者有利的规则为公正的规则。在这方面，我们对：“爹亲娘亲不如红太阳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美国的选举只是欺骗人民的选举”之类骗人的话语都不陌生。在这方面，拥有智慧和知识的知识阶层有极大的作用，他们运用智慧和知识，进行总结、探讨和论证，能够总结产生新的公正规则的想法，并通过舆论等把公正规则最终变成强有力的共识，也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进步导致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等形成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社会环境，一旦形成大家都愿意执行或者是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共识，那就是改变了约束条件，真正的进步就产生了。
由此出发，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一般是没有必要讨论什么公平问题的，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因为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具备。但中国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特别注意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执行公正规则问题（或者激励、制约问题）。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思路都是有缺陷的，最关键的缺陷是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常看到把“公平”和“分配平均”混为一谈并否定，把“管理者命令执行效率”和“整个组织的效率”混为一谈并大力加强。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要求的是执行公正的规则，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分配平均”，干好干坏收入一个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公平不是“分配平均”；“管理者命令执行的高效率”缺少了必要的制约，管理者的腐败行为也同样是高效能的，这样就根本不能够得到“整个组织运行的高效率”结果。当然，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没有尽可能地做好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加强制约途径的改革，就变成了管理者命令执行效能优先并被加强，破除公平，让管理者们坐着铁交椅，拿着铁收入，挥着铁权杖去砸工人、教师等人员的铁饭碗，结果只会是管理者的权力进一步失去必要的制约，失去必要制约的管理者当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太大，所以，没有进行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等改革的基本失败是正常的。正是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情况已经验证了这一切。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源于落实曾经被剥夺的公民的个人权利：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给个人和集体自主创业权，还有就是给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等导致农业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的发展的成功。
（如果把国家政府以及它所服务和管理的民众视为一个特大的组织，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样应该是落实民众的个人权利如保障言论自由和逐步落实出版自由（舆论自由），以保证信息公开化；逐步落实民众的结社自由权利，民众组织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保障民众个人的权利不会被官员太容易地侵犯；修改宪法并实行合宪的司法审查，保证宪法作为被实行的最高的公正规则，任何党派与政府组织都必须受宪法（最高公正规则）的制约并执行；加快立法，制订符合宪法的公正规则的法律和规则，废除一些实际上是剥夺民众个人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法律条款。政府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核权五权分立，实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行总统制，进行竞争性的直接选举，由人民选举产生立法人员和总统，以及人民监察委员、考核长，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中国需要循序渐进改革的太多了。）
总之：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许多问题的关键或核心的政治问题就是自由与权威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权利与权力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规则以及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途径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子问题。公平（执行公正规则）导致效率，效率的提高能够进一步促进公平。中国旧体制的问题是既不公平（但分配平均），也缺乏效率，唯一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能够减少交易费用。自由来自执行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拥有权力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没有这一切，竞争带来不了自由，只会是“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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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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