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学感情
　　
　　两千年的时候，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汉语作家、华人高行健先生。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起自己在当时的心理感受，激动、愤怒、表态或做秀，也许仍可以一言难尽来表述。因为汉语世界本来就是文学的，或说有着悠远的文学传统，这一世界或传统在当代潜隐起来后，人们对文学有一种更为功利的使命感，内心的不自信需要外界的鼓励，生活世界的复杂需要文学的眼光；而中国人不自信和生活的复杂在于，过渡转型的意识根深蒂固，自信自负的意识也根深蒂固。对于外界，人们既需要它的参照，它的标准，人们又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本来自立自足；对于文学，人们需要外人的承认，又以为自己的“道德文章”足以夸耀。人们忽略了慎独、自处，人们更难以理解与他人共处，因此，尽管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多年来的心愿，“情结”，但在中外关系微妙的时刻，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多年、在国内已不为人知且已“直认他乡为故乡”的高行健先生，无异是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刺激更微妙，它刺激的是中国人的文学感情。
　　
　　不管高行健先生的创作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也不管他的文笔如何被见仁见智者以为一般或特殊，他获奖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因为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质量暂且不论，单论数量、声势和规模，其活跃是空前的。众多的媒介传递著作家的劳作，众多的基金奖励着我们的作家，出版的繁荣也把现代文学史上的二三流作品跟古代的、国外的文学作品统一进经典的行列，当代的作家因此更有幸及早地以经典教化了中国的年轻的读者，至于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余华、刘震云、莫言、池莉、毕淑敏、方方等等，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更有着出版商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向他们致敬。这个已然成气候的“道场”里艳羡的桂冠抛给了已然名不见经传的同胞，怎幺可能不是一个事件？
　　
　　据说有的作家听到消息时当即掼了电话，有的官员作家对报界说中国有一百多位作家都有资格获诺贝尔奖，被称为“做鞋办”的机构也出来发表声明，以为诺贝尔委员会此次评奖有失公允，有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气氛耿耿于怀的仁人志士们，则对高行健代表的消极退隐的姿态不满，在这方面，高行健先生也确实跟世代流亡海外的华人一样，以流亡开始，以流失结束，因此这些人认为诺奖授予他违背了诺贝尔的精神，即理想主义的精神。
　　
　　二、中国现代史中的中国文学
　　
　　抛开高行健先生的文学成就或价值不论，单论文学本身，中国人确实有着值得夸耀称道的谈论资本。汉语文学的自觉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史的全过程。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以天朝道德文章自居的中国人的图变最初就是由文学作为先行的。（尽管今天西方同样处于强势，可是中国人在“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崛起论”的预言下，自卑地以为自己当下的“道德文章”不再是弱势了）。黄遵宪倡导的“吾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不用说了，以变法自任的梁启超则以为中国的关键在于“新国民”，而“新国民”的关键在于“新小说”，把小说提到传统的“大学之道”的高度，至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文艺为核心的知识界的努力。文学之于中国的秘密，使得现代史上中国的精英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文学形式进行启蒙，进行建设，进行斗争。严复和林琴南，要把西人的文艺、知识和思想纳入中国文言的框架内，既是借用，又是自新。鲁迅和郭沫若都从学医的过程里退出，不自觉地接近了文学中国的秘密，而选择了文学的事业。中共以农民造反之师推翻国民政府的努力之成功，很大部份源于文艺界的气象，革命文学、左翼作家联盟等努力功不可没，也因此，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他如此“风趣”地称道自己统帅的两支大军，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自共产主义一统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僵化使得中国人走了不少弯路，在文学里的表现即是文学思维的坎陷退化，退化成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那种“野性”或“蛮性”思维，黑白敌我线性整体等等说辞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思维，数万万的“傻子”（王小波语）或说“类人孩”的文学思维最为典型的表达，一是横眉冷对的极致，“踏上一只脚，使其万年不得翻身”，或者，“把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是歌德派的“最最最\“，“就是好来就是好”。即便如此，中国人对文学的热爱仍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在毛泽东以“语录”治天下的时候，中国人几乎只是在读几本书过日子，这几部书确实又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读《水浒》，读《红楼梦》，以经典管理国人；文革期间，由文革小组推出八个样板戏供人们欣赏、传唱，这似乎相当于诗经五百年歌唱时代里，“风雅”不见，只闻“颂”声。
