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河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
　　——孙中山

　　封建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关系政治”。民国继承了这份“遗产”。袁世凯上台，用的都是北洋的人。蒋介石上台，重用黄埔的人。“关系政治”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因为“关系政治”在用人问题上、奖惩问题上都不讲公正。
　　——《贪污———民国政治痼疾》   王春南

　　由于长期受畸形教育的结果，中国年轻一代无论是在体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早已不复他们父辈们的刚勇和坚韧。据调查，中国学生在学校期间很少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在这方面大不如美国教育，由于缺乏基本的体能锻炼，因此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和勇敢品质很差，这从一个侧面预示了未来中国人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不能出兵的十大理由》   王春南

　　许多非正式的制度都在实际中发挥着作用，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制度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件无关紧要的事。这是因为，制度作为制约、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使人们能够在调整自己行为的同时，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扯皮以及相应的“交易成本”。非正式的制度同样能够使人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预测到别人会怎样行为(怎样行为对那些人是有利的)，但由于其“非正式”，人们可遵守可不遵守的不确定性就必然较大一些。相反，制度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社会机构对执行制度进行监督，人们的行为就会越是符合一定的规则，越是具有“规律性”，别人就越容易对其进行预测，打起交道来也就越容易，不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调查、了解，去与之签订更详细的合同，也可以减少对执行合同的监督。总之，减少“交易成本”。在当今中国，不对有关人士“给点好处”就办不成事，可以说已经成了一项非正式的(甚至不能公开讲明的)规则，但正是由于这是一项非正式的规则，在经济活动中就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究竟该给谁好处、给多少，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节外生枝”，一处没有“打点”到而使事情办不下去，因此要费很大的成本去四处打探，找“门子”，有时还会因“走错了门子”而白花钱，该花的地方反倒没有花到。如果这一切“公开化”、正式化，“正式”规定“该给哪里、哪些人付多少好处”(这相当于“明码标价”)，可能反倒会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当然也便于监督这些“好处费”的“去处”，但也正因如此，人们不愿意公开)。一些外商想到中国来经营业务，也知道该花些“额外的成本”，最终却因为“信息不公开”，摸不到门子、节外生枝的事太多而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这可以说是非正式制度下交易成本较高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习惯与传统的东西，并非总是变革的对象，任何已有的文化都有其积极的成分，任何新的制度只有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建立起来。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地注意到传统或习惯所起的阻碍作用。
　　今天已经成为无形制度的东西，往往是历史上某种有形制度的“遗产”——习惯、传统和价值观念等等本身可能就是在过去的某种制度下形成的，而非正式的制度，即传统、习惯、道德观念等等，往往比正式的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更加“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到更加久远的作用，因此也更加不易改变。早期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家往往更强调制度作为一种习惯的特征，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或传统。
　　——《作为制度的文化》    樊纲

　　一切历史的积淀都会在今天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正是因为现在社会中有形无形、正式非正式的约束，使我们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必然地会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群体的改革道路以及改革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种种“中间形式”以至最终形成的经济社会制度本身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因为既然你不摆脱掉这些约束，你也就不得不暂时“迁就”这些约束，那种不正视现实、硬要“强扭生瓜”、希望“一口吃个胖子”的做法，不仅不能成功，还往往适得其反。但是，暂时的合理性不等于永久的合理性。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问题是：不管现存的东西历史多么悠久、多么根深蒂固、改起来多么困难、需要多么漫长的过程，一切落后的、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东西都迟早将被历史所淘汰(好的东西，不妨碍经济效率或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东西自然也会以新的形式“适者生存”，不必担忧)。我们现在“迁就”一些习惯的东西，只是为了在当前减少改革的成本和阻力，为了今后更顺利地将其改掉，而不是为了将它们永久地保存或将其“固化”起来，就像我们对某些既得利益的维持甚至是“赎买”只是为了最终取消既得利益一样。对于那些妨碍经济发展的东西，只存在“暂时改不掉”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要改掉的问题。强调文化、习惯、传统的重要性是对的，有利于我们克服那种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病”。体制变革理论也正越来越将这些因素引入理论分析。但若把文化、习惯、传统的重要性作为论证传统体制或变相的传统体制的合理性的一种依据，一味地强调我们是如何地特殊，从中引伸出应该永久保留或以某种形式“固化”旧体制的结论，我们就永远不会摆脱落后的状态。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定是在新的条件下与新的文化相结合之后以新的形式“再生”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人为地保留下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对于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同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竞天择”，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文化“基因”，会在新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而那些过时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虽然在其消亡之前，还会阻碍着新制度的成长，但在未来社会的“特色”当中，却绝不会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作为制度的文化》    樊纲

