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又一夥科学巨星陨落了！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3月2日上午，我也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朱光亚先生送行。

春节前，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久未见面的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先生。他告诉我，医院对朱光亚先生的医护很好。谁知道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他去世的恶耗。这次见面后第二天，明远就用特快专递给我送来了他夫人顾小英和他写的书《我们的父亲朱光亚》。我很快读完了这本书。这真是一本以深深亲情写出来的难得好书。书中写道：“让我们的的笔去跟随父亲的足迹，记下他在我们心中的一切，因为这是来自一颗纯洁无私的高尚心灵的心语。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来自父辈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心理馈赠，它胜过世间一切有价的财富，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宁静而致远，这就是父亲这位“两弹元勋”的人生境界，他正是以这样的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成就了科技强国的伟业。”

1987年春节后，我在到沈阳出差期间，一个电话将我召至北京开会。当晚，钱学森先生和朱光亚先生一起到房间来看望参加会议的代表。在我的房间里，钱老向朱先生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后，朱先生对我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你是带领章的，那就好办了。”由于这句话，给了我今后多年中有了亲自聆听朱先生教诲的机会。

863计划航天领域在朱先生和首席科学家的领导下，用五年时间完成了我国载人航天的论证工作。后来，又在他们的领导下，完成了新形势下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的深化研究。外界都知道朱光亚先生对发展我国核技术的贡献，但朱先生对我国载人航天的历史性贡献，却鲜为人知。这是朱先生为人低调，从来不喜欢宣传的缘故。当年，各部门和各方面专家，对载人航天的发展途径，存在不同的意见。为统一这些意见，朱先生作了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据我所知，他参加的论证会议就有上百次，在许多会议上，他都有发言；他亲自批改的有关报告和文件更是不计其数。朱先生，为了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朱光亚先生在工作中的“大智若愚”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学习的。他一方面才思敏锐、勇于创新；另一方面却又质朴严谨、讷言笃行。在我的接触中，他的这种科学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对大工程背后的科学原理，一直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在论证中他强调要研究一个概念在物理上是否可成立？例如，他对太空环境下的微重力对材料的影响和超声速燃烧究竟有什么好处，他就请过多位专家来汇报和反复讨论。

其次。他对于国外对于发展大工程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亲自找来外国文献来研判，并作出客观的科学分析，以便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和王寿云同志联合写成了《对载人航天的再认识》一文。文章指出；“设计和实施这样一项这样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航天计划，不仅要在整体上优化，还应在全程上优化，使它既包含能带来国家威望的重大成就，又是一项能带来持久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好处的计划。”这是一种多么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

再次，就是他的一丝不苟的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作风。明远在对父亲的回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的认真细致，已经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他对我们起草的报告，都会认真审阅，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和一个错别字，都会给你指出来。他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会要你亲自向他解释。我负责起草的一份汇报稿，前后改了17稿，才通过朱光亚先生的审查。

最后，在这段工作中，我见证了朱光亚先生和钱老的互相支持。朱先生对钱老非常尊重，在重大问题上，都会征询钱老的意见。钱老有什么新的看法时，总是首先告诉朱先生。他们两位大科学家，不仅是专业，还是性格，都是优势互补的，从而使得他们的合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60年代，我能跟随钱老进行我国气动中心的规划，后来又在钱老的推荐下，能跟随朱光亚先生进行我国载人航天的论证，实在是三生有幸了。

（本文的内容可进一步参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父亲朱光亚》第四篇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