　　
　　幸而人性的极致只有几年最多数十年的时间，极左的教条思维为全中国人唾弃了。即使在文革期间，年轻的心仍从俄罗斯文学里、从手抄本文学里体验到人性的丰富、历史的多样、人生的优美或壮丽。这年轻的心灵就是我称之为今天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四五一代”。整整一代人的教养来自于文学。到中共拔乱反正，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开始出版，陆陆续续地出版，一本一本地出版，因而最初政府（国家）每出一本，中国人就会一次次地排起长长的队伍去买书。这些书，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强化了“四五\“一代人的文学记忆。拔乱反正引起的人心的变动，那种伤痛、复仇、清算的心理，同样是由文学先来表达的，“伤痕文学”即是这样一种心理本能的外在形式，由于它的力量不足以强大，也远不自觉，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说政治决定的思维仍决定了文学的发展空间。清算为复辟取代、审判为伤害取代。文学的单兵突进随时为政治干预提供口实，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中国人的文学梦想虽然高远，文学精神却是难以短期即可复兴的。纵然有古典文学、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典范，中国人的实践，“寻根文学”、“忆旧文学”、“乡土文学”、“反思文学”等努力拓展中国人的文学境界，但这些文学绩效却受限于人本身。以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们的政治情结之重不用说了，（他们以“母打儿子儿不羞”为荣为反思的结果，有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以北岛、韩少功、贾平凹、阿城、张承志等为代表的四五一代作家们的创作也仍无长足的进展，他们渴望反思，要求寻根，但他们只是青春的信徒和文学素养的信徒，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他们的青春表达。
　　
　　三、当代文学的”盛世辉煌”
　　
　　正像中国古代王朝有着不断改元的正名举措一样，当代中国也有着十七年、文革、儒法斗争、拔乱反正、清污、反自由化、改革开放、三个代表、主旋律、十三年等大大小小的时间记忆。技术的进步、国家管理制度机器的发达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跟这些纪元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只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往往为一种表像替代了。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精神，使得大多数中国人以为自己置身于千载难逢的盛世之中，在不觉不自由的“中国市场”里，中国人觉得文学的努力呈现出百葩竞放的局面，出现了伟大、深刻等等不朽的作品，出现了可以与西人文学并美的传世之作。对比八十年代的政治影响、宏大叙事，九十年代的文学更少政治情结，更精致深邃了。“四五”一代作家有了立言的自觉，韩少功和他的《马桥词典》、贾平凹和他的《废都》、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莫言和他的《魔幻》、刘震云和他的《故乡》系列、余华和他的《活着的苦难》、《真理》等等，据说都是我们时代可骄傲的大作家和大作品。
　　
　　对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还有一些值得考察的现象，那就是，文学的底盘空前地扩大。尽管八十年代文学独霸天下，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里经济学话语占了上风，载道由文学让位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话语，学科的分化更趋细密，虽然使得大批文学之士挤进了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如李陀、汪晖、陈燕谷、余华、韩少功等人，他们对于平等的朴素追求，由色入空，最后落入到质疑全球化、美国等境地，以致一度使人们质疑起文学家从事社科建设的可能。更大范围地看，这一时期又是各个领域里的中国人圆其文学梦的时期，时代给了中国人借文言志的空间和可能；官员和政治人物当中，江泽民、朱镕基先生能诗举世皆知，而大批退役的官员将军写下了难以计量的“将军诗”、“政协诗”、“老干部诗”，尽管时移世易，我们已经忘了他们吟咏的情和意。重要的是，“四五”一代在这个时代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他们青春年少时期的文学养份在此时发酵，使得他们每有表达多能诉诸文学；当文人挤入知识领域欲有所贡献的时候，官员企业家学者知识分子们也大举“反攻”，介入文学领域而有所表达。于是，不仅江泽民先生等人吟诗，潘岳先生也经常写散文、赋诗感怀、作对联咏志。经济学家中，不仅厉以宁先生写诗，吴敬琏先生、茅于轼先生写很好的随笔，就是汪丁丁先生、樊纲先生、盛洪先生、周其仁先生等人的经济学文章都能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修养；社会学家中，不仅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极为可观，孙立平先生也能写长短随意的散文；哲学伦理学领域里，何怀宏先生、周国平先生的散文有着广大的读者；历史学领域，萧功秦先生、罗志田先生、秦晖先生、雷颐先生是文章高手；国际政治学领域，张文木先生能写一手言短情长的小散文；思想史领域，甘阳先生是杂文的高手，朱学勤先生、许纪霖先生都有着终极追问；法学领域，季卫东先生、贺卫方先生都有着文学的表达。