　　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所谓腐败，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若是利用“公权”谋公利，那是理所应当的，公权本身就是为了公利而设计出来的；若是以“私权”谋私利，不说是天经地义，也是合理合法的；若是以私权谋公利，通常称为“大公无私”，经济学上称为“利他主义”，需要提倡，但没有也不成大的问题；只有以公权谋私利这件事，是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属于要加以反对、“严打”的行为。
　　——《腐败的经济学原理》   樊纲

　　政府的职能不是自己拥有财产，而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是拥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保障公民的利益；不是自己拥有企业、管理企业，而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企业能够发展。中国的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即提供产权保护、法治和市场秩序等“公共物品”，而是去干自己本来不该干的事情，比如管理企业、制定价格、分配资源。因此，市场秩序混乱在一定意义上是“政府错位”、“政府缺位”的表现。
　　——《市场秩序与政府行为》   樊纲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融合，已是一种历史潮流。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过去那种个人化的小作坊式的单学科科学研究，已经被团队式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所取代。今天，任何重大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变革中进行的，因此这种创新活动必须具有更宽阔的眼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因此，一个知识全面的人才，更符合创新型人才的标准。
　　——《科技工作者要重视人文素质培养》   金振蓉

　　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生物学的世纪。
　　——杨振宁

　　科学的发展要有一个传统，中国需要慢慢建立自己的科学传统。
　　——杨振宁

　　你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身体已经无力，这种状况令人悲伤。
　　在中国，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知识分子平均比常人要早死10年，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英才早逝现象到今日竟趋于普遍。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李径宇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李径宇

　　有研究表明，20年前的生活方式决定20年后的身体状况。年轻时不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陷入“前半辈子以命换钱，后半辈子拿钱换命”的境况。
　　今天新一代知青的如此青春活法，不累倒也得压垮，显性和隐性的疾病早晚会找上他们年轻的身体，而他们难免成为被压垮的一代。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李径宇

　　专家指出，人体就像“弹簧”，而劳累就是“外力”。当劳累超过极限或持续时间过长时，身体会老化、衰竭、死亡。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要讲究弹性，要学会一张一弛。适当的休息和减压是保持“弹力”的良方。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李径宇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科学的两个轮子，少一个也不行，而且只有一起转才能走得快。然而老实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科学至少有不少部分已经或正在失去民众的信任。如果不认真进行反思，不以诚信的态度去做诚信的研究，并且以诚信的成果去回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吗？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而承认错误，正视错误所产生的后果，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因此，重视社会科学，就不能不断地反思我们的态度。
　　——《社会科学需要反思》   文志传

　　劳动力成本低廉只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因素，良好的市场环境、客户关系及立法与执法环境远比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重要得多。
　　——欧盟驻华大使安高胜

　　弱势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些方面制度安排的缺陷。
　　救助弱势群体，也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事实上，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也是那些相对强势的群体的需要，因为最大限度地消除权利分配的不均衡，使弱势者都能生活在“共同底线”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能安静平和地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救助弱势群体就更是一种责任。
　　——《关怀弱者是一种责任》   张金岭

　　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同时也是非常公平的，只要你做出了学术贡献，社会就会承认你，即使与你协商、争论甚至批判都是社会承认的不同形式，不必太在意，更没有必要恼羞成怒。最悲哀的，是你的论文和作品不为社会所看重和关注。知识分子不要自我评价、孤芳自赏，而要社会评价、他人评价。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国情的》   胡鞍钢

　　优秀的学者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发展。高明的领导人更会这样做，所不同的是，学者是靠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观点来引导。当社会公众不仅同意而且接受并按照这个方式来做时，就起到了思想影响的诱导作用和推动作用。而领导人借助国家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既有劝说的一面，也有强制的一面。凭什么来引导潮流呢?我认为，这取决于能否获取全球最新的知识，这就需要加强与国际上进行交往和交流，这是获取最新知识和信息的最佳途径；其次，取决于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个人知识库容量的大小起着关键作用；第三，还取决于上述人类知识包括国际知识如何本土化。
　　——《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国情的》   胡鞍钢

