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力学界流传着一个同窗友谊经历时间考验的动人故事，那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对郭永怀之间的深情厚谊。

早在1939年，钱伟长和郭永怀、林家翘就在昆明西南联大相遇。当时研究生和助教有十余人，同住在西南联大借用的昆华中学后院的教师宿舍，一起包饭，也经常在一起交谈讨论各种问题，使彼此有了更多了解。1939年春，他们同时报考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的第七届留英公费。原力学只有一个名额，而当时同院寄宿的研究生、助教报名的共有11人。发榜时却是钱伟长和郭永怀、林家翘，以总分相同的成绩而同时录取。1940年8月，他们乘俄国皇后号邮轮，在太平洋上航行了28天，到温哥华后换车，于9月17日抵达加拿大的多伦多。3人都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并都选择了应用数学系。

当时，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系主任是国际应用数学的知名学者辛祺(J.L. Synge)教授。辛祺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祺教授说：“数学是汪洋大海，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用不怕淹死的精神，跳进这个汪洋大海，去寻找那最好的数学工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他力主不要怕数学，但也不能迷在数学中，跳进海里去找宝，在解决实际问题后，不能迷在数学的汪洋大海中。现代科学有很多实际问题，要用各种数学工具去解决，迷在数学里，等于不会游泳的人，喝饱了水溺在水中，不能再去解决实际问题了。”他还说：“我们要勇于跳进大海，但一定要在找到宝后，极早爬上岸来，用这个宝去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在上世纪40年代初，钱伟长和郭永怀、林家翘又先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同为哥廷根学派传人的冯•卡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力学研究。在这里的岁月，是他们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除了林先生外，前三位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络绎回国，林家翘则留在了美国。尽管他们的命运不同，但都对力学事业却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钱伟长在1946年5月就返回祖国。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后，和钱伟长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郭永怀教授在1956年10月返国后，也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钱伟长在晚年回忆往事时，对于老朋友老同学郭永怀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1957年后我已被错划为右派，以带罪之身不便和郭永怀教授保持接触，但他仍委托我做不记名的力学学报审稿工作。他的严肃要求，公正无私的作风，在我们长期交往中，是心照不宣的。曾有一位“名牌”大学的所谓知名教授，有一篇论文投给力学学报，经我审阅时，发现竟有很多力学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我提出论文中的五十一条基本错误并认为该文不宜发表。该教授向编委会提出了“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让右派教授审查”的非议。郭永怀教授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公正地解决了这一无理的纷争。”

在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后，郭永怀和夫人李佩也曾到清华大学照澜院钱伟长的家里去看望他。郭永怀对钱伟长说：“现在人家不怎么批斗你了，也没有人打扰你了，你正好可以多做点学问。”

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等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报效祖国。他们的希望之一就是要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钱伟长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在我的记忆中，在反右之后，立即开展了对钱伟长学术的批判。对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评价，在那个政治上不公平的年代，居然也随他的政治地位而变。此时，郭永怀却仍然坚持对钱伟长的正确评价，确实难能可贵。这就是钱伟长对郭永怀心存感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