“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静夜思之，躬自悼矣”，北京大学的部份教师在挽留贺卫方先生时，也是如此引《诗经》传情达意，“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至于企业家们，很多人在暴发了之后又回过头来资助文学的事业，或者开诗会、笔会；或者直接出版自己的诗集、文集以附风雅。法国人的文学思维同样根深蒂固，但萨特在面临人们责怪他用文学的语言表达了哲学观念时，仍以不得已来回答，他以为文学的语言是直指人心的。中国四五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情怀如此深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年轻时的境遇所决定的。考察过这一境遇的人们将会满怀敬意，这一代人确实有着“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峻急，有着穷达兼济的家国传统，有着中国文人的救世情怀。正如歌德曾说，“我年轻时领受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
　　
　　不仅如此，九十年代既是“四五”一代人的人生辉煌时期，也是更年轻的，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们的作为天地。尽管中间八九一代人的声音渺不可闻，但这不妨碍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的队伍所具有的空前的规模。草原部落，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网络文学写作，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学的表达空间。这个空间是狭小的，“最近出了个小鲁迅，叫余杰，你读了他的火与冰了吗？”退休的老太太如此打招呼，可见其文学品格和人生的文学期待；这个空间又是广大的，“你喜欢林白吗？”“不，我觉得毕淑敏的语言最经典。”网络上的新人类们如此聊天，可见文学之于中国人的生活是多幺丰富多样。文学领域，它的思维、形式和质地仍是中国人人生的基本内容。
　　
　　这个文学的中国是如此“坚实”，以至于人们不假思索地以为，当代文学有了非常高的成绩，经过无数的中国人锻造，在人们印象里，在当代，不仅九十年代的文学平均水准高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学底盘更大更厚实，就是文学作品本身也具备了顶极的传世品性，文学领域已经有了“犀利的汉语之光”。这光芒已足以不朽，与日月同辉，足以跟英语、法语等相比美，让印度人、南非人、特尼立达和多林哥人黯然失色。在这样光芒的照彻下，纵然中国作家还是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重要的参照系，但显然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学欣赏水准是自信的，是骄傲的。显然，中国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更多地借西方的大师说话了，中国人不再是信徒了，中国人已经富贵了，从信徒变成使徒，从膜拜到自信，从学习到创造。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瑞典文学院的老爷们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去国多年、且已放弃中国公民身份的高行健先生，就实实在在地挑动了中国人的文学感情，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四、需要检讨的文学精神
　　
　　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学修养是需要解释，需要反思的。高行健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学天份，更重要的，文学精神需要检讨。面对一个汉语作家作品的被承认，中国人如此缺乏心理准备，中国人的文学期待被如此抽空，正说明当代中国人的文学精神大可质疑。
　　
　　什幺是文学？什幺又是中国的文学精神？什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或标准？
　　
　　回答它们实在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不过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文明中的文学历史，我们或者能够理解一个民族给文学所注入的精神或者本质规定。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跟人类其他文明里的文学起源并无二致，最早也是自神话传说中演变而来。只是由于农耕民族的自给自足，安土重迁，少有流动、贸易，因此，中国先民对于外界的认识就表现为分立的、地域的、片断的，丰富的神话传说也没能集大成地统一进史诗一类的形式里，或说，史诗等理性、形式逻辑的前奏也没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对历史现实的认知功能，人的求知欲望并不是中国文学的重心。在中国诗经时代，文学更多地是个性的、多元的，文学并不重在求知反思，而在表达人本身。五百年的歌唱，如同天籁自然的发声，真实地表达了歌者。那里面有知识，更有爱憎的性情，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因此，《礼记》说“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因此，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因此，孔子把诗经当作人生的一本大书，以为学诗不仅能多识于鸟兽虫鱼，而且对各国的地理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民心有所了解，学诗，就可以使于四方，孔子甚至认为，文学是人生教化的起点和必要内容，不学诗，无以言。