　　全球最突出的发展问题是就业与失业，今年（2002年）6月第九届国际劳动年度报告认为，目前失业和就业不足状况影响全世界一半以上就业人口，全球约有10亿多人失业或就业不足；未来10年内全世界将需要创造5亿个新就业机会。
　　——《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   胡鞍钢

　　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愈来愈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就会愈来愈激烈，如同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不断增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三个基本发展问题：第一是吃饭问题，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粮食与食品需求，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第二是就业问题，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固定与临时就业，全时与部分时间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机会；第三是养老问题，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胡鞍钢

　　从历史上来看，各国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一战期间，大量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也有人群大规模西进，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主动力之一。而在一战前，北美、澳洲持续百年、规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
　　我国人口规模相当于30多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从1978年至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迁移，就其规模和影响来看都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
　　经研究预测，农民工约占城镇劳动力的1／4，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曾一度占城镇劳动力的1／3左右，达200万到300万人之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比上次人口统计就多出6278万人，这一统计数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转移进城的农民工约在6000多万到1亿人之间，其余的是由本地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胡鞍钢

　　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持久。
　　——培根

　　不要以为上过几年专业课就是人才。即便是一个博士生，也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胡鞍钢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前者是指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是指从乡村型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既激发了经济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可能是破坏稳定的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
　　——胡鞍钢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较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形式，无论是国际市场竞争，还是国内市场竞争，都会给企业和技术进步带来强烈的刺激因素，从而摆脱技术创新、技术变革的羁绊，以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明智正常，是无可争议的。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这需要我们超越这种神话，超越“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范式。
　　——胡鞍钢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罗尔斯

　　科学研究需要献身精神，它的目的不是成为明星，而是造福人类。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

　　人有很强的惰性，总想以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可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青年人来说，不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培养难以使其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就难以在科学上做出像样的成绩。
　　——中科院院士胡敦欣

　　忘记过去与历史，实际上就是忘本！丢弃事实与仇恨，实际上也就是丢弃了做人的气概与尊严，失去了民族发展的根基与意义！
　　——《向保卫海外同胞的各国特种部队致敬》   夏福锴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具有伟大的奋争精神与相应的本领、武力与手段。我只知道秦国、汉朝、唐朝等因为有效的捍卫了国家疆域与尊严而名垂青史，却不见宋朝、清朝因割地赔款而受人尊敬！我们对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不但要知恩图报，而且对欺压迫害歧视我之民族还要有仇必报！要给这些不知好歹的敌人长点记性，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不是好惹的，别给脸不要脸！
　　——《向保卫海外同胞的各国特种部队致敬》   夏福锴

　　搞好监督工作的关键是：首先应该明确谁是监督者谁又是被监督者，两者之间一定要划清界线！
　　一个国家的政府人员，既不能亦官亦商的成为红顶商人，更不能亦权亦督的成为人民代表（国民议员）！
　　——《政府人员不宜成为人大代表》   .夏波

