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动员，蔡振华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模糊的；而作为教练员，蔡振华的形象又是如此的光彩照人，执掌中国乒乓教鞭１１载，硬生生将当时陷入低谷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再次推向了顶峰。在刚结束的２００１年度暨首届中国电视体育奖和２００１年中国乒乓球“双十佳”评选中，蔡振华相继获得“年度最佳教练员”和“十佳教练员”殊荣。星光舞台上的少帅，笑容是那么灿烂；再回首，艰辛，困苦，欢乐，泪水……在正定训练基地蔡振华房间里，记者同他一道回顾中国乒乓球队走过的一条铺就酸甜苦辣的坎坷路。

　　“中国乒乓球这棵大树，永远不能倒”
　　记者：众所周知，您当年是在中国乒乓球事业陷入低谷时，从国外回来执教的。请先谈谈当时的来龙去脉吧。
　　蔡振华：（习惯地点起一支烟，眼睛望着窗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难忘的时代）我是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援外，到意大利当教练，一共３年半时间。那时，我当教练非常年轻，才２４岁。为什么那么早呢？当时的情形是国际乒联对比赛规则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球拍的颜色上不让随便调换，目的就是要限制中国乒乓球队的打法。作为运动员，我受的影响尤其大，继续打下去就不行了，同时我的腰也不太好。我是比较喜欢或者说非常热爱乒乓球这个事业的，所以领导上就安排我到意大利当了教练。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但我适应的还是比较快。一直到１９８９年世乒赛上，我看到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上第一次输给了瑞典队。
　　记者：你当时看着中国队失利，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蔡振华：是的，那是第４０届世乒赛，德国多特蒙德。（那么快的说出时间、地点，显然是刻骨铭心）我当意大利队的教练，带队去参加比赛。输完以后，心里非常沉重。

　　记者：当时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中国队以后没戏了？
　　蔡振华：当时我们男队从冠军上掉下来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是相同的。外国人都说中国人不行了，中国的长城已经彻底被摧跨了。包括我带的队员也是一样，也是说欧洲行了，中国人不行了。当时，给人感觉就是，中国男队多少得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这几年是希望不大。整个教练运动员都是没有希望。当时的马文革、王涛这些主力队员，他们就感觉生的不是时候。原来外国人老说他们生的时代不对，正赶上中国队的鼎盛时期。反过来，我们现在又说自己的时代不好，因为那时欧洲太强大了。所以，当时的国家队人心比较浮动，有成绩的运动员，比如世界冠军，包括我们这一批，小一点的，第一选择是出国。（苦笑）一算，当时能拿世界冠军的都在国外。人全跑光了。
　　记者：可您却逆流而行，反而从国外回来了，当时是怎么想的？
　　蔡振华：（笑）你这么说，是引导我自己吹捧自己喽。（呷了一口茶水，表情严肃）那时国家队的教练都比较老了，人才缺乏。我回来之前，也犹豫过，出国是一种潮流，况且我已经在国外，还是教练员的身份。我年龄也不大，可以考虑在国外再待几年，但国家更需要我马上回来。当时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乒乓球这棵大树不能倒，大树竖起来，大家才能去乘凉。我跟那些去国外的就说，现在国内需要人才，你们可能还没意识到，我意识到了，那我先回去。

　　“做人要实，打球要狠”