　　
　　但是，这个自然的阶段很快过去，文明找到了帝国的形式。人作为族类的一员，其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强化，人和人类有了历史，历史意识在此得到了强化。编户齐民，个人被统一地编制进帝国的制度机器里，从帝国的角度，个人乃至文学都应该服务于它。在帝国形成之前，在混乱的自由里，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的精英分子们已经敏感地觉悟了社会制度的发展对于人的异化。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论及文学言志的本质，文学是人学，它是以人为目的的。孔子意识到，异化已经出现，因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庄子感慨，道术将为天下裂，他希望坐忘，以心斋来抵制外界的力量。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文学是人实现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当文学获得了历史的范畴，民族的、国家的文学精神就包容并超越了个体的表达，个人的经验也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因此，在他们看来，诗（文学）是志和道的统一，是个人之志和个人获救之道的统一，是个人之志和共同体生存之道的统一。对孔子来说，文学的标准就是“尽善尽美”的标准，文学的真即是真知至善大美的统一。同样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也意识到历史的发展有可能压制个人，国家的逻辑有可能使个体异化，文学在他们那里就是个人独立精神的高度体现。庄子的言志，就是要文学追求自由，反抗异化；孔子的言志，就是向往人伦秩序的和谐，做一个伟大的仁者，仁者爱人，个人能得到爱，能给予爱，能体现爱。只是孔子的信徒后来狭隘地理解了文学的功用，他们所谓的“文以载道”之道已经演变为国家利益或统治集团之道了。庄子的信徒们也同样偏执地理解了文学，他们对于言志咏怀纯粹地演变成言情派，变成了逍遥乃至自私自利的隐士。
　　
　　不过，在帝国前期，这种信徒“风斯下矣”的情形尚不严重，尽管帝国的罗网开始收紧，但在秦汉、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仍发挥了它职尽人心的作用，发挥了它在五百年歌唱时期即有的“兴观群怨”的作用。虽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文学因其实录取得了诗史的地位，文学精神里，真实取代了美学范畴和伦理形式而成为文学的第一要义，但文学精神的真善美原则尚未分裂。文学仍然是全民的。因此，我们在古诗十九首里能见到至今读来新鲜的民众的声音，至于伟大的唐朝，童子解吟，胡儿能唱，无论中国人处于何等的境地，但他们拥有文学，文学也不曾离开过他们。于是，就像诗人所说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帝国的机器一经开动，就有着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政治经济的演化日益复杂，家用一体的感觉和现实安排很快为上下两层社会的分裂取代。文士和游侠不再跟直接的经济关系相联，他们取之于民的生活资源和生存质量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到科举制成熟发达之后，文学的寄身，沟通上下阶级的士，贵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的士，其利益跟上流统治阶级日趋一致。因此，正是到中国人称道的文士受重视的赵宋帝国，文学已经绝少表达民众的喜怒哀乐，绝少有汉魏时期的“征夫泪”和“节妇悲”，绝少有普通人的爱情，有“孔雀东南飞”。尽管柳永以浪子的心态为歌女作词，但那表演性已经取代了表白的真实，而苏东坡的言志更多地在于抒情，辛弃疾的载道更多在于“国家利益”。到宋明理学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文以载道所载之道更沦落为道学家之道，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和集体大于个人。人性因此被遮蔽，在明清帝国，中国人失去了做人的骄傲和尊严，他们只是活物，只是“行货”。文学成为道学家和隐士们表演的天地，成为统治阶级的禁脔，那些出位之思，那些出格的文字在文字狱的教训下永远地从人心中消失了。人生如梦，这种悲剧也只有少数天才的作家才能领悟。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社会的精英对于文学的真实原则的强调，这是能够理解的，在政治统治的高压面前，人的良知良能所能启用的最好的武器就是真实，实录，立此存照，以待来访者，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民众对于文学形式的参与革命，白话小说成为明清帝国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因为文学是要感荡心灵的，而感荡心灵的文学就是人生的丰富和灿烂。
　　
　　这个漫长的帝国历史里形成的文学精神，即民族的文学道统就是对于人生的关怀，使人从层层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挤压下解放出来。这个文学传统里有中国人感怀的长长的名单：屈子、司马迁、陶潜、三曹、李杜、苏辛、关汉卿、曹雪芹------即使在帝国后期对人空前的压制里，文学的发展丧失了人道关怀、终极关怀，但中国人用以应和外界的手段仍是文学。因此，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有着诗的传统，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诗的，文学的，艺术的；他们对于文学有着天然的天才的欣赏能力。
　　
　　五、文学的沉沦与救赎