　　正所谓腐败源于体制，体制源于观念，观念源于环境与学教，环境与学教又源于体制，因而万般弊端与腐败皆源于不合潮流的观念和体制！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谦虚好学，取长补短！发现短处在于对比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在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因此不论是发现还是学习，都需要自己首先先坦诚的与发达国家开展秉公无私的对比！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适者生存，
　　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惩恶不如扬善；
　　西方人认为软弱是懦弱，
　　中国人认为软弱是宽容；
　　西方人认为忍让是无能，
　　中国人认为忍让是美德；
　　西方人认为某些谦虚是虚伪，
　　中国人认为只要谦虚就可爱，只要骄傲就嫉恨；
　　西方人认为想成功，必须先自立，
　　中国人认为想成功，必须找关系；
　　西方人喜欢财富，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荣，
　　中国人喜欢权力，以掌握更大的权力为荣；
　　西方人认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受到戏弄和欺骗，
　　中国人认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受到拒绝和不给面子；
　　西方人认为发展的主流是竞争，
　　中国人认为发展的主流是和平；
　　西方人认为仇恨是迟早要进行清算的，
　　中国人认为仇恨也是可以忘记的。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西方人认为向国民提供教育资源是公益性的，是义务的，应该尽量免费，
　　中国人认为向国民提供教育资源是投资性的，是产业化的，是应该追求回报的；
　　西方人认为国民的受教育权是一致的，最起码高考的分数线应该是一致的，
　　中国人认为国民的受教育权是有差别的，北京的分数线就应该比别的地方低。
　　西方人认为在高考时对个别学生给予加分是一种歧视和侮辱，是莫名其妙的，
　　中国人认为在高考时对个别学生给予加分是一种照顾和奖励，是理所当然的；
　　西方人认为最美的语言是国语，
　　中国人认为最美的语言是英语；
　　西方人认为有用的知识才要学，比如汉语、武术和生存技能，
　　中国人认为时髦的东西都要学，比如英语、足球和ＭＢＡ；
　　西方人认为孩子和学生是天真纯洁的，不应该过早的接触到权利，致使过多的受到干预和束缚，
　　中国人认为孩子和学生是自由散漫的，需要进行纪律约束，并将他们划分成三六九等，设立班长、组长等官职，而后利用个别孩子去压制另一群孩子，以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
　　西方人认为艺术就是艺术，音乐就是音乐，
　　中国人认为艺术和音乐有高雅和“通俗”之分；
　　西方人认为体育贵在荣誉，竞争第一，友谊私情第二，
　　中国人认为体育贵在参与，友谊私情第一，比赛第二；
　　西方人认为科技发展中，芯片、新型材料和机械制造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认为科技发展中，舆论、思想和哲学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把是否信仰什么主义摆在科研第一位的位置，那些不信仰或没有机会信仰的即使技术很好的工作者们，，有可能因此一辈子不被重用）；
　　西方人认为在科技领域中，谁的实践多，谁的科技成果多，谁的成果实用价值高，谁就是权威，
　　中国人认为在科技领域中，谁的论文多，谁的英语水平高，谁的职称或职务高，谁就说了算。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西方人认为人权是天赋的，
　　中国人认为人权是统治阶级给予的；
　　西方人认为民权至高无上，
　　中国人认为公权不可侵犯；
　　西方人认为人大多是智慧而丰富的，需要合理的调动并发挥其天性，
　　中国人认为人大多是迷途而少知的，需要接受指挥和领导；
　　西方人认为公民身份都是一致的，起码在法律上应是如此，
　　中国人认为公民身份是有区别的，应区分农业公民和非农业公民；
　　西方人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只要不做出危害社会和他人的行动，便不必受到追究，
　　中国人认为言论自由是政府权利的一部分，想要消除人的危害举动，首先应打击人的错误思想，所以应对言论保持警惕，防止错误的思潮泛滥，即使是纯粹的思潮而非付诸于行动；
　　西方人认为自己是纳税人，政府向自己提供安全保护和公共服务是理所应当，政府稍有懈怠便会遭到议会、舆论及选民的抨击，
　　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被管理者，是义不容辞的奉献者，自己对政府作出让步与奉献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政府向自己提供了服务则要千恩万谢，并不住的说：谢谢政府，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西方人认为讨饭是无业者的权利，因为政府无能，政府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供人民就业，
　　中国人认为认为讨饭者本身是懒惰的、无能的、低下的、令人讨厌的，这些人是社会的累赘，他们会影响市容、形象甚至某些人的情绪与食欲，因此应该将他们统统遣返、收容甚至驱逐。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工人权利观------
　　西方人认为无原则的奉献是剥削，
　　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奉献是义务；
