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院士，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郭先生在抗战的烽火中出国留学，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中国的国防事业。他以一个跨音速流动的高难课题取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转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他从事的学科研究经常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便送给他一张表，上面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为美国服兵役？”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了个“不”。1950年，钱学森想启程回国被扣押后，郭先生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被批准。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美国移民局又派人劝说郭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坚决要回国。为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资料为由再加阻挠，他竟在同学聚会时把十几年写好的文稿投入篝火。1956年，郭先生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又经钱学森推荐，郭先生担任了某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我最早认识郭先生是在1963年召开的全国流体力学学术讨论会上，我仔细聆听了他的会议总结报告。1964年，我担任以钱先生为组长，郭先生为主要成员的一个专家组的秘书，有幸有机会和郭先生近距离的接触。1968年，我又在以钱先生为组长，郭先生为副组长的某个国家研究中心筹备组，负责规划工作，从而向郭先生学习的机会就更多。从外貌看，郭先生身体清瘦，年过半百便已双鬓斑白，讨论时发言精练，逻辑性很强。每次开会时，我总是给他打电话，提出派车去接，他总是说，会场离家较近，并不要用车。他总是步行前来，而且经常他是最先到会的。

在这阶段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先生和郭先生深厚的友谊。早在美国的时候，钱先生就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介绍郭先生的学术成就，回国后，他们两人在学术发展上的认识完全一致，在工作上更是互相支持。在研究中心筹备组工作期间，钱先生总是先和郭先生进行讨论。由于他们两人白天工作都很忙，这种讨论经常在晚上进行，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多半是钱先生给郭先生写信，然后由郭先生转达给我们。1968年12月郭先生在去青海出差的前一天，他来到筹备组办公室，给我交待工作，中心内容是谈及中心的远景发展规划。包括将飞行器的地面试验设备和推进系统的地面试验设备的统一规划、水动力学研究设备和空气动力学设备的统一规划，理论研究和计算流体力学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观点，就是现在来看，仍然突显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思想光芒。临别时，郭先生要求我先写出一篇书面报告，等他回来后交给他审阅。谁知道，这是我和郭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永别。我也再没有机会向他提交这篇报告。不久，筹备组就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不可能再提起这件事了。如今，这个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以缅怀郭先生对这个中心建设的贡献。

在人的一生中，总有几位对自己命运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郭先生不仅在精神上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而他的离去，使我的治学的道路上，永远失去了一位明智的领路人和一位最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