　　
　　古典帝国在外来列强的冲击下解体了，人们借助外人的眼光，也发现帝国里的人确实变异，因此，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要求变革，要求转型，要求民族的现代化。如前所说，这也首先是由文学开路的，因为中国人的文学天份如此之高，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列强之强不仅在于他们有鸦片，有枪炮，他们还有知识，有小说，戏剧，有诗，有文章。在这种比较面前，中国人对于汉语当下的文学表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以文学重建大道，以文学重新国民，以文学立人。危机时代的民族精英在外来压力面前高尚了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文言──放弃了，就是说，他们抛弃了士的地位，而认同于他们并不熟悉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跟引车卖浆者流用同样的话语，表达并重塑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格局。在他们的手里，文学就成了在现代文明世界里救赎中国人的手段，就是现代文明世界里的中国人自我表达的外在形式。
　　
　　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罗素语）里，这个如同春秋时代一样混乱的自由时期，这个现代帝国形成的前夜，民族的伟大思想家们对于文学的考量仍是如同孔老庄墨等先秦巨子一样着眼于人的自觉，着眼于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着眼于独立的个人价值和人生目的，由此，尽管时间短暂，中国现代文学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产生了可以与古典文学和域外文学比肩的成就。尽管作家个体多显单薄，但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张爱玲的小说，周作人、胡适之的散文，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冯至、艾青、穆旦的诗歌，田汉、曹禺的戏剧，都是我们可骄傲的文学财富。同样值得骄傲的，中国的现代文学在短时期里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鲁迅的意义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民族的国民性问题，这一劣根性问题在西方知识的谱系里是一伪问题，却是中国现实的、历史的、文学的大问题。因为中华帝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没有中断传统的帝国，帝国对于个体漫长时间里的作威作福，漫长时间里的征用煎熬，使得后来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异化烙印而不自知，在帝国多重的要求和压迫下，中国人失去做人的正大，自信和反思的力量，中国人无知于“生的灿烂”。鲁迅揭示了其中的秘密，中国人无能知晓如何做一个人，无能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正是这种文学的真实，鲁迅的悲观绝望从未导致读者的绝望，反而给予了人们百倍的勇气和对于文学乃至人生的感怀。正是在鲁迅笔下，文学显示了力量，文学显示了人生的目的。
　　
　　但是，同样地，中国现代文学这种伟大的言志精神，仍被其信徒和庸众狭隘地理解了，在信徒那里，文学有着载道和言志言情的分别，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等文学流派的分别。
　　
　　这样的分别，其流变最终使文学丧失了它的中国精神，只能成为政治经济变迁的附庸。随着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帝国以新的面目出现，文学再一次受到了政权的支配。人们的知识、思想进境之途被隔绝，无论是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不能保护或命令文学出现什幺繁荣的格局。从为艺术而艺术，到象牙塔文艺，到蜗居文艺，到地下文学；从为人生而艺术，到革命文学，大众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虽然名目繁多，但人的生活已经退化了。纵然毛泽东时代国人所读的几部书为经典，但年复一年地诵经，人成了机器、螺丝钉、行货，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失去了自己。（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明年的话等待另外一种声音）。而对这种民族和个人的处境也还是需要文学的救赎，需要文学本质的复归。如同索尔仁尼琴所说，“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噻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这和禁止‘言论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灵，和民族记忆的割除。……象阿赫玛托娃和礼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善？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各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中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力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六、我们忘记了我们可能早已丧失了文学的精神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来都会不无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是一文学大国，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可能早已丧失了文学的精神。即使拨乱反正之后的八十年代，有着令人感动的文化启蒙，但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精神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讨论并展开。