　　西方人认为工会应该由一线工人直接推举而产生，
　　中国人认为工会应该由国企领导委派而任命；
　　西方人认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一线工人构成为主，
　　中国人认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企业干部构成为主。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司法权力观-------
　　西方人认为法是公平的、普遍的，
　　中国人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服务于统治阶级；
　　西方人认为司法是中性的，无党派的，无政治倾向的，
　　中国人认为司法只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西方人认为法院只能忠实于法律和议会，
　　中国人认为公检法是一家，法院应接受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
　　西方人认为律师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纠正司法腐败的标尺，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人认为律师是打击犯罪的障碍，是司法工作的麻烦，是可有可无的；
　　西方人认为律师是神圣的，其地位与法官、检察官是平等的，三者之间应该形成相互制衡的司法关系，
　　中国人认为律师是贪婪的，律师应该接受法官、检察官及政府的指正和领导，律师只能处于整个社会司法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最底层。
　　西方人认为让司法判决（指民事判决）得到执行是司法机关的义务，因为这事关法治的威严，那些拒不履行判决的败诉人的不法行为，实际上是对国家法治体系发出的最严峻的蔑视、威胁与挑战！因此让每一个司法判决必须得到彻底的执行就成为西方法律诉讼的必经程序，由此而得出那些制裁拒不履行判决败诉人的强制执行程序，并不需要胜诉人的再次申请及交纳申请费，只要败诉人在判决书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履行判决，那么，强制执行的程序便会自动的 启动，由此产生的一切麻烦和费用将会由败诉人承担，胜诉人由于其胜诉的地位，只是坐在家里，静侯司法机关公正无私的执法结果即可，
　　中国人认为让司法判决（指民事判决）得到执行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义务，也不是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这仅仅只是胜诉人的个人权利而已。如果败诉人拒不履行判决，而胜诉人又不主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即使时间已经超过了司法判决的履行期限，司法机关也不会主动的介入。因此，在中国虽然你是一名诉讼的胜诉方，但此时如果你过高的估计了那张司法判决所展现的效力的话，你将很快发现，如果你不积极的再次请求法律的裁判与帮助，你将很难得到判决书上所给予你的一切，如果你由于经济拮据或身心疲惫而放弃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那么这张应该具有严肃效力的司法判决转眼之间就会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因此作为胜诉人的你，在对方拒不履行判决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及时的向司法机关再提出请求强制执行的书面申请，并且要准备好申请费用，以作为司法机关在实施强制措施时所发生的司法经费。如此说来，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败诉人实施强制措施，不是司法机关应尽的义务，而是司法机关为再次保护胜诉人的个人私利而进行的额外行动，如果是这样，那么让即将收益的胜诉人出点血、破点费也就理所当然了！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政治权利观------
　　西方人认为政府是立足于服务的，
　　中国人认为政府是立足于管理的；
　　西方人认为政府要员不能再兼任议会议员，因为议员是监督政府人员的，国家不能使政府人员集行政权和决策监督权于一身，使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中国人认为政府行政权和人大监督权可以合二为一，因为中国人人性本善，可以很好的实行自我监督，国家默许政府官员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西方人认为议会和新闻媒体是监督制约政府行政行为的有力武器，是人民政治权利的集中体现，因此，这两个部门中的任何职位，最好不要由政府公务人员兼任，以保证议会和新闻媒体的非官方性质，
　　中国人认为人大和新闻媒体都是政府施政的伙伴和助手，是国家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延伸，因此，为了使人大的监督决策和媒体的舆论导向符合政府施政的需要，国家默许政府人员可以挤占人大代表的名额，可以包办所有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以保证人大及新闻媒体的官方性质和从属地位；
　　西方人认为国家重大行政或国防事务，应该提交议会表决或全民公决，
　　中国人认为不论多大的事，政府都有权独立决策；
　　西方人认为政府所有支出应该以预算的方式报议会审批，
　　中国人认为政府就是父母官，财政方面自然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社会经济发展观------
　　西方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垄断行业几乎都是民营的，