　　记者：当时整个中国乒乓球的形势比较艰难，您是怎么分析总结的。
　　蔡振华：（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头）当时我归结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几大弊病问题，一个是运动员士气低落，男团连输两届了；一个是技术落后，整个技术打法包括战术都落后于欧洲；一个是人才流失，具有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缺乏。心里感觉这三大问题是短时期解决不了的。
　　记者：运动员对自己缺乏信心是最可怕的，您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他们的信心的？
　　蔡振华：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好强，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信念，怎么去树立他们再去夺世界冠军的勇气，看到欧洲人就害怕，这不行。于是我们请老队员、老领队，将过去他们是怎样做的，中国乒乓球队的辉煌，讲给年轻队员听，提高他们的信心。我自己肯定也讲，而且讲的最多。主要是恢复他们的信心，从大道理讲叫信念，小道理就是信心。
　　看到对手，队员自己就气馁了，那怎么跟人比？ 我记得１９９１年世界杯，马文革、王涛去比赛。同行人看比赛是去看门道，运动员技术精湛在什么地方，战术使用为什么这么巧妙，不是看热闹。但那个时候马文革、王涛看比赛就像外行一样看，这个球真热闹，那个球怎么怎么样。王涛当时就说，我决不会达到他们那个水平。自己非常气馁，认为人家高不可攀。所以那时候问题比较严重。自己的顶级选手都会这么去看，情况危急，我们输了运动员的信心。
　　记者：信心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恢复的？
　　蔡振华：１９９１年国家队集合后，上半年输完世乒赛，下半年有一个世界杯团体赛，现在已经没了，那时有。我们那次的实力，说实话是不具备拿冠军的。世界杯团体赛上，我们仍然是这批人，打入决赛，争夺冠军又是和瑞典，但那时瓦尔德内尔没上，他们用其他人，看不起中国人。
　　巧合的是，我们在上半年世乒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捷克队，２：３输掉了，这次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捷克，赢的是３：０。半决赛又赢了朝鲜，最后赢了瑞典，拿了冠军。短短半年间，有这么一个飞跃，是对一个教练组的肯定。你讲的多么有道理，最实惠的是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拿冠军，水平提高了，他才服你，你讲什么他都听你的。那次世界杯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是对教练还是队员，都是一个振奋，又让队员看到了希望。队伍开始正常工作起来，不象以前那么难了。确实是奇迹般的。接着我们就准备９２年奥运会，男队从那个时候开始恢复信心了。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我们的技术也落后了。
　　蔡振华：（一提起技术，蔡指导来了精神）我多次说过，做人要实，但打球要狠、要毒、要刁。技术上，我们首先抓的是对弧圈的认识。原来对中国运动员来讲，弧圈是最顶端最高级的一个技术。明知道它也有弱点，但一看到外国人拉弧圈，我们就紧张害怕。所以，我们那时最主要就是抓对弧圈的认识。我们一些教练就开始研究，因为当时外国队员全靠弧圈压制中国，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也就无从谈起。对弧圈的理解是一个过程，从真正了解弧圈的规律，到追上外国人的水平，直到超过他们。
　　另一个，教练的指导思想也和原来不一样了。中国队的传统是直板快攻，所以训练计划都是以直板快攻为主，这样的计划就相对粗糙一些。我们把原来的训练计划改变了，目标是要在保持速度的基础上，打出弧度来，即创造进攻的先决条件，在反攻的能力上比外国人做的更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改变。还有其他一些细的东西，控制反控制，第四、六板的衔接等等。原来我发完球后就要进攻，一旦没控制好，就不能再进攻，现在我第一板被遏制了，我下一板接着攻。从进攻的概率上，我们增大了。（未完待续......）
　　“外国运动员背后是个人，中国运动员背后是祖国”

　　记者：您觉得中国选手和外国选手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蔡振华：我们和外国选手比较的话，差别最大的一点是在对信念的理解上。在外国，无论是对于教练还是队员，乒乓球只是一个职业，单干的比较多。在中国，我们把它当作事业，干一番事业是需要集体的力量的。我们虽然是一个人在打比赛，但背后有多少人在支持啊！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语调高了起来）中国整个国家力量强大了，外国人就感觉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这个队伍是一个集体，背后则倚靠着一个国家。
　　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地方政府，从老百姓的欢迎程度到媒体的报道，还有我们的待遇，我们有专门的科研人员，光我们国家队的队医就有四个，我们的专职教练在全世界也是最多的，外国不
　　可能这样。所以说，我们打球不是靠一个人，背后是全国的力量。

　　记者：您的队员们是不是都能理解这一点？
　　蔡振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有些情绪。当时队员有成绩后，他们和外国人比，更多的是比待遇。外国人奖金多少，收入多少，光想着人家好的地方，而我们拿了冠军还得交多少税，给国家多少。这些想法对队伍冲击不小，包括一些陪练的无名英雄，认为到国外也能挣大钱，而留在国内没有发展机会。当时大家都是拿钱拿物质来衡量，走入偏差。
　　那时候，我比较着急，也费了一番工夫去做思想工作。我说我给你们算笔帐，从你们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冠军算起，你们怎么成长的，资本从何而来。你们从小打球，都是国家掏钱，训练场地、服装、教练，所有的安排都靠国家。在国外，球拍自己买，衣服自己买，交训练费、灯光费，一切都是个人投资，所以他们拿了冠军后得了奖金是自己的，那是他们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你们从小是国家培养，当然要报效国家，没有国家，你一事无成。我甚至讲，我们有多少运动员，国家投资了，还没有出成绩，那是不是得要你们赔偿要你们拿钱啊。运动员们听后还是受到了震动，人心稳定下来。对陪练队员，我们对他们以后的去向，包括去外国打球，都做了合适的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和黄飙领队都是行伍出身，相对在思想教育方面抓的紧一些。后来，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就把这升华为理论，叫“祖国培养”意识。
　　记者：光靠说也不行，据我所知，您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来激励队员。
　　蔡振华：今年国家队刚开始集训的时候，我就带队员们去了河北省高平地道站遗址参观，让他们体验过去老一辈奋斗的不易。我们经常开展这种活动，原来我们组织去过天安门看升国旗，去西柏坡参观革命胜地，还在内蒙古建立了希望小学，国家队集训前拉到部队有名的“老虎团”军训……队员们也都踊跃参加。这对激发运动员们的为国争光意识，磨练他们的拼搏精神，有很好的效果，也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