　　
　　今天热闹的中国文学不过是都市文学的末流，几个螺丝壳般的中国都市竟被我们的作家演释“繁荣”成绝大的文学“道场”。仅仅由于政治经济等要素对这些“橱窗”般的中国都市的高度投入，其中成就出众多的文学从业位置，竟使得我们的作家以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大众作家、通俗作家、地摊作家、影视作家、网络作家、专栏作家、先锋作家等等，机遇之多，也使得“四五”一代的学者们圆起了学者作家的好梦。
　　
　　文坛是热闹了，文化是繁荣了。但无论是上海宝贝，还是北京的流氓病人，都无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因为现代国家（无论是否是以帝国的形式）正以更复杂的形式规定了人类个体，中国社会也以内在冲突更剧烈的样式刺激了中国人。文明交流乃至转型的全部可能考量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现代技术的更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农民的进城和市民的还乡，民族国家的底线，跨国公司的经济本能，乃至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都大大限制了人对于个体经验乃至社会历史的超越和自由表达。
　　
　　这是现代文学的光荣，也是它的困境。实际上，纵观西方文明五六百年来的演变，以认知反思为底蕴的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中，极大地张扬文学的精神。最初，资本的神奇力量激荡了人性，工匠的实践，哲人的思辩，商人的生产贸易需要，像魔术一样呼唤出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呼唤出科学艺术哲学的曙光。用马克思的话，那确实是无限丰富的人性的展开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就是人性的自由歌唱，就是人对自身力量的认知。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莎士比亚，“人，是多幺骄傲的生物，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歌德，“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那种澎湃、旺盛、崇高、深情，那种汪洋恣意几达天神的力量，成为后来者不可企及的典范。
　　
　　后来者确实不可企及，因为后来者对资本的认识更丰富，更内在，对人性冲突的理解更有切肤之痛。资本的赤裸裸的扩张，其肆无忌惮的殖民嘴脸与人对自身和类的关心有着本质的不可调和。在资本的社会里，社会成了“物竞天择”的丛林社会，达尔文从自然中发现的“弱肉强食”的假设成为人们面对的生存法则，知识体系的演进跟社会的发展同步，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基石，资本有违人的良心。在资本的高歌猛进里，人将置于何地，人是谁，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尽管资本把文学的古典情怀破坏殆尽，资本使文学祛魅，资本按照自己的面目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文学从人的外在秩序到内心秩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从而使文学创造了更为丰富的人性世界，使文学获得了历久弥新的魅力。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等，都以自己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和情感。
　　
　　这个还在变动不居中的西方文学，无论它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它对人的认知和反思，自信也好，迷茫也好，都是人的自由而独立的表达。正是在这里，中西方文学见出了分别，即同样作为巨大的精神个体，中国的文学巨人多是性情的天才，是“众人皆曰杀”的高标，是“独善其身”的榜样，是缺乏历史和时间感受的审美载体；西方的文学巨人多是哲人，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推己及人”的广大而普适的兼济关怀。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要把文学的触角下潜，使中国文学更包容，更博大，更能体现无限的道理和性情，真正复兴先人那“兴观群怨”的精神。
　　
　　七、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畸形
　　
　　今天的中国文学，不仅主旋律文学跟私人写作、个体写作、身体写作一样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末流的东西，不仅不能张扬中国文学的言志精神，而且对于现代文明世界里的西方文学精神也少有领悟或借鉴。在中国市场里，这些丧失了历史感的文学写作也好意思地成为都市“新天新地”里的人性表达，“咸与维新”般地成为文学爱好者的经典，似乎文学的每一举动都体现了文学的本质。
　　
　　但是，只要看看这些文学之间的不能交流无法沟通的情形，就明白中国文学发展的畸形。纵然当代的中国文学呈现繁荣的格局，但它们尚未能进入“对话”的阶段，它们的发展只是单方面的自导自演，是自己宣布的胜利，是对文学这一手段简单的“占有征用”，也是对文学这一人性花实的蔑视和践踏。直到今天，例如江泽民先生的诗仍能不讨论就进入了歌唱的节目单和孩子的教科书，中国文学尚未获得反思的能力就标榜有着经过了“反思”的成果。说中国文学的这种不能讨论，不是为了表白谁更正确，提出讨论的必要也不是为了显示谁更聪明，而是只有如此，文学的世界才庶几正常。