　　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垄断行业几乎都是国营的；
　　西方人认为公务人员不可以随意兼职，经商更不能允许，
　　中国人认为政府人员不但可以经商，而且还可以继续享受政府薪金；
　　西方人认为政府是个纯支出性行业，非公益性开支应当一压再压、一缩再缩，对于实施行政性事业收费更得慎之又慎，必须要经过公民听政或是议会审批，
　　中国人认为政府是个管理型的服务性行业，既然有服务就得有回报，因此工资是应得的，公车和手机是应有的，超支时增加点行政性事业收费也是合情合理的；
　　西方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确保普通民众拥有坚实的购买力，因此，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社会各阶层的收入，特别是非公务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能够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他们是支撑社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人认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依靠政府行政力的调控和推动，认为税收的增加与税务人员的积极性成正比(不认为税收的增加是得益于纳税人收入的增长)，因此为了鼓足公务人员的干劲，认为应该对他们的工资进行加薪、加薪再加薪；
　　西方人认为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10，人口是美国的4倍，就是说每年1个美国人可以创造40个中国人创造的财富，
　　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万亿人民币，同改革前相比已经不少了，同解放初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西方人认为股票分配应该是实际分配，即在现价不变的基础上实施分红或送股，因此他们的股东都能在手中的股票不贬值的情况下，又额外的获得了上市公司的分红或送股，
　　中国人认为股票分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分配，即中国股市在上市公司将红利和送股分配给广大股东后，股市管理方再用强制行政的手段，将刚刚分配给股东的红利或送股价值，再从股票市场价格中给人为的扣除出来，并美其名曰：除权！如此算来在除权后仍旧持有这只股票的股东，由于股市管理方的除权行为，导致该股东在这次分配中实际上没有获得一丁点的收益（应得的收益，因为投资应该有回报），而且这还不算，股市管理方还要向并没有获得任何收益的股东再多收取20%的分红税金，总体算来，中国的流通股股东如果参与分配的话，不但一分钱的利润不会捞到，反而还会因此多付出20%的税金，真是比窦蛾还要冤！我想看着这些参与股票分配的流通股的冤大头们，发明除权制度的设计者肯定会在背地里乐得合不拢嘴了吧？！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治理腐败和违法行政观------
　　西方人认为社会改革和治理应该从根本入手，一举定乾坤，
　　中国人认为社会改革和治理应该旁敲侧击，采取从外围到核心，从次要到主要的迂回战略；
　　西方人认为应对公务人员的本性做出懒惰、懈怠甚至贪婪的假设，从而为民众获得更大的（针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制约权而找到更为充分和合适的理由，也就是说，既然假设了政府在行政行为中是容易懈怠、懒惰甚至贪婪的，所以民众有理由获得更大的监督权以制约政府的非法行政。因此，西方国家较为有效的反腐机制是建立在允许民众对政府持有合理怀疑的基础上的；
　　中国人认为应对公务人员的本性做出公正、无私甚至乐于奉献的假设，从而为政府获得更大的（针对民众的）监视制约权力而找到更为充分和合适的理由，也就是说，既然假设了政府在行政行为中始终是公正、无私甚至乐于奉献的，所以民众有理由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政府，赋予民众更大的权利以监督制约政府的理论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因此，中国较为被动的反腐机制是建立在社会刻意要求民众要对政府绝对信任、不容置疑的基础上的；
　　西方人认为使社会稳定的方法是揭露丑恶和缺点，
　　中国人认为使社会稳定的方法是掩盖缺点和宣扬优点；
　　西方人认为遏止腐败和违法行政主要靠政府外部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议会），
　　中国人认为遏止腐败和违法行政主要靠政府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西方人、西方媒体认为应敢于揭露社会丑恶，直接批评政府甚至是国家元首的错误，
　　中国人、中国媒体认为应善于掩饰社会阴暗，积极迎合舆论导向，追求歌舞升平；
　　西方人认为政府对待社会不满要立足于自改、修正和完善，
　　中国人认为过多的社会不满会制造社会动荡，要严防死堵；
　　西方人认为只要撒一次谎的国家元首就应该下台，
　　中国人认为不贪污的干部沧海一粟，连谎话也懒得撒的违法行政更是见怪不怪。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西方人认为外交靠的是武器和实力，
　　中国人认为外交靠的是协调和辞令；
　　西方人认为面对领土争端应当尽量索取与扩张，而不宜妥协与协商，因为妥协与协商乃下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人认为面对领土争端应致力于协商，而不宜采取索取与扩张；
　　西方人认为面对进攻和挑衅，只能以牙还牙，以暴制暴，
　　中国人认为面对进攻和挑衅，可以以德报怨，以史位鉴、开创未来；
　　——《心理揭秘――西方人和中国人观念的若干个不一样》   .夏波