　　“当个好教练，关键是要身先士卒”
　　记者：您的腰有伤，刚才听队医讲不能长时间站立，可我看您在指导队员训练时几乎从头站到尾。
　　蔡振华：整个队伍我们有这么个规定：训练时，教练必须站着。原来讲“教练的头脑，运动员的躯体”，好像教练动动脑子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讲，进入训练场地后，教练必须站着，随时指点队员，这才是全身心投入。你要想做训练出好队员，你必须起一个表率的作用。从这一点联系起来，教练做好了，队员才会跟着做好，实际行动比说教的作用要大的多。我们队伍的一个原则是讲做不讲说。
　　记者：大家都在站着是不是还可以拉近教练员和队员之间的距离，有助于更好的开展工作？
　　蔡振华：我们和运动员的关系就犹如父子关系。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在你平常的言行中体现出来的。在他们思维里面，你教练怎么做，他们就跟着怎么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我也知道我们的教练年纪挺大，不方便的时候也挺多，一天站几个小时也不容易。可我的想法是，队员训练时你教练坐在那儿，总会让他们心里感觉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你站在那儿无形中也激发队员的斗志。
　　近距离产生灵感，这灵感不能放弃，放弃了它会让你失去很多东西。你坐在那里，精神再一疲乏，往往捕捉不到一些细节问题。你站在那里是活动的，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走过去纠正，减少失误率。因为一支高水平的队伍，要少犯错误或者不犯。
　　所以对教练的要求要相对严格。早晨出操或者值班，谁都不想那么早起，但不能因为你是教练就不遵守规定，大家必须一视同仁。教练迟到了也得罚，是教练就可以自己原谅自己？显然不可以。教练做好了，可以带动整个队伍向好的方面转变。
　　记者：您现在的腰伤球迷们比较关心，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蔡振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腰）这腰的问题还是在９６年奥运会备战前夕，算是劳累过度吧，加上又腰椎盘突出，必须要做手术。当时开刀做手术可是经过了好多人的审批，包括袁伟民等一些体委领导，包括家人，因为这开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有个说法是“十个开九个瘫”，最后还是做了。做完手术后，本来必须要躺在床上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可队伍马上要出发了，时间不等人，那时我就想自己不可能就这么躺在床上。医生告诫我如果你现在不养，以后就很可能会瘫痪。当时我没考虑那么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宁愿以后一辈子躺在床上，我现在也得带队伍打好比赛，不能站着，我躺在那儿也要看着他们。我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当时确实挺感人。我还开玩笑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在奥运会上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完了，你连看比赛都看不见，老天爷还是让我去参加比赛。
　　这也可能是自然的一种反应，我蔡振华怎么样，换成其他教练也会这样。从小就在党和国家这种培养底下，很自然的一种表现。自发的，内在的。

　　“越是球星，越要严格管理”