　　
　　更不用说我们的“写实主义”文学了，我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余华、莫言、刘恒、刘震云等人，也只是把人性类型化了。他们把过去的遥远的世界如实呈现给我们，把我们理解的活着的苦难给予了我们，把我们不曾经验的野蛮给予了我们，这固然能够说明中国历史乃至当下现实的罪与苦，但是，文学的真正要素在于同情通感，其教化也是建立在反抗的基础上，只有下层民众的文学表达可以出现，可以抗击上层乃至制度的异化（下以风剌上），上层的文学制造才可能为下层接受（上以风化下），关键在于文学是否真正关心生命的社会和时代的经验。中国文学的真正精神在于言志，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文学或说中国文学是教人生的，而不是教人死的，也不是教人半死而活着的，更不是教人野蛮的。文学是人学，是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当然不仅有作家的责任，在中国当代这样庞大的市场里，人们的文学思维本身的强弱也决定了这个“市场”得以存在的理由。当人们奔走相告，中国有了“小鲁迅”时，很少静心设问，中国有了“小鲁迅”会如何，自己又将如何？时间仍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文学如果不是内置于我们心中，我们对它的要求不过是中国特色的市场里的一件商品。文学就仍然是我们异化而不自觉的装饰。仲维光先生曾愤激地声称，中国无大师。因为他判定当代中国人都是专制生活方式培养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专制文化的“漏网之鱼”。他的“同情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他忘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社会的不幸，人生的异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悲剧，都可能是激发人性反抗和审美的灵感之源。只不过，今天更为复杂精巧的社会制度需要作家付出更大的心力来解读来言说，而现代社会更为丰富的异化实现方式确实不着痕迹地洗劫了作家的心智，使他们沦为表演性更强的戏子而非创造性更强的精神个体而不自知。在这种对于个人创造性生命的把握上，今天的中国作家远逊于他们的前辈，远逊于五四时代的周氏兄弟。当年，在有人为鲁迅活动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时，鲁迅明确表示了他不配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鲁迅对自己无正当的认识，在回答五四以来中国一流的作家有哪些人，他也明确地指出了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周树人的名字。而今天的作家，无论是批评家吹捧的“当代的金瓶梅”，还是“当代的鲁迅”，还是批评家大惊小怪地发现了中国有了大作家，还是中国人不断地活动，希望余华莫言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种种文学现象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作家明确的姿态。他们大概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赞誉，“没事偷着乐”地享受自己的人生成功。而对于千千万万在转型中挣扎、奋斗的中国人而言，生活就永远为这些做戏的作家们置于悬而未定之中。
　　
　　八、是我们反思中国文学的时候了
　　
　　因此，当高行健事件发生后，是我们反思中国文学的时候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文学的时候了。五四新文化给予中国作家的言路思路在当代已经中断，文学世界有了向古典帝国后期回归的情形。中国文学成了上层（在今天表现为都市文学和主旋律文学）的工具，成了上层繁荣的证物，普通的中国大众无法受到文学的眷顾，文学不曾帮助中国人沟通社会的关系，不曾帮助中国人确定做人的精神、信仰和信心；在今天，文学不是全民的，不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民众已经喑哑如无知无识，受上层制造文学样式的东西以供娱乐，文学成了上层运动（愚弄）下层的工具。
　　
　　有作家以为自己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那里学到了语言的极致表达，以为自己登入文学的堂奥，以自己为宝，以自己为文学大道，而无视社会、时代、人心的呼应。实际上，真正的大道是建基于也生成于后者之中，没有血统的健全，法统的确立，谈论道统无异于镜花水月。诗言志，就是要人能感知人类的情境并有所完善，就是要人抗击异化施于我们的重负。中国文学要能“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要能“自信人生二百年”，要能怀疑并“重估一切价值”，要能“彼可取而代之”。否则，若真以自己为宝，为道，而“怀其宝迷其邦，可谓仁乎”？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这样的文学也不是健全的中国文学。
　　
　　这并不是从旁观的角度来反思中国文学的病理，也不是把文学精神树之高远使人们悲观地以及遥不可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悲观，只要我们存在着，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有机会和力量揭示人性的当代秘密。文学是深情的，借用魏晋人的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文学是人生意志的体现，是精神的独立的关怀，借用先秦人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