　　救中华的有且唯有成熟的“理性”和“科学”！
　　——《信仰不能救中华》   朱鲁子

　　信仰其实和迷信只是一墙之隔，甚至于有时候是没有区别的。
　　它们都代表着人们的一种意愿，一种向往。它们都美好的，崇高的。
　　然而，信仰并不等于迷信，
　　信仰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目的的，而迷信却是把希望的砝码压在别人身上，甚至是一些子虚乌有的神啊，鬼啊的身上。
　　没有共同信仰的民族绝对是一盘散沙。
　　共产主义在我们以前的那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是一种信仰，但现在不是。
　　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中国必须选择，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信仰，不是全盘的西化，也不是一味地守旧
　　然而应该是一种能让中国人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代的全民族的信仰。。。。
　　不要怀疑，也不要退缩，这个时代很快就要来临。
　　——blackwrite

　　中国人的智慧，包括谋略学，主要不是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在内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说到底，不过是窝里斗的经验结晶，而且其中许多是在没有游戏规则的环境里才能产生的经验。这样的学问深了，真正的科学就难以生存。
　　西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比我们傻多了。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的中国新移民普遍认为，当地人特“傻”。所谓“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懂得糊弄人，对他人也信任，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二是不知变通，规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真的不敢碰，公路的某处不让穿行就决不穿行，某种产品定了什么标准就不敢改变分毫。
　　傻人自有傻福。因为诚信守法，经济秩序、商业秩序和社会秩序就都比较好，为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起码，他们没有那么多事故，没有那么多伤亡，没有那么多后遗症，事业越做越大，跨国公司统治了世界。国家因此更强大了，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简单直率”，不用什么谋略。
　　——《强国要靠“傻子”》

　　中国人的谋略是在既定讲究等级、鼓励狭私的文化下的个人和“小集团”生存发展哲学，在这里，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是最高的，哪怕侵犯他人利益、哪怕也害自身长远、哪怕逼得不择手段，都应该明白“利益”的最高性以至唯一性，这已然成了评价古今为人聪明与否之要旨，比如诸葛亮个中谋略登峰造极自然成了“聪明”化身而始终被爱戴……现实之中，如果你不着要领、没有城府、难入老辣，遇事总那么率真，难免会常常碰壁，受到伤害，当然就被人认为是傻了。可惜事实已经证明这个文化却具有落后的秉性。反过来，西方的率真，恰好是市场经济诚信基础的人文要素，从现代经济学来分析，更是获取“真”信息，以确保效率的必要条件……如果更深一层去分析，真与假的问题还会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及至“精神变物质”、个体与社会等方面产生另类不无重要的连锁反应……
　　——宝剑

　　日本人喜欢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旅游观光，一方面是开阔视野，一方面是收集我们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哪里有日本需要的市场和资源，哪些是日本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哪些是日本需要关注的科技和前沿领域。这种意识深深埋在日本人的血液中，不需要政府教育，因为每一个国民在第一次允吸祖国的乳汁后就深深的把对国家的爱植入内心。
　　——《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  小林次郎

　　当贪婪的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如果让每一名民众保持所谓的高风亮节，几乎是不可能的。守法的公民是没有任何力量去直接对抗这些违法的权力的，在庞大的腐败面前，大批的民众只有变得附和起来，才能求得一些必备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权利，等我们的民众渐渐的习惯了这些违法权利的时候，大众的头脑已经开始变得可怕的麻木起来……
　　国家的尊严是建立在民众尊严基础上的，而民众尊严与自尊心的树立又是国家赋予与培养的结果。不论何种失误与原因，如果一个国家不适当的尊重他的人民，那么，他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尊严，而这个国家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尊重。更可怕的是，在没有尊严的消磨中，民众将会失去民族前进的动力——宝贵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这些正是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源泉！
　　这就是有些现代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洋媚外，为什么总是显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安逸享乐，腐化奢侈的根本原因！国家由于腐败造成机制的僵化与功能的丧失，从而导致在长期的生活与工作中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尊重或尊严，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自我展现的机会，他们只能生活在严厉的说教与束缚中，过于细密的规则使他们的思想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由于思想的创造力给他们带来的人生价值的体现，他们也渐渐对自己失去了自信与自尊。
　　——《一探社会腐败的根源》   夏福铠

　　尽管沐浴在古老的治学传统之下，中国却在努力克服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这种看法为，中国缺乏学术上的独创性，擅长模仿而非创新。
　　有些人认为，上千年的儒教传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儒家强调等级秩序，强调对长者及其做事方式的尊重。另一些人则归咎于中国复杂的书写体系，对这种体系的基本掌握要求小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抄写和记忆上，以至无暇培养创造力和分析力。
　　——《中国想方设法培养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