　　记者：您是乒乓球队内公认的权威，队员提起你时好像都有一种敬畏感，对他们管的是不是挺严？
　　蔡振华：严是肯定的。为什么要以严治队？原因很简单，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一个严明的纪律，就会涣散无力。只有敢于管理、严于管理，队伍才有战斗力。有一次，刘国梁在国内公开赛上输了球，一气之下把球拍摔到球台上。比赛结束后，我召集全队开会，直接就这么训他：“刘国梁，你有什么了不起！报纸捧你，电视抬举你，那是人家在给男队打气。你不就是会玩几下子发球，玩几下子直拍横打？可你的正手，你的侧身攻球很差。今天你不要打球了，回房间好好想想。”刘国梁很伤心，中午粒米未进，闭门思过一下午。有人劝我不要批评得太重了。可我心里清楚，这小伙子很灵，球感特好，是一块打乒乓球的料子。我要是不狠，不给他敲榔头，只让他出风头，就会毁了这棵好苗子。
　　记者：对主力队员也毫不心软？
　　蔡振华：对，越是球星越要严格管理。这种例子很多，上一次，孔令辉刚访欧归来，身体有点疲惫，在训练中表现出松懈，我发现了这个情况，让他在球场旁边罚站２个小时。有个小朋友过来让孔令辉签名，他说：“我犯错误了，在被罚站，不能给你签名。”主力队员必须要做个榜样。我们队伍规定，队员不准迟到，不准吸烟，不准赌博；业余时间不准无故外出……若有违犯，处罚严厉，如发现一根烟头罚款２００元；如发现一次夜不归宿者，主力队员罚款１０万至３０万元，二队队员就除名回原来省队。像王晨、杨影等主力队员，就曾被罚回过省队。
　　记者：您自己有没有处罚过自己？
　　蔡振华：作为总教练，我必须要以身作则。如果自己“犯了规”，当然要罚自己。教练员要敢于面对失误，勇于承担责任。第４２届世乒赛，虽然取得了男团冠军，但我跟大伙说，马文革、王涛没有打进男单决赛，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俩打完团体赛后，又兼打３个单项，到最后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如果我们在备战时训练强度调节得再合理一些，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教练的失误，我来作检讨。

　　“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要从零开始，第二次创业”

　　记者：我看到您特意在国家队训练馆内挂了个“二次创业”的牌子，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二次创业”的？
　　蔡振华：二次创业的实质其实就是创新、改革，过去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已过去，我们现在要从零开始。好的继承，不好的扬弃。刚才我提到关于弧圈的技术创新，不只是技术，还有管理机制上的改革。过去我们的训练都是沿用苏联的训练模式和机制，运动员进了国家队就大功告成，每天出工撞钟，自然接班，竞争性不强。现在，我们认识到了，竞争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竞争意识更是生存之本，所以我们坚决地把竞争机制引进乒乓球队。
　　记者：有什么具体做法？
　　蔡振华：具体做法其实也很简单，将国家队分成一队和二队，在队内定期进行循环比赛，打出名次，进行升降，展开竞争；一队前６名者有资格进入世锦赛主力阵容，后４名者则与二队实行交流；二队前４名者可上升到一队，后４名者则与省队实行交流，把过去的以训带练改为现在的以赛带练。近两年，国家队又完善了“积分制”，把比赛成绩、训练态度、比赛作风、生活管理等项内容化为分值，融为一体，统一评定。
　　记者：虽然竞争激烈，但我看到队员之间都很友好，气氛相当融洽。
　　蔡振华：现在我讲到名利的问题。过去，我感到最困难的是改变国家队内的一些在名和利上的错误看法。原来我们一些教练因为奖金的问题争，这不行。队伍出了成绩后发奖金，往上报教练名单的时候，我们五个教练，按规定只能报我，那时，如果就我一个人拿的话，也能说得过去。但领下钱来我们就是五个人平分，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是大家的。我应该起个好头。凡是在名利上，大家都看的淡。原来两个教练争执教工作的长短，我２４个月，你２３个月，就为一个月争得面红耳赤，这怎么争啊。我当队员时，一百块钱还很多，亲眼看到俩人为争这一百块钱就……我当时心里就寒了。我就想，我不会。打了十几年球，大家整天在一起，为了一百块成了仇人，这图什么。人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也可能是我对钱看的不重。钱这个东西，想赚怎么也赚不够。
　　我们队里平常不忙的时候，队员经常一起请工作人员吃个饭，这一点做的很好。我当队员那时候，最多对我们的教练表示感谢，现在他们对工作人员都很尊重照顾，大家相处和睦，活动一起参加，形成了一种温馨的氛围。
　　记者：与蔡振华两个小时的对话，就像在翻看一部中国乒乓球队的奋斗史，透过它，无处不体现出“乒乓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从而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乒乓文化”，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乒乓人顽强拼搏，为祖国争取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崇高荣誉。离开正定训练基地，蔡振华那铿锵之语仍言犹在耳：“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为弘扬中国乒乓文化尽心工作着，我们倍感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之神圣，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项神圣的事业做得更好。”这不正是这个先进集体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