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2日是任新民先生逝世一周年，对这位我敬爱的中国航天“总总师”，心中充满无限怀念，总想写篇文章作为纪念。

我一辈子就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任新民先生于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市。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1945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就急切回国，成为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在那里，他第一次“搞”火箭。1952，他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并负责讲授固体火箭课程。1955年10月，他在那里与钱学森初次相见。当他们讨论中国能否造出自己的火箭、导弹时，钱老脱口而出：“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也能，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当晚，两位专家彻夜畅谈。从此，他们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航天合作。任新民先生曾回忆说“我干航天工作是受钱老影响，钱老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战友。”

1956年，41岁的任新民先生受钱学森之邀，从东北来到北京参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筹建工作。自此，任新民先生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了一生。翻开我国航天60年大事记，几乎每个阶段的重大工程任务，都与任新民先生有关。

在航天事业建立之初，身为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任新民先生从零起步，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与飞行试验。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任新民先生一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任务。

1975年，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的大型航天系统“331工程”正式组建，任新民先生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发射时，关机和滑行段飞行都很正常，但在二次点火三秒钟后，燃烧室压力开始下降，并迅速下降为零。“东方红二号”卫星未能完成发射任务，故障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出现问题后，任新民先生就到火箭氢氧发动机旁看实物、量尺寸，研究增加液氧旁路系统的可行性。在实施这一改进措施的前后四天三夜里，任新民先生一直坐阵指挥。最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终于成功。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任新民先生主持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先后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创下中国航天史上多项纪录，被誉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被航天人称之为“任老总”。

从事航天事业的前30年时间，任老总的全部精力投身于导弹、火箭、卫星的研制。晚年，他开始构想中国航天后30年的发展道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在正式立项之前，曾引发激烈的分歧和争议。为此，任新民为工程立项作出了巨大贡献。“921工程”研制工作开始时，任新民先生年近80岁，依然坚持参加各类技术难题的研讨会和评审会，并亲临“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现场。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论证之初也有“方案之争”，在任老总的力挺下，长征五号最后选择了“大直径+两型发动机”的设计。直到95岁高龄时，只要人在北京，任老总依然参加航天六院11所研究氢氧发动机的每一次试车。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社会上形成“航天热”，任新民先生成为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对此，任老总却回答说：“我一辈子就干了航天这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如果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旺，没有中央的决策要发展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只靠我们个人能干个啥？！”

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曾在多次在会议上见过任老总，认识任老总多年，但和任老总近距离接触却在1990年于德国的德累斯顿。那次我和任老总都去参加国际宇航联合会（IAF）的大会。那个年代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代表官员居多，一般他们只参加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很少参加分组的学术会议。因此参加航天运输系统分组会的中国代表只有任老总和我两人。他也是我见到的参加学术会议最年长的学者，他对学术的专注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共同参加了几天会议，让我们熟悉起来，并在一起讨论过对美国发展重复使用航天运载系统的看法。在异国他乡，因相同的关注，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而欧洲这个古城给我留下了一段对任老总的珍贵的回忆。

1992年在完成921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我向任老总请教的机会就更多。当时任老总担任评审组组长，我担任论证组办公室主任和总体组副组长。这次论证工作的评审和以往完全不同，评审组和论证组是同时成立的，在论证过程中评审组多次听取了论证组的汇报，在汇报前评审组事先就提出了要求论证组要回答的问题，并在论证组回答这些问题后进行讨论。在论证报告完成后，又在京西宾馆集中评审了一周，在这㳄评审过程中评审专家共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后最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种细致而严格的评审是保证921工程顺利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921工程的论证过程，也是我聆听任老总的指示和向任老总学习的过程。一在这以后，在我负责的有关空间站发展蓝图的课题时，其开题和评审时我都请任老总担任评审组的组长。在课题进行中，也曾多次向他请示，请他为我们的论证工作掌舵。

1995年，任老总组织了一个火箭发动机讨论班，参加讨论的都是火箭发动机专家，任老总也邀我参加讨论，从而让我受益匪浅。1996年美国宇航局（NASA）推出了一个使用火箭发动机的单级入轨的航天运载器方案“冒险星”，其特点是采用塞式喷管。讨论班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199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高技术辞典》，其中的航天部分请任老总担任主编，而任老总把这部分的具体组织和技术编辑工作交给了我。在各个条目编写完成后，出乎找的意料，任老总亲自召集会议对每个条目进行了评审。在编写过程中，我见证了他亲历第一线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可惜不久我就退休了，也就没有机会再去向他请教了。

任老总是老一代航天总师中最长寿的一位，在我看来，这与他进取、豁达与乐观有关。任老总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虽然身处航天技术决策的顶层，但他总是要深入科研第一线，充分听取底层科研人员的意见后再定。他曾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在学习他爱国、奉献、朴实、求真的精神，为我国建成航天强国而继